Thursday, May 3, 2007

香港人贏了一步

◎ 梁慕嫻


香港特首選舉,引發我一場苦澀的激動。激動的是因為我真的看到香港贏了。贏了甚麼?香港市民贏回了一個快要被中共統戰去的特首。致於苦澀,當然,這只不過是一場未曾入門的幼兒遊戲般的選舉。

曾蔭權在宣佈當選的一刻,眼泛淚光,幾乎落淚,是做戲嗎?是做戲嗎?不是的,做戲哪能如此逼真。他是百感交集,真情流露,才會如此熱淚盈眶。不是為了得到 中共的認可,也不是為了那六百四十九票的賽果,這些他都事前知曉,哪能令他感激如此?香港市民不離不棄的支持,才是他感動落淚的原因。也許這是他畢生難忘 的經歷。香港市民不能用票,卻能用民調,用真誠嘉勉的對話,告訴曾蔭權他們才是老闆。當市民送給他一個大禮││認受性而令曾蔭權,真真正正地認識了這個老 闆之時,香港市民就把曾蔭權特首贏回來了。這是向前走的一步。

夾在中共與港人之間的特首

曾蔭權並不是一開始就自覺地接受市民的洗禮的。因為有競爭的選舉,他才會拋出詳盡的政綱,許下不少的承諾。他從原本高高在上,高傲自大的高官,變成落區親 民的候選人,自願給市民一個拒絕他的機會,到要修正自視精英的心態。他的反省是刻骨銘心的。關於政改和雙普選,他從最初認為,一切以中央為決定因素,沒有 中央應許,爭取也無用,強調雙普選是國家政策,對不可改變的事情要沉著接納,面對民主派的訴求,由無力感而至想發惡,到爽脆地承諾在任期內徹底解決雙普選 問題,還要大家一齊玩一舖勁的。曾蔭權是回歸到香港的核心價值上了。


溫哥華有一位時事評論員曾訪問過司徒華先生,他問:「如果香港成功爭取普選,選出來的特首都要聽取選民的意見,但同時又要聽命於中央,這個特首將如何當?」


問得好,問題的關鍵是,中央與香港選民這兩個老闆在價值觀上,政治事務上南轅北轍。香港特首處在這種水火不容的民主與專制的夾縫間,的確不容易,環視全 球,你能找到一位這樣難當的首長嗎?即使港英時代的港督們,同樣也有一個宗主國,但因為英國與香港社會均認同一樣的基本價值,他們也沒有面對這樣的難題。 所以,香港的特首之難當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無論誰當上,哪怕是梁家傑,都會被這兩種對立的、民主與專制的觀念所撕扯排為兩面不同的性格。


曾蔭權和董建華很不相同
我始終認為曾蔭權與董建華是完全不同的。董建華是中央與香港地下黨合謀預先選定,然後有計畫地讓他慢慢曝光成為特首。這樣才算欽點。董建華由頭到腳認同中 共意識形態,甘心為他們所用而成為傀儡,讓地下黨人把著手來治港。他是無可救藥的,因而要把他轟下台去。這個階段可歸納為親共派掌權時期,本來是中共最希 望的治港模式。


曾蔭權則不算是「欽點」。中共迫於形勢,順著政局認同一個自己勉強可以接受的人為特首,是無可奈何的妥協,而香港市民也在民調中相應地表達了支持,也務實 地作了妥協,曾蔭權就當成了特首,而且連任了。我認為曾特首骨子裡是認同西方民主社會的價值觀,因而願意接受香港的核心價值,否則明知會當選還那麼費神去 辯論去落區嗎?換上董建華他才不會玩這一套。


中共和地下黨為要爭取曾蔭權向中共意願形態傾斜已很積極,很務實,很小心的。他們拿出的殺手撊││統一戰線,去拉攏,去懷柔。給予曾特首充份的尊重和方 便,讓他舒舒服服地當這個特首。如果曾蔭權的自由民主道行並不厚實,在中共強大的意識形態包圍下,時間一長,他唯有事事取個平衡,就會越來越迷茫喪失方向 和意志,以至最後背棄香港市民。爭取香港特首站在自由民主一邊而不是一黨專制一邊,教育他,拉著他,像這次選舉一樣,是香港市民在特區的特殊政情下的歷史 使命,是一場香港市民與中共中央的角力。好像一場拔河遊戲,香港特首就在繩子的中間。


我看,只要中國政制仍是一黨專政,無論將來誰來當特首,即使是普選產生的,情況都會是一樣。香港市民和民主派人士的任務就是不斷地與中共角力,把自己的特首拉回自己這一邊,而不是把他推向中共。直至中國出現民主憲政的曙光。
(梁慕嫻:前香港中共地下黨成員,現居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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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殺人嗜好

◎金鐘

● 編者按:毛殺人如麻,國人家喻戶曉,今有大陸學者上電視為之作辯,一鳴驚人,本刊特以此輯作出回應。介紹事件,指出當前評毛的根本分歧是兩種價值觀的對立。

去 年在紐約一個大學生的藝術展上,看到一件回顧性的抽象作品〈二十世紀大屠殺〉,引起我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統計表,紀錄了四十三次大屠殺主使人及死亡人 數。毛澤東排名第一,殺人數量四千九百萬,說明是「死於大躍進與文革」。我問一位女學生,資料從何而來?她不知其詳,只說是美國學者研究的數字。


如附表所示,殺人記錄前三名:毛、斯大林和希特勒,是公認的二十世紀三大暴君,他們的殺人記錄都數以「千萬」計。這項統計還包括三名美國總統:杜魯門原子 彈炸日本,死了五十萬人,尼克松越戰有七萬越南人死亡,約翰遜繼續在越戰中令三萬越南人死亡。可見這是一份美國自由派學者的統計。四十三項屠殺,總計死人 一億零二十萬。中國人佔百分之四十九。


這份統計的準確度,當然是大有爭議的。不過,從大的架構來看,還是可以反映二十世紀人類在專制獨裁和戰爭中遭受的犧牲,而死於極權主義的人,大大超過戰爭中的死者,佔七成九,近八千萬人。


殺人記錄是保密中的密中之密

中國人究竟在二十世紀死了多少?中國的學者專家至今仍是交白卷。美國軍方有歷次大型戰爭的死亡人數公佈,精確到個位數(如越戰五八二○九人,韓戰三六五七 四人),可是我們連國共內戰,雙方軍人死亡的概數也拿不出來,更不用說平民;抗日戰爭死亡人數,竟是「百萬」還是「千萬」也搞不清楚。


這些半個世紀以上的帳,不說也罷。


近五十年的非正常死亡,集中在毛統治時代。毛後,尤其近二十年,研究之風已經啟動,雖然,眾說紛紜,從建國的鎮反、土改到反右、大飢荒、文革,死於毛的獨 裁政策者,估算有多有少,但中共體制內外,加上國外學者,各自的結論都在「千萬」這個數量級上。少者二三千萬,多者七八千萬。


可以鄭重指出,對毛時代的研究和批判,焦點越來越集中,一言以蔽之:毛究竟害死了多少中國人?張戎的暢銷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宗明義提出,毛害 死了「七千萬」中國人。我不止一次解讀道,這本八百頁的書就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毛怎樣成為獨裁者,七千萬人怎樣死去?有人說,這是主題先行,預設立場, 所以只收集毛的負面材料。


好。即使如此,除了這「七千萬」,毛也幹了許多好事。但這七千萬的帳,應不應該算?或者說這「七千萬」的負債,可不可以用他的進帳加以抵銷?從西方的前毛 派學者到台灣的前反共專家,不必提北京的御用文人了,都是用這種會計法在為毛解脫——毛讓中國人站起來了,長江大橋修起來了,衛星上天了,甚至貪官、妓女 都不見了……我在網上看到過懷念毛的數十條「不要忘記」。更多的研究者在著書撰文、開會演講,窮十年八年之功,論證毛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評價毛的軍事韜 略,乃至文采風流,但是絕無僅有的、無人問津的或敬而遠之的課題是,毛殺了多少人?


顯然,中共官方在日趨失控的傳媒與出版管制,甚至在它的官方保密制度中,已在走向一條最後的底線,那就是毛和共產黨究竟欠了中國老百姓多少血債?毛當然是 天才,包括他破紀錄的殺人天才,他對數理化沒有興趣,卻創造出一個簡明的殺人公式:按比例殺人。這是他發動不間斷的政治運動的基本策略,打擊(包括批鬥與 關、管、殺) 對象控制在百分之五之內,無論怎樣對待這微不足道的少數,「佔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都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換言之,這百分之五化為灰燼,我亦立於不敗之地。不說這個比例往往超額(毛在說打原子仗和大躍進時準備死人的比例已達一半和三分之一),即使不超過,以百分之一計,十億人口就是一千萬。在毛治下無辜死去的幾千萬人,不錯,大約在他的控制數字之內。


毛也說過極有智慧的話,他說,人頭不是韭菜,割了可以長出來,可殺可不殺的不殺。他當然深知人命關天,殺人抵命這些傳統的天經地義。因此,我們看到:共產 黨的殺人紀錄,那是一切黨國機密中的密中之密,一切核心機密中的核心。甚至可以預言,這部份機密的壽命可能比共產黨的壽命還要長。其管理之嚴,可能總書記 也不得調閱。相比之下,甚麼路線之爭,左右是非,成敗得失,冤假錯案,全是無謂之事,都可以揭曉和擺平。


他們不會忘記當年裹脅民眾參軍打仗賣命的一招,是拿出幾個階級敵人謀財害命的故事,召開訴苦大會,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


毛殺人歷史的三個階段
概括地說,毛的殺人史,可分三個階段:


一是將殺人合理化。從革命的暴力論,宣揚暴力是新社會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殺他,他要殺你!」「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千百萬人頭落地!」類似的宣傳,煽動殺人不可避免,成為「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依據。


二是將殺人合法化。這是奪取政權後的發展,制定各種嚴刑峻法,用毫無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處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死刑。前 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證實過這種司法的「慘無人道」。這對一個革命成功後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國家而言,是不可寬恕的罪行。


三是殺人的神聖化。如果前兩階段在蘇聯都出現過,那麼這個殺人萬歲的階段,純屬毛的獨創——這就是毛晚年發動的文革。文革以那樣上億人的政治瘋狂,以階級 鬥爭打倒「封資修」為名,實行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令千百萬天真的青少年成為打手兇手,致人於死地而後快。造成無數人自殺、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發生 道縣大屠殺那樣滅戶滅村令人髮指的事件。毛已經把殺人變成了全民性的狂歡,令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變成一群嗜血的野獸。毛也在這場吃人的饗宴之後死去。


北京學者讚美毛的殺人政治學
當中華民族經過毛數十年血的蹂躪之後,毛的繼承者們驚於共產黨罪孽深重,他們給甦醒的國人以種種物質的賄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卻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寫 歷史,作新時代的洗腦。同時禁制言論,沒有人敢於或有機會清算毛的罪惡。他們甚至也不敢再為革命暴力作理論上的闡述。


然而,最近一位大學教授蕭延中,百無聊賴,竟作起文章,還上電視講台為毛的殺人歷史巧言辯護。搬出西方學者的甚麼理論,給毛作心理分析。通觀他的那篇一萬 四千字的〈試論毛澤東「革命犧牲」的政治學〉,透過晦澀玄奧的學術詞令,把毛號召人民作無私的犧牲,美化為「革命的永生」。本欄「一個觀眾」的文章已有清 晰的剖析。蕭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與倖存者」的美國教授羅伯特.利夫頓,對中國革命與現實的了解,不過是搜羅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關於為革命不怕犧牲的若干 講話,便煞有介事地構建學說,稱毛把死亡與犧牲內在聯結之後,對死亡的焦慮便「轉化成為深沉的動力,昇華為崇高的道德」。毛「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為中 國永世長存的象徵。」還說,毛的生涯不斷和死亡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蕭延中讚揚毛反覆說「共產黨員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困難嗎?」是反映毛革命和辯證法的徹底性。他的結論是:毛成功地把對死亡的恐懼轉變為傲視死亡,而成為 戰無不勝的全能的領路人。毛的生死辯證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號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犧牲已被陶冶結晶成具有神聖意義的政治學。他甚至斷言,毛這種政治 學邏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仍發揮著非同小可的持續功能。」


如果說,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還可作為笑料一粲,那麼,這位人民大學五十二歲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齒。他應該去問問他的那些倖存的親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聖的符號,而不是鮮活的生靈?


在慾海中浮沉自甘腐蝕的今日中國士人,也許不必苛求他們。但必須指出在評毛論壇上,無論華洋與雅俗,根本分歧乃是價值觀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嚴高於一切,還是所謂革命、理想、國家高於一切?在認同前者的當代普世價值中,人權是高於一切的。然而,在共產黨的哲學中卻是 顛倒的,在中國封建倫理的傳統中也是顛倒的。毛正是這兩種顛倒的集大成者。蕭延中和利夫頓只引用毛借以取得政權之前的豪言壯語,為甚麼不面對一九四九年後 的大量死亡?


毛澤東頑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動

應該補充的正是,毛的大規模殺人是發生在國際共產運動開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後。這一點,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


眾所周知,中共革命並取得大陸上的勝利,很大程度是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援助扶植的結果。包括複制紅色恐怖暴力專政在內。但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後,蘇 共立即捲起修正潮,並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開揭露與批判斯大林,在一系列的政策與理論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斯大林的濫殺無辜。引起東西方一 致的共鳴與憤慨。


蘇聯歷史學者、作家從國安資料中,驚人地發現,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萬人被處決,莫斯科有時一天就槍斃上千人。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被害 人數,估計達一千五百萬;斯大林死時,仍有一千二百萬人關在勞改營。這種政治恐怖,大大超過歐洲歷史上的紀錄,西班牙最殘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燒死一萬人, 法國革命雅各賓專政,上斷頭台的只有一萬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紀一百年處死政治犯也只有幾十人。斯大林殺掉的包括黨政軍的大量高幹,包括中央委員、 元帥和數百名將校軍官……


這些確實的情報,毛和中共高層絕對知悉,我曾在中共官方有關八大的材料中,看到毛等人亦表示對蘇共二十大的肯定,他們公開也承認斯大林有「錯誤」,但是毛 內心的真實、他那反人類的冷酷心理,是後來才為人知:他根本反對否定斯大林,說俄國人把兩把刀子(列寧、斯大林)丟掉了一把(斯大林),另一把也快丟了。 何謂刀子?殺人工具也。毛欣賞的是列寧斯大林的殺人本領。


可見毛留戀的迷信的仍然是幾十年前佔山為王,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因此,口出好戰狂言(世界大戰死一半人口,換來一個新世界),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無動於 心。親自發動一個又一個運動,「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鬥鬥鬥!殺殺殺!血流成河,哀鴻遍野——便都在他的內心邏輯之中,人民的死亡成全他崇高的「道德境 界」。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毛就自我塑造了一副絕不仁道、視百姓為草芥的千古暴君形象。


在黨內,和劉少奇的分歧,實質上仍然是關乎死人問題。人為的錯誤導致三千萬人死亡,使劉少奇良心發現,形成高層衝突,七千人大會,而後文革,千百萬人頭落地。

  在我看來,無論學者專家,還是學生市民,只要面對那血淋淋的歷史,面對二十世紀的也是人類空前的踐踏人權的記錄,批毛,已不再具有學術上的需要,而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追查如山的血案,對殺人元凶進行公開的缺席審判,然後,在天安門廣場豎立一個受難者紀念碑。


中國的民主化,如果無法越過這個障礙,徹底清算毛的罪行,及其留給繼承人的殺人基因,那麼在必將到來的共產大廈倒塌的一天,難免還會有一場大流血。

(2007年4月27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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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17, 2007

左傾碰壁 中南海政治回擺

TrendMag
今年兩會前夕,2月26日新華社轉發了溫家寶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文章《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這無論對於中共還是溫家寶個人都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對於中共,西方媒體普遍認為,溫家寶在文章中明顯暗示,中國共產黨在未來100年之內沒有實行民主的計劃。這一針見血地揭示了中南海統治集團的本質:經濟 繼續開放,政治更加專制。問題是,現任的中共當家人即便要維持一黨專制,也沒有鄧小平那種「堅持一百年不動搖」的定力,充其量是內外交困時祭出鄧的旗幟以 圖自保。 胡錦濤上台以來-朝拜西柏坡,大肆慶祝毛澤東冥誕,到延安過春節,一直試圖恢復毛澤東正統意識形態的地位,甚至提出向朝鮮、古巴學習;在國際關係上以「大 國崛起」為名,用金錢拉攏落後的專制獨裁國家;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把中日關係降到谷底,壓制港台民主政治發展,擊毀太空衛星;在國內,社會衝突不斷升級、 民怨沸騰、民變四起……這無疑是一條左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四年多的實踐已經證明,這條路已經撞到南牆了。 溫家寶長篇文章的一個重大政治信號是:胡錦濤背離鄧江路線到了盡頭,中南海的政治鐘擺開始往回擺了-抬出鄧的神主牌,信誓旦旦要確保(十三大確定的)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可以預期這基本上就是十七大政治報告的主基調。與此相關的是,醞釀了十多年的《物權法》過關出台了,中國又重返私有化的 軌道;隨著溫家寶的出訪,與日本的關係也將解凍;在人事安排上胡錦濤也不得不以妥協求平衡,非團派的習近平、張高麗等相繼履新……

從這個角度看,溫家寶的文章像是胡錦濤的「罪己詔」,但明明是第一把手應該做的事情,胡錦濤為何偏偏讓溫家寶代勞?一種解釋是,此文乃溫家寶去年的一個內 部講話稿,刊發當時溫正處於政治危機中,迫於家屬腐敗、宏觀調控失敗等壓力,更主要是替胡錦濤左傾機會主義失敗路線頂罪,溫一度口頭提出辭呈。由他代表中 南海作新的政治路線宣示,當然是保護他政治上過關的一種技術安排。

但也有另一種解釋,胡錦濤對於中南海政治路線回擺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他在最近的俄羅斯之行中,勞師動眾地朝拜列寧的情形,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他的真實心態。 而且,對於向政敵妥協,不得不採取政治回擺的調整可能帶來的風險,胡錦濤當然是心有餘悸的,溫家寶能為他出面,就意味著增加了胡的保險係數。由此也可以看 到,胡錦濤實施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出於一種本能,而在需要糾正時卻是很有保留的。

溫家寶是眾所周知的「經濟總理」,與周恩來、華國鋒、趙紫陽、李鵬、朱鎔基比起來,他是中共歷屆總理中最弱勢的一位。然而,如今溫家寶已受命負責起草十七 大政治報告,這使人想起,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前半年,鄧小平就已經命當時的總理趙紫陽負責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工作,並準備十三大政治報告。難道這段歷史還 要重演?今天的「太上皇」也許已經沒有鄧小平當年廢黜胡趙的權威了,但是由總理起草十七大政治報告本身,即便不是有人要限制胡錦濤的大權,甚至要胡下台, 至少胡已經意識到:獨攬大權,也是矛盾壓力的眾矢之的,面對現實環境,除了政治路線要「退夠」,胡還需要借助溫家寶的支持,才足以抗衡政治對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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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訪日與胡錦濤牌局

劉曉竹@TrendMag

如果外交是內政的繼續,那麼溫家寶訪日就不能不透露中國內政的訊息。五年前,在胡錦濤當政之初,手裡有三張牌:一、反腐敗;二、民族主義;三、政治改革。 這三張牌代表中國現代政治的三種潛流,而如何應對之,將決定胡錦濤的政治遺產。實在說來,胡錦濤的選擇空間非常小:這三張牌的任意一張並不能長期奏效,必 須在某種程度上與另一張牌相結合,如此中南海的牌局才能維持下去。

胡錦濤的第一步是放棄政治改革這張牌,南面伊始,左撇子招搖過市,不但不得人心,而且限制了自己的選擇空間。如此一來,胡錦濤就只剩下反腐敗與民族主義這 兩種牌的某種結合。果不其然,胡錦濤以先進性教育為虛,以抓陳良宇為實,終於打出了反腐敗牌,希望以此提振人心,開拓新局。但是,如上所述,光打一張牌是 不夠的,如同一條腿難以邁步。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民族主義牌的配合,反腐敗就沒有凝聚整合的功能,而可能變成派系內鬥,導致政權的分崩離析。故抓陳良宇容 易,繼續打反腐敗牌難。

然而,打民族主義牌的困難在於,出口轉內銷需要外部條件的配合,這顯然十分有限。民族主義必須有敵對目標。如果選台獨為目標,則兩岸關係更加惡化,而軍事 解決一來不可能,二來可能導致經濟發展的全面停頓,果如此,政權瓦解指日可待。如果以美國為對象,則經濟會受衝擊,繼而引發內亂,效果是一樣的。從中南海 環視,美國與台灣是不能動的,而以日本為目標是唯一的可能選擇。因之,胡錦濤對日政策一直舉棋不定,搖搖擺擺五年,其實內情並沒有那麼複雜。在我看來,無 非是找不著下嘴的地方。

換句話說,胡錦濤的對日政策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問題,而是中國內政的需要。但是,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燈。一來日美安全條約是攔路虎,牽一髮而動全身,台灣與美 國都在後面。二來把日本徹底得罪了,日本可能成為不穩定因素,如同它曾經是大清國的不穩定因素。日本既然支持過孫中山的民運,也可以支持現代版的民運。三 來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你要用教科書做文章,日本就用中國教科書的問題來回應,你要談歷史,就把中共的五七反右、文革十年、八九民運納入討論。歷史常常有驚 人的相似之處,日本人今天抓中共的短處,與當年抓慈禧太后的短處如出一轍。

今天,胡錦濤終於想通了。溫家寶訪日意味著胡錦濤放棄了民族主義這張牌。實在說來,這牌拿在手裡五年,最終不得不放棄,意難平也。但以中國的根本利益而 言,應該說這是正確的選擇。唯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小兒科三天可以想通的事情,胡錦濤用了這麼長的時間才想通,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更重要的是,這牌局往下 怎麼打?也就是說,反腐敗必須與政治改革相配合,明天的胡錦濤必須否定昨天的胡錦濤。這個彎子該怎麼轉呢?如何把左撇子丟掉的這張牌,用右手重新撿起,考 驗著胡錦濤的政治智慧。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60/select/260sel14.html

華人歧視黑人

程凱@trendMag

美國華人在爭取和捍衛自己的權益時,常常以「反對種族歧視」為武器,屢試不爽,所向披靡。最新的一個例子是:傳媒大亨CNN創辦人特德‧特納來舊金山,在 一個公開場合講話中,用了一個辭匯「中國佬(Chinaman),他說:「中國人很聰明,你碰到過一個愚蠢的『中國佬』嗎?」結果,這話惹起舊金山華人的 憤怒聲討,不依不饒。其實,特納的話,沒有惡意,但面對華人的聲討,特納不得不承認「冒犯了華人」,公開道歉,而後黯然離開舊金山。

那麼,善於使用「種族歧視」武器的華人,自己是否也有種族歧視的情緒呢?可以說,不但有,一些人甚至相當強烈,相當惡劣。

二月二十三日,舊金山的英文《亞洲人週刊》(Asian Week),刊登一篇姓伍的華人專欄作家的文章《我為什麼憎恨黑人》(Why I Hate Blacks)。作者在文章中,毫不掩飾地發洩內心的種族歧視情緒,讓人吃了一驚。 《亞洲人週刊》為舊金山呼風喚雨的親北京左派華人方氏家族擁有。這家週刊過去也曾登載過令美國社會驚詫的言論。如:它是當地唯一一家詆毀法輪功的英文媒 體,它把一向支持法輪功維護自身權益的舊金山市議員戴利(Chris Daly)的頭像,登在封面,在其額頭印上「滾蛋」(Butt Out)的字樣。這些粗鄙的舉動,使人看出《亞洲人週刊》不是一家具有檔次的媒體。

何以向來「反對種族歧視」的華人,卻又歧視黑人呢?這要說到:其實,美國的許多華人,在白人面前,內心有著深深的自卑感。他們動輒向著白人亮出「反對種族 歧視」的武器,為的只是求得內心的平衡而已。而作為自卑心態的另一面,在反對白人「種族歧視」的同時,他們又會去歧視其他弱勢族裔,如黑人、墨西哥人。 《亞洲人週刊》發表《我為什麼憎恨黑人》的文章,反映的華人平衡內心深處族裔自卑感的心理,這和當今中國,民族主義高揚,是因為許多國人內心有著深深的民 族自卑感,道理如出一轍。

《我為什麼憎恨黑人》文章發表後,首先做出強烈反應的,是舊金山市議會。市議會以全票通過議案,對《亞洲人週刊》予以譴責,責成市政府今後撤銷提供給這家 週刊的政府廣告。接著,與舊金山有關的知名人士,也都紛紛發表譴責《亞洲人週刊》的講話,包括:舊金山市市長紐森,舊金山選出的加州議會華裔參議員余胤 良、眾議員馬世雲,美國國會日本裔眾議員邁克‧本田,國會眾議院議長南西‧佩洛西,等等。舊金山市長紐森在聲明中說:「舊金山是接受所有多元化市民的地 方,容忍是我們的特點,但任何充斥仇恨的言論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亞洲人週刊》歧視黑人事件,美國主流傳媒也有報道,卻沒有在舊金山黑人社區引發騷動。黑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顯然強過華人。幾位黑人社區領袖還發表談話,原 諒了《亞洲人週刊》。不過,對事件表示關注的人,包括華人,仍期待《亞洲人週刊》做出像樣的反省。但人們看到的只是:總編輯代出面做了一次道歉,《亞洲人 週刊》登載了一篇「道歉聲明」,接著,將專欄作家開除和將當事主編調職,了事。然後,一個多月過去了,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60/select/260sel09.html

Saturday, April 14, 2007

中國人,你為什么這么愛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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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寬興(北京)


小靜死了,死得出人意料。實際上,我和她并不熟識,僅僅因為朋友宏的關系見過她兩次,而宏是她大學時的男友。在那個信奉純情之戀的年代,他們的關系并沒有維持太久,由于工作關系,畢業后分別去了兩座不同的城市,緊張的生活使他們很快就分開了。

但我經常拿小靜的名字打趣老朋友。這緣自一個小范圍內知曉的典故:在宏與小靜熱戀的時候,有一次逛街回來,男女宿舍的大門都已關閉,他們只好來到教室打發 時間(大學教室的門是經常不落鎖的)。怕保衛處的人發現,他們沒有開燈。年輕時熬夜不算什么事,在新奇而興奮的愛情面前,他們甚至感謝宿舍管理員的刻板無 情給了他們這樣一個絕好的相處機會。于是,不停地聊天、擁抱。。。。。。直到小靜問:“你想不想吃豆腐?” 宏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么晚了,哪還能買到豆腐?我去給你買個面包吧。”小靜有點惱怒地拒絕了,弄得我的傻哥們宏一頭霧水。

后來,年齡大了,飯桌上就有了葷段子,只要哥幾個聚會,最后的保留曲目一定會是:“宏,想不想吃豆腐?”

最近的一次聚會,剛有人說出這句話,宏的臉色就變了,“以后別再這樣鬧。小靜死了,被人打死了。”

她死在北園路的建材城。被三個男人用鋼管擊打頭顱而死。

實際上,畢業后小靜去了青島,很少再回濟南,這一次仍是回父母家中過春節,加上在電視臺工作的姐姐要裝修房子,小靜就比往年提前幾天回來,幫忙照應姐姐。 這一天,她們發現剛買的暖氣片漏水,把地板浸濕了很大一片,就找人拆下暖氣片,打車來到賣暖氣片的建材城要求退貨。賣暖氣片的柜臺老板承認貨是他賣的,但 只答應換貨,而不給退錢。小靜上學時就是認死理愛較真的性格,心直口快,她說這里面好幾個都是壞的,你再給我換我也不放心,我不要換,只要你退錢。

好不容易賺到手的錢,老板當然不想退回去,于是就耍開了太極。總之是一番讓雙方都感筋疲力竭的辯論與爭吵,隨著時間的推移,彼此的火氣越來越大,姐姐看老板鐵了心不給退錢,便亮明了電視臺節目主持人的身份,“既然你不退錢,我在電視上給你王八蛋暴光,非把你店封掉不可。”

她的話剛說完,在看熱鬧的人群注視下,建材店老板突然摸出了鐵棍,兩個二十歲不到的伙計也緊跟其后對小靜和小靜的姐姐開始了致命的毆打。兩個手無寸鐵的女 子自然不是三名鐵棍在手的大男人對手,很快小靜和她姐姐都被打倒在地。最后的結果是:小靜送往醫院時已停止呼吸,而她的姐姐顱骨開裂,至今躺在醫院的病床 上,差不多已經成為一個植物人。

由一場總價值不過一千元的暖氣片糾紛開始,突如其來的暴力事件毀掉了至少四個家庭的生活。當然,從此以后,酒桌上也就不會再有那個葷段子出現了,宏的感慨是:現在的人啊,怎么就這么容易生氣呢?

老板和小靜姐妹都已年近四十,按說不該是輕易動怒的年齡了。不過是一千元錢而已,怎么會象青春期少年一樣沖動易怒?我聽表弟描述過一次干凈利落的殺人過 程:兩個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整日四處游逛,有一天,兩人為誰先玩游戲廳的老虎機罵了起來,一人口拙罵不過對方,恨恨然離去,等他再 回來,手里就多了一把長刀,另一人看事不好,趕忙沖出游戲廳,剛跑出門口,持刀者的大刀已死命朝對方脖頸上砍去,我不知表弟的描述是否準確:頭都被砍掉 了,身子還堅持朝前跑了好幾步才倒下。這事發生在兩年以前,當地人并不以為怪,打架死人,似乎已不算什么特別的大事了。就在兩個月起,我的一位堂叔便對我 講起他毆打一個年僅十八歲少女的“光輝事跡”,這位參加過對越戰爭并立一等功的特種兵,當他的兒子在學校里被人勒索搶劫,他想到的不是報案,因為他知道報 了也沒用,校園暴力問題引不起警方的注意,而報案卻會招來校內外聯合的小黑幫對他兒子的報復,于是,這位身手不凡的前偵察兵,找來當年并肩奮戰的幾個老戰 友,先是假意讓兒子答應繼續給錢,暗地里卻對搶劫勒索者實施了專業跟蹤,當負責聯絡的一個女孩子出現后,這位當年的戰斗英雄一把扯住女孩子頭發,幾乎把頭 皮都給她扯掉了,如果不是戰友在旁拉住,估計這個女學生一定活不到第二天。“當時實在太生氣了,你弟弟這么老實,竟然還被人欺負。”

無疑,暴力已經成為解決問題的一種普遍方式,總是隔三岔五地聽到點與暴力有關的新聞。仿佛人們的火氣越來越大,大到連一頓飯都吃不好了。就在北京的回龍觀 社區,我認識的一個人,吃著吃著就和鄰桌打了起來,很“英勇”地把對方打成鼻梁骨斷裂,不料對方卻是已歸化加拿大國籍的移民,這一拳打下去就打出一個“國 際事件”,打人者被拘留,只好自認倒霉,最后,賠款外加活動費用,不下十萬塊錢。

沒有見識過西方社會,只聽說在西方法律制度下,打人是嚴重的罪行,可在我們這里,只要不把人打死,似乎就不算什么事(當然,不小心打到黃皮白心的外籍華 人,事情會比較麻煩)。一個縣城里的兩群年輕人打架,都到鄰縣去搬救兵,而那鄰縣的年輕人打架是遠近聞名的,敢打,善打(打得狠,卻不出人命),喝場酒就 能請來。就這樣,為了爭一點什么事,兩群人便動了棍子。110警察聞訊而至,兩幫暫時停止了毆斗,齊聲對110警察喊一聲“滾”,然后警察就走了,于是兩 群人重新開始戰斗。(對那個鄰縣的治安狀況之差,我曾有體會,但因與本文主題無關,此不贅述。)

原本以為經濟社會中的“經濟動物”們不再信奉以暴力解決問題,對一般年輕人的打架,總以青春期沖動作解釋,卻不料連小靜都死在一場莫名其妙的糾紛中了。

為什么連成年人也這么容易愛生氣?

想起了自己的一次動怒。多年來,一直向原就讀的山東大學索要學歷,2005年,再次致信過去,回信的口氣與態度使我覺得事情有轉機的可能。卻不料有消息傳 來,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黨委書記高山先生認定當年我確實有“曠課”行為,打電話過去,高山先生第一句話就是:“為什么早不要學歷,晚不要學歷,這個時候 來要學歷?”

盡管相信自己的信中已有足夠過硬的證據,還是匆匆趕回濟南解釋,書記說:“找當年處理你的人調查過,你確實曠課。”

“不可能。你找誰問的?”

“我不能告訴你。”

“那你看過我的信嗎?”

“看過。”

“你如何回答我的置問?”

“你的情況與別人不同。”

“怎么不同?”

“你自己知道,政治問題,你還不懂?”

“既是政治問題,為什么卻以曠課為名開除?你能否正式代表學院告訴我,是因為政治原因?”

“不能。但你明白。”

于是我生氣了,后果很嚴重,但這后果只是對我而言。和他吵了幾句,重重甩門而去。但在匯報給公安部門的材料里,這一甩門之舉,就被夸大到“甩碎辦公室門玻 璃”的程度,盡管書記大人后來對我承認實際上并沒有摔壞玻璃,但報告已經打上去,有關部門顯然比我還生氣,于是找準了我的七寸,毫不客氣地端掉我的飯碗, 把我賴以為生的商店收了回去。

教訓是:你可以生氣,但要看生氣的對象是誰,如果對高書記這樣的人生氣,后果就很嚴重。當然,高書記還不是最可怕的,這么多年,我從不對警察生氣,想都不 敢想,我總是對他們陪著小心。我承認,我欺軟怕硬,原本以為不穿制服的高書記會相對沒那么可怕,卻不明白穿不穿制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是一架機器的 不同組成部分。

于是,我想讓自己變得再也不會生氣。我們都是欺軟怕硬的人,當一個無法戰勝的對手在眼前,我們只會感覺恐懼,而絕不會生氣。我們生氣的對象只能是和我們一樣的平頭百姓,抄一根鐵棍在手,打也就打了,你怎么著我?想告我,不嫌麻煩你就去。

我們可以用用現代社會的普遍焦慮感為自己辯解:我們買不起房子的壓力,沒錢看病的壓力,上不起學的壓力,沒有養老保障的壓力,找不到老婆的壓 力。。。。。。一并積攢著,象一桶不斷加熱的汽油,等到一個合適的機會,當一個合適的對象出現,這壓力就會轉化為生氣的表現而釋放出來。

沒錯,我有很多壓力,我認識的人,往往也有很多壓力,一般情況下,我們忍著,大不了晚幾年買房子,大不了不裝修,大不了有病不去看等死,但是,如果你不是 那個機器上的部件,請別惹我,我們都很容易生氣。當我感覺和你身份差不多的時候,反正你也沒什么好怕的,那么,你很容易成為我生氣的對象。你要小心。

龍應臺先生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但她只看到中國人性格中的一個方面,事實上,我們還有另外一重性格,我們其實是非常愛生氣的。親眼所見的事多到數不勝數,氣得我不想寫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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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9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Wednesday, April 4, 2007

《竊聽風暴》襲擊中國


陳破空

● 德國描述共黨東德以秘密警察監控民眾的影片《竊聽風暴》,被中共禁演,卻在中國大陸以盜版形式瘋狂流行。中國民眾感嘆昔日東德的歷史,正是今天中國的現實。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國洛杉磯好萊塢,一年一度的奧斯卡金像獎出爐,頒獎禮照例隆重而盛大。德國電影「 The Lives of Others 」(中文譯名《竊聽風暴》),榮膺最佳外語片獎。在此之前,該片已經橫掃今年的德國電影獎,囊括最佳影片、導演、製作、男主角、男配角、劇本、攝影七項大 獎,轟動德國。摘下奧斯卡獎,更使該片享譽世界。

《竊聽風暴》襲擊中國

然而,《竊聽風暴》卻在中國遭到禁演。原來,該片劇情,描述共產黨統治時期的東德,秘密警察通過竊聽、跟蹤和臥底等手段,大規模監控民眾和社會的情形。看過該片的中國人都驚呼:這分明是今日中國的翻版!今日中國,與當時的東德,簡直太像了!   

正 如其他被禁書籍和電影的命運一樣,中共禁演《竊聽風暴》,頓使該片的盜版DVD在中國瘋狂流行。春節期間,許多中國民眾見面的第一句問候語,竟然是:「看 《竊聽風暴》了嗎?」那些長期被監控的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更是感同身受,在便衣警察密布的監控之下,他們悄悄在家中觀看該片,不時發出長長的喟歎:人類 已經邁入二十一世紀,那些在東歐和前蘇聯已經成為過去式的故事,竟然還在中國上演!相關導演且樂此不疲!   

東歐清算前共產黨線民

實際上,那些故事,不僅已經在東歐和前蘇聯成為過去式,如今的東歐國家,還紛紛開始清算前共產黨的同謀者。早在九十年代初,剛剛獲得民主新生的捷克,就制訂《刑法增訂條例》,依據該條例,凡擔任過捷共縣級以上官員者,均可被處以二至五年有期徒刑。   

今 年一月八日,波蘭,剛剛被梵蒂岡教宗本篤十六任命為華沙大主教的斯坦尼斯瓦夫.維爾古斯,在正式就職前一刻宣佈辭職。原來,波蘭媒體揭發,維爾古斯神父年 輕時,曾與波蘭共產黨情報機構合作充當線民。在醜聞越鬧越大的情況下,維爾古斯神父承認曾經做過不光彩的事,並宣佈辭職。   

鑒於波共曾大力滲透天主教,波蘭神職人員中百分之十五曾充當波共政權的線民,維爾古斯神父事件後,波蘭主教團決定,讓全國每位主教都接受真相調查,以鑒定他們中是否有人曾與共產黨秘密警察合作過。波蘭的聖座國務卿也要求,將類似調查擴大到全國黨政人員,以示清白。   

波蘭議會隨後通過一項法案,禁止前共產黨政權的同謀者擔任公職。依據該法案,至少七十萬人必須坦白是否曾為波共充當線民。包括公務員、學者、記者、國營企業負責人、以及學校校長等,都必須填報表格,鑒定身份,否則將被徑直辭退。   

說到這裡,不言而喻,前東歐共產黨線民的下場,應足為今日異常忙碌的中共特務、奸細、線民之警戒。   

俄羅斯例外,民主大打折扣

除波蘭之外,清算前共產黨政權線民的工作,在東歐各國都已展開。然而,俄羅斯成為例外。目前的俄國社會,居然並不認為同前蘇共秘密警察和情報機構的合作,是件不光彩和恥辱的事情。   

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本人,就曾經是克格勃高級特務。普京當政後,大量前蘇共克格勃成員進入政府,佔據俄羅斯統治階層的比例,超過百分之七十。這便是俄羅斯沒有出現類似東歐清算潮的現實原因。   

實 際上,在俄國,誰都知道,克格勃曾經在東正教中大量招募線民。烏克蘭東正教會領導人揭露:在俄國東正教領導層和高級神職人員中,許多人從年輕時代起,就完 全被克格勃操控充當內奸或者線民。對此,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阿列克塞二世曾含蓄表示,希望社會能夠原諒教會中的那些昔日線民。   

俄羅斯的例外, 恰恰從一個側面,詮釋了俄羅斯民主遭到削弱的原因。儘管俄羅斯還有民主基礎,但顯然已經被普京弱化。普京當政後,瓦解了俄羅斯地方政府的選舉制度,地方長 官由他一人任命,大權獨攬;普京將原先的俄羅斯富豪一個個送進監獄,將大企業的主導權收歸己有,然後讓自己的親信成為新的首富或者富豪;普京當政期間,反 對派人物中毒和死亡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僅在對政府持批評立場的記者中,就有十四人遭暗殺或「神秘死亡」。普京連任兩屆後,竟然還打算在二零零八年之後充 當「太上皇」,垂簾聽政,足見其獨裁之心。   

儘管如此,在俄羅 斯,普京的支持率依然高達百分之七十。這裡折射的,是俄羅斯民族中根深蒂固的盲目個人崇拜心理。這種集體守舊心態,使俄羅斯民主大打折扣。普京受到支持, 出於兩點:其一,在車臣戰爭中,普京表現的強悍;其二,普京當政後,正值世界能源市場需求激增,普京利用俄羅斯最豐富的能源儲藏,大作能源買賣,使俄羅斯 經濟起飛,迅速重新崛起。   

毫無疑問,對前蘇共線民的清算,已經無法在普京時代展開,只能留待俄羅斯的另一個時代。而這種清算,即便對於俄羅斯,也是注定的,區別只是遲早而已。   

中共間諜戰從內戰延續至今

當 年,中共篡取國政,依仗的法術之一,就是間諜戰。在國統區內,中共無孔不入地發展間諜、奸細、線民。或者直接從「解放區」內,集中培訓並源源不斷地向國統 區輸送間諜、奸細、線民。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間諜戰,以人海戰術展開,令國民黨防不勝防。以至於國民黨的要津大都被中共間諜所據。不僅國軍高級將領左右,佈 滿中共眼線,就連南京總統府內也密布中共奸細。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陷落前夕,總統府內,七名機要報話員就有六名是中共特務。蔣公焉能不敗?   

中 共建政後,更將間諜戰進行到底。毛澤東迷戀明史,尤其推崇明王朝的特務治國術。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強化特務治國,達到登峰造極。在國內展開大規模竊聽、 跟蹤、臥底與監視,並將這種監控擴及海外、佈及網絡。中共監控的對象包括:民運人士、異議人士、宗教人士、法輪功學員、維權人士、其他抗爭人士(如堅持抗 爭的拆遷戶、訪民和疆蒙藏少數民族等),以及香港民主派、台灣和海外反共人士等。   

在這一過程中,中共更將其間諜戰中的人海戰術,發揮到極致。中共特務和線民,無處不在,密如蛛網。據學者估計,僅在香港一地,中共安插的特務、內奸、線民等就數以十萬計。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也先後爆出中共向兩國分別派遣間諜達三千人的新聞。   

中共在異議人士中發展線民

單說針對民運人士或異議人士這部分。中共除了監控和迫害,還對他們展開爭取工作。國家安全部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分片分點,任務落實到人頭,採取類似球場上密集盯梢或貼身緊跟的戰術,配合重金引誘與收買,對異議人士及其家屬展開聯絡和游說工作。   

針 對海外異議人士,中共的「統戰」工作,主要通過其家屬進行,以鄉情和親情為感召。當家屬受到優待,或者,從家屬那裡傳來國安人員「友好」和「善意」的口訊 時,一些流亡異議人士最初都以為,中共的目的僅僅是要他們降低批評聲音與反對活動,低調行事。但隨後就發現,中共的用意,卻深長得多,不僅要「統戰」,還 要「策反」:中共居然要發展異議人士當線民!   

各地國安人員為了立功受獎,施出渾身解數,全力誘惑兼游說,連曾被他們投入牢獄、受盡迫害的人,都不放過。此舉,對懷抱崇高民主理想的異議人士而言形同羞辱。對中共而言,卻十分自然:既然是人海戰術,中共發展線民,就不放過任何人的任何可能性。   

極 少數理念模糊、信仰不堅、意志薄弱或在海外生存維艱的異議人士,或淪陷其中。這是中共「統戰」的最大成果;少數異議人士雖婉拒充當線民,卻在中共的反覆勸 說下,言論與活動趨於低調,甚至完全消音,則是中共工作的次大成果;如果這兩點都達不到,中共還可能利用某人曾經回國,並遭安全局約談的情節,對外放風, 抹黑該人士,使其在民運中站不住腳,達離間之效。   

中共手段多樣, 恩威兼施,目的多重,異議人士,不可不慎不防。如果在黎明前的黑夜裡倒下,則誠為可惜可悲。從政治策略而言,為國家計,對立雙方,並非不可接觸、不可對 話。面對中共的「柔性」攻勢,異議人士大可反其道而行,籍機誠意勸說中共:揚棄專制,接納民主,譜寫民族和解,共建文明中國。如此,個人化被動為主動,家 國化干戈為玉帛。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陳破空:紐約政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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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撇不清趙紫陽


高 瑜

● 在兩會直播記者會中,記者均事先將問題呈交大會新聞處審閱,法國世界報記者冒著被秋後算帳的風險,問了一個題外問題,迫使溫家寶要撇清他與趙紫陽的關係。

年年觀看中國總理的中外記者招待會,那種感覺就像觀看北京兒童玩傳球遊戲。規矩就是怕人不傳球而以球擊人。

記者提問已先交大會審閱

  每年被人大新聞發言人榮幸和非常高興地請到中外記者會上的中國政府總理,堂而皇之一入座,就擺出大贏家姿態,沒有一點世界各國記者會的味道。

   按說拿到邀請票坐在一個不多一個不少椅子上的外國記者們,個個都是擊球包好手,但是在金色大廳所有的遊戲規則都因總理的好惡而改變,外記們精心準備的問 題,提前要交給大會新聞處審閱,能不能被主持人叫起來提問,事先早被安排好了,當然是根據他的問題總理想不想回答而定,這叫聽天(總理)由命。

   據說中國記者中有「預早被通知,將獲准提問」的,不用猜,掰著手指頭數,就知道是哪幾家了,他們的任務是專門負責讓總理接球的,因此看電視直播輪到這些 媒體被點名,盡可放鬆一下。總理回答他們的問題時間也夠長,可以添杯水,上衛生間,甚至打個電話都趕趟,CCTV重播時,一問一答一個字都不會剪掉。據悉 現在濫竽充數的傳球者範圍擴大到海峽那邊了,人家人不僅靚,擲的球飄飄逸逸飛落總理掌心,技巧非主旋律的喉舌可比。

年年幸運地被點到名的外國記者中,不乏「以身試法」者,他們冒著在中國永遠不再被點名的後果,伸張公平、公正的遊戲規則,臨時提出自己想提的問題。遺憾的是今天看實況轉播的人也越來越少了。連新華社的新聞都被刪。

美 聯社評論說,在中國官方媒體中,極少公開提及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已故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即使這次溫家寶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被動地提到了趙紫陽,官 方文件的紀錄竟也如此之短命||新華社隨後刪除了法國記者的問題和溫家寶的回答||所以在新華社的網站上,一切都像是未曾發生過」。

   十三大直播趙紫陽穿西服打領帶率全體常委會見記者,開創中國領導人的一代新風。六四之後新風欲止不能,國人年年爭看李鵬挨砍的好戲,他可載入中共史冊的 經典回答:天安門為什麼使用機槍坦克,是因為「沒有準備高壓搶水龍頭」。江澤民不讓李鵬,有記者問:「六四之後有女大學生下放四川農村被輪姦?」江氏的回 答是「罪有應得!」引得中外輿論大嘩。他們當年還有一個絕招,就是對外記問題避而不答,或者所答非所問,這樣做的結果,越發顯示被球擊中的狼狽。

  論口才、論身段,溫家寶比較李鵬、江澤民要靈活得多了,沒想到十六日的記者會竟重陷李鵬、江澤民的泥潭,不僅被擊中,而且被擊的相當慘。

法國記者拔頭籌問了一個意外問題

   十六日的最佳擊球手非法國《世界報》記者布魯諾.菲力浦( Bruno Philip )莫屬。聽到這位仁兄問:「最近您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您提到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時還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要經 歷一百年。請問這是否意味著說,中國在未來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還覺得問了一個並非意外的問題,可是他接下來問:

   「另外,談到民主,我還想問一個問題,是有關最近中國的前總理和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他在書中提到,中國如果要實現現代化,就需要像 台灣那樣實現民主的政策,過去台灣也是處於獨裁的統治下,現在實現了民主和多黨制,您對這位前總書記的話有何評論?」

  我立刻就把眼睛瞪大了,眨都不敢眨。第一個問題溫家寶是十分想回答的,有備而來,講了一大篇。或許,這就是狡猾的法國人送審的問題?但是溫家寶精心準備的回答,和他兩會前發表的那篇文章一樣不成功。

   二月二十六日新華社全文發表了溫家寶的署名文章︿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該文從中共八十年代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理論入手,提出「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發展生產力和促進社會和諧。溫家寶的兩個任務就把鄧小平和胡錦濤天衣無縫地銜接起來了。溫家寶是中共「社 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見證人,但是他重提歷史,缺乏起碼的客觀和公正,有意抹殺對這理論作出主要貢獻的趙紫陽。

  很巧,軟禁中的趙紫陽對這個理論也做過說明。他說:

   「真正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同改革開放政策聯繫在一起,作為理論基礎,是十三大的貢獻 ...... 我在十三大重點論述的 ...... 重點不在『社會主義』,而在『初級階段』,就是現在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說還不是社會主義。」(見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開放 出版社二○○七年三月 364 | 365 頁)

  溫家寶的大作發表之後立刻引起國際傳媒 「中國在未來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的負面評論,就在於他從十三大趙紫陽的報告上退縮了。他論證「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要走自己的路。」當然要被人家看成不要民主。

溫家寶回答言不由衷欲蓋彌彰

   主持人點名讓法國記者提問,就是溫家寶非常想糾正國際輿論對他的文章的「誤解」,但是他又一次遭遇失敗,當他說「特別是讓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 要價值。」時,已經變成莫大的諷刺了。雖然新華社立刻選用這句話作為記者會的大標題,溫家寶不會不明白,如果記者會是新聞自由的場所,記者們可以用中國發 生的許多事情質問這句話,可以用十八年前趙紫陽主張「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解決學潮問題」來質問這句話。

   溫家寶對法國記者第二個問題的簡短回答,就變成絕大的敗筆。如果他的回答只是第二句話:「我也沒有讀過這本書。」無可厚非,可是他回答的是兩句話,前面 第一句是:「至於你談到香港出版的書和我談的這些觀點,我覺得沒有任何聯繫。」起碼是一個所答非所問的回答,其一,法國記者沒有問總理的觀點和趙紫陽的書 有什麼聯繫,而是請他評論書中趙紫陽論述中國現代化和台灣民主的關係。其二,總理可以拒絕評論,但是 ...... 既然沒有讀過又怎麼知道此書和他談的觀點有沒有聯繫呢?至少透露溫家寶知道這本書,只是沒有讀過而已。

  如此急於撇清,總理不覺得這正好為這本已經登上香港暢銷書排行榜的書作了廣告嗎?難怪數以千萬計的大陸觀眾看完直播後紛紛傳說:趙紫陽在香港出書了! ......

   趙紫陽在中國改革開放中作出的巨大貢獻和他在軟禁中的談話,中國任何一位負責任的領導人都撇清不了,光明磊落者應作出公開回答。法國記者菲力浦就是一個 誠實又磊落的人,記者會後他成了記者們追逐的對象,他公開表示:「這部分的問題(第二個問題)事先沒經過他們(官方)。」

  我向贏得記者會的同行菲力浦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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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pril 2, 2007

在俄羅斯與溫煇的對談

尤令曦@chengming
二○○六年接近蘇共解體十五周年的一天,在「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的「革命基地」一位朋友家裡,我意外地、驚喜地會見了溫煇先生。下面是我們這次對談的紀錄(當然是摘錄):

一聲炮響--人類大悲劇的序幕
尤(尤令曦):你看過阿芙樂爾巡洋艦了,有什麼感觸嗎?

溫:一九八八年,還是蘇聯,第一次登上阿芙樂爾艦,感到蘇聯政府把這艘艦打扮成「革命聖地」。偶遇一位中國外交官,他告訴我:「『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的確是阿芙樂爾艦打的砲,不過不是真砲彈,是空砲。」

尤:所有中國留學生都知道,阿芙樂爾放的是信號彈。

溫:不管怎樣,這一砲是錯放了--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方,放了錯誤的「砲彈」。十月革命是一個反歷史規律、反世界潮流的「革命」。如果當時列寧他們不搞這樣一個錯誤的革命,讓俄羅斯走民主的、資本主義的道路,世界歷史就要改寫了。

尤:現在還有人說,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是應該肯定的。錯誤的是後來斯大林搞的專制主義。

溫:當年列寧革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權的命。不過,克倫斯基政府有不少失誤,最主要的失誤是繼續參加一戰,同時經濟危機嚴重,農民極度窮困,因此列寧、布爾 什維克有機可乘,他們用「和平與麵包」的口號攫取人心、軍心,因而一砲定江山,推翻了克倫斯基政權,建立了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如果說這是「社會主義的 勝利」,倒不如說是歷史的失誤,社會的悲劇。

尤:當時俄國人民不懂什麼是社會主義,正如中國共產黨搞「社會主義革命」時,那些「革命者」沒多少人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一樣。

溫:這都是事實。

兩種社會主義
尤:看來社會主義也有若干品種,不光是列寧模式的社會主義的。

溫:對。是不是可以這樣概括:基本上有專制的社會主義,有民主的社會主義。這次我是繞道北歐到俄羅斯來的。北歐三國(丹、挪、瑞)大概近於民主社會主義。 瑞典可能是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列寧--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上是共產黨掌握經濟大權的「公有制」,政治制度是共產黨掌管一切的一黨專政, 人民連免除恐懼的自由也沒有。這樣的制度一開始就不得人心,不孚眾望。

尤:列寧也不是未曾有過一點點感悟。十月革命後,他用新經濟政策代替軍事共產主義。

溫:是的。當時列寧感覺到人民非常不滿他推行的軍事共產主義,於是就「退卻」,搞改革開放,實行新經濟政策。這個政策把一點生機--資本主義因素帶給蘇 俄,於是經濟活躍起來了,可是列寧堅持一黨專政,害怕資產階級有一天會起來造反,動搖甚至推翻蘇維埃政權,因此才過一年,他就連聲說「退夠了」,就要拋棄 新經濟政策,讓社會列車開到專制社會主義的歷史軌道上。列寧不僅害了俄羅斯,還害了中國--他的專制社會主義後來由斯大林繼承、發展,害了幾乎半個地球。

尤:但是,十月革命的時候,大思想家普列漢諾夫就斷言,列寧式的社會主義一定以失敗告終。

巨變‧陣痛‧希望
溫:一九九一年,我第二次踏上俄羅斯土地。這時候,蘇聯進入了歷史,俄羅斯人面對一個轉型期,經濟上似乎一片荒蕪,商店、飯店門口都是排隊購買或進餐的長龍。當時我想,這是轉型期不可避免的現象吧。

尤:是的。巨變後最初是陣痛,俄羅斯像一個一貧如洗的國家,許多日用品從商店的貨架上消失了。有些人對現實、對未來有點失望,當然,頭腦清醒者的情緒卻沒有波動。

溫:當年我在莫斯科參加了俄國人慶祝推翻八一九政變的勝利遊行,我就強烈地感覺到一種永遠告別蘇聯的歡樂氣氛。我同蘇東一些漢學家談蘇東變革時,大家不約而同地說,巨變後的日子並不好過,但有希望。

尤:這時候舞台上出現兩男一女的說唱表演,他們的組合叫「希望組合」,他們的著名台詞是:

「人需要希望, 人應有希望, 人一定會有希望。」

許多人用「希望之歌」作自我安慰的同時,對過去的蘇維埃政權強烈譴責。普列漢諾夫說過,布爾什維克是用造謠、說謊、暴力去鞏固一黨專政的政權的。流行全蘇的《祖國進行曲》,是說謊音樂的典型。連音樂也充當了說謊的工具。

溫:這是我熟識的蘇聯歌曲之一。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這真是既可笑又可恥的謊言。

普京的「名言」
尤:從書店的情況也可以看到人們「往事不堪回首」的情緒。過去書店堆滿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法捷耶夫的《逆流》、《毀滅》、據說胡錦濤至愛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等等,都不翼而飛了。倒是沙俄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佔領了書店和舞台。

溫:據說,普京有一句話到處流傳,成為名言:「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懊悔,誰就沒有良心;誰想回到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是不是有些人,或者許多人,都失去了良心呢?

誰為蘇聯解體而懊悔?

尤:這問題有點複雜。客觀地分析,一般人都不想「回到過去的蘇聯」,他們中的大多數,就不會「為蘇聯解體而懊悔」。懊悔的大概只有兩種人,一是血液裡還或 多或少地流淌著專制社會主義思想細胞的老共產黨員,一位「八‧一九」政變的參與者、當時的國際部長亞佐夫,是反對蘇聯解體的典型人物。另一種人是大民族主 義者、霸權主義者。

溫:歷史是不應該忘卻的。問題在於對待正軌上的歷史和邪路上的歷史應當有不同的態度。人們應該背叛背叛的歷史。俄國人背叛十月革命後八十年左右的歷史是合情合理的。依稀記得蘇聯國歌《牢不可破的聯盟》中有這樣的句子:

「自由的陽光穿過風暴照耀著我們

偉大的列寧給我們照亮了道路

斯大林培育我們對人民的忠誠

光榮屬於我們自由的國家

讓蘇維埃的旗幟指引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這歌是蘇聯歷史的一部份,難道俄羅斯人現在還該把這歌詞留在心頭、掛在口邊嗎?

尤:俄羅斯的新國歌,譜子沒改,舊歌詞中「列寧」「斯大林」「蘇維埃」的字樣卻消失了。這是俄國民意的顯現。有趣的是,新國歌的作詞人米哈爾科夫也是舊國歌的作詞人,這位蘇聯的名詩人在全俄徵求新國歌歌詞時應徵預選的一百五十人中居於首位。

溫:也許米哈爾科夫從心裡永遠告別蘇聯了。

尤:這說明他也不是沒有良心。伴隨著對未來的希望,連原來「為蘇聯的解體而懊悔」的人,就是普京說的「沒有良心」的人,現在也加入了譴責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行列了。

誰願意走回頭路?

溫:普京那句名言的後半句應該是符合事實的,我相信俄國人的大多數都是有頭腦的,沒有多少人「想回到過去的蘇聯」。這次踏足俄羅斯土地,我感覺到俄國正在 走出陣痛的陰影了,我看到市場的活躍景象,卻看不到大街小巷、商店餐廳前門後門一條條的購物長龍,一個穩定的局面似乎出現了。

尤:有些俄國學者憑著一些數據,例如職工原來平均每月收入約九十美元,現在(○六年)已增至三百五十美元左右;俄國國內生產總值這幾年增加了三倍;莫斯科 四個人左右就有一輛汽車等等,肯定俄國已經離開了經濟、社會危機。當然,並不是所有獨聯體國家都是齊步發展的。波羅的海三國居民平均收入較高,愛沙尼亞人 均月薪近九百美元,但有些國家居民月入才五、六十美元,差距很大。

溫:有趣的是,我在愛沙尼亞市場上看到的一些擺設品,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木質人像套在一起,運動恤衫印上滿臉橫肉、目露兇光的列寧畫像。這情況似乎反映出 愛沙尼亞人對蘇聯的解體不僅沒有懊悔,而且引以為快。和普京的想法截然不同,葉利欽認為蘇聯(十五個共和國)解體是歷史的必然,是不是?

尤:是的。葉利欽說過,像羅馬帝國四分五裂一樣,蘇聯解體是不能迴避的。現在獨聯體的組合,又是「聯體」、又是獨立,各自發展,比蘇聯時代好多了。

獨聯體多國對俄羅斯抱戒心
溫:獨聯體內十幾個國家似乎有一個共同的最高目標,就是遠離蘇維埃模式。不過從多種跡象看來,矛盾是存在的。最突出的一個矛盾是有些國家對大俄羅斯主義陰 影的恐懼,對俄羅斯帝國、蘇維埃俄國歷史重現的畏懼。因此在政治上不是緊貼俄羅斯這個「核心」,而是向西方傾斜。傳媒不斷透露、報道,包括波羅的海三國的 獨聯體國家不是參加北約集團,就是亟欲「融入歐洲」,加入歐盟。現在,問題的另一面,是俄羅斯自身的路向是不是順應歷史潮流,會不會陷入歧途。

尤:路是曲折的。轉型期的道路更是曲曲彎彎。這個過程是資本原始積集的過程,是有權有勢、投機倒把的人掠奪國企和平民的過程,是世界富豪榜上赫赫有名的俄 國財閥產生的過程。轉型期留下了後遺症:在變化過程中,產生了兩種社會現象,一是兩極分化,貧富懸殊;一是官商勾結,貪腐盛行。普京不會不知道,在轉型期 幾乎沒有一個發了大財的寡頭是乾淨的。

溫:在聖彼得堡,我看到冬宮的出入口處,有一小群行乞的老婦人;在夏宮附近,一個抱著嬰兒行乞的小孩為躲避警察而發足飛跑,這情景令見者心酸。在馬路邊的 圍牆上,看到有人漆著「生活是痛苦的」幾個大字(用英文寫的「Life is pain」),這都可能是社會不公的折射。當然,不能以偏蓋全,從一般俄羅斯人的衣著上看,從私家汽車的流量看,從商店、市場上輪購商品的長龍幾乎絕跡的 情況看,總體上今天的情況比昨天好了。

大俄羅斯主義的合流
尤:普京對反貪腐是相當積極的。一些不法巨賈巨富觸了霉頭。普京對於大量投資傳媒業(特別是電台電視)的寡頭特別注意。有些寡頭想通過傳媒橋樑走上政壇。 他們有的在傳媒上、政壇上支持普京,當然受到賞識、保護、支持,但有的人投資到反對黨派控制的電台,普京便非常警惕。有一位有點異見異動的大富翁,就是被 揭出瞞稅漏稅等違法行為而被嚴處,變成一無所有的窮光蛋,還要坐牢。就是由於普京對貪腐行為使用了鐵腕手段,因此頗得一些俄羅斯人的好感。

溫:這些俄國人的心態是不難理解的。就我這次接觸到的俄國普通人來說,他們認同普京的執政思維和行為,和他們的大國主義思想有關。他們認為沙俄、蘇聯都具 有大國、甚至是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從太空科技到石油生產、到武器、到藝術(包括繪畫、音樂、舞蹈等)、到體育運動,都擁有很多「世界第一」,他們認為普 京有魄力、有本事在蘇聯解體後,保持以至發展俄羅斯的種種優勢。而普京的腦袋中,看來的確存在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基因,他想復興大俄羅斯帝國,對獨聯體的一 些國家靠近西方(特別是向美國)的傾向十分不安,不滿。

尤:普京的民族主義思想和部份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情結一拍即合,這是一些俄羅斯人喜歡普京的一個重要因素。

老俄共,新俄共,都倒霉
溫:不過我相信普京不敢「回到昔日的蘇聯」,因為這種想法距離大多數俄羅斯人的意願太遙遠了。

尤:是的。有一個很明顯的事例:目前俄國共產黨雖仍存在,但非常弱勢。黨魁久加諾夫的民望很低,有些人想振興共產黨,另起爐灶,搞了個新俄共,但竭力宣傳 鼓動,黨員人數也難過二字(二萬)。這說明不管是老俄共還是新俄共,也不管是意識形態的層面或政治層面,都不得人心,崛起不了。

(上‧下期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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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運動怎樣走下去

藍薔薇@CHENGMING
在寫此文時,特首選舉還沒有投票;曾蔭權和梁家傑兩位候選人,在投票前夕的造勢大會,也尚未舉行。但兩場的公開辯論,已經舉行;泛民主派的「爭取普選、改 善民生」的遊行也已舉行。整個特首競選過程,已經接近尾聲。本文與讀者見面時,投票的結果已揭曉。此時來評論此次選舉,以及探討選舉過後,香港的民主運動 將要怎樣繼續走下去,並不是過早。

兩次辯論和3.18爭普選遊行
先來說一說已經發生了的事。

一、兩次兩位候選人的辯論。第一次的辯論,事後的輿論和民意調查,梁家傑遠遠勝過曾蔭權。第二次的辯論,各方面的評價,梁家傑也略略勝過曾蔭權。但在民意 調查中,問:假如明天投票,你投誰的票?雖然第二次比第一次,兩人的得票率稍為拉近了距離,但仍是曾蔭權大大高過梁家傑。為什麼呢?

港人是很務實的。首先,他們沒有投票權,這是一個假設的問題,並不認真作答。其次,他們都知道,選舉委員會的投票結果,必定是曾蔭權勝出,便順著這形勢作 答。再其次,他們都知道,曾蔭權是北京欽點的,不願或不敢逆北京意旨,更恐怕倘若梁家傑得票率高過曾蔭權,會使北京對港人更有顧忌,更大力阻止雙普選的實 現。

二、三月十八日的遊行。事前,主辦者估計只會有二千人參加,但該日參加者有五千人。當時沒有什麼特別事件,刺激市民去參加遊行,竟有這樣的人數,實屬難能可貴。由此可見,雖然北京多方多次阻止,但港人爭取雙普選的決心和熱情,並沒有減退。

陳方安生的政改方案
三、前政務司陳方安生發表政改方案。她的方案,與泛民主派已發表的,略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二○一二年要有普選。有人在這兩個方案之間,進 行挑撥。但明理的人都了解,民主就是多元化,支持民主的人之間有不同的意見,這才是正常的,不像共產黨或在其控制下的聲音,只是「一言堂」。

四、陳方安生的政改方案發表後不久,陳佐洱即在兩會期間對傳媒說:香港有人鼓吹民主,打扮為民主英雄,但在《基本法》最後通過最終有雙普選時,他們做過些 什麼?這顯然是針對陳方安生而發,但因反應很強烈,他不得不否認是針對陳方安生或其他任何人。何鴻燊接著又說:投票不要投白票,因為會查出誰是投白票的。 這次反應更強烈,認為他的言論違反選舉條例,並有恐嚇性。他又轉口說是傳媒斷章取義,但有傳媒在網上發表了他的講話錄音。

五、泛民主派內有些人,不但一直攻擊梁家傑的參選,更發展至在三月十八日的遊行集會中,上台搶咪,發表反對梁家傑參選的言論。其實,梁家傑的參選,是得到廣泛認同的。這些人偏激的言論和行動,親者痛仇者快,只會孤立了自己。

梁家傑參選的意義
三月廿五日的投票結果,誰都可以事前估計得勝負。我們要來評價的,應著眼於全無取勝機會的參選,有什麼意義?

一、突破了過去兩次的特首選舉,只有一個候選人,成為自動當選的等額選舉。等額選舉是國內的政治文化,抗拒了這種政治文化的入侵,也可以說是民主運動的一個成績。

二、過去兩次特首選舉,由於是等額選舉的自動當選,港人覺得與自己完全無關,漠不關心,變得無聲無息。這次因為有了競選,大家都多了了解,進一步了解到「小圈子」選舉的不民主不合理,加強了爭取普選的決心。

三、在競選的過程中,迫使曾蔭權要面對沒有投票權的港人,發表其施政政綱。有一些政綱內容,如果沒有壓力,他是不會說出來的。例如:假如他當選,在未來五 年的任期內,要解決二○一二年的雙普選問題,以及落實教育的小班教學問題。財政司唐英年的下一年度財政預算,也是在同樣的壓力下,才會大灑金錢去「派 糖」。

政改方案綠皮書和施政報告
這次特首競選,是近一段時期以來香港民主運動的焦點。這一個階段過去了,以後怎樣繼續走下去呢?太遠不說,只就未來一兩年間的民主運動,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一、泛民主派盡可能提出多個政改方案,經過協調磋商,最後最好能得出一個絕大多數人同意的總方案。

曾蔭權已說過,將在七月間提出政制綠皮書,去徵詢大眾的意見。泛民主派應在這徵詢期間之前,先各自發表方案,繼而協調磋商,希望能夠最終得出一個共同的總方案。這樣,既可帶動市民討論,泛民主派也可以存異求同,把力量結集起來。

二、嚴密監察曾蔭權的施政。今年十月,曾蔭權將會發表他連任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大家都要來監察他,在這施政報告中,是否有他在競選時作出的承諾。假如他背 棄了承諾,將會是他管治威信的很大的打擊。這些承諾,是他在競選中被迫作出的,承諾的貫徹,也是梁家傑這次參選的一個成果。

學術自由受干預和七一遊行
三、學術自由受干預的調查。這不單只是香港教育學院教師的言論受到教統局高官干預的孤立事件,也涉及回歸後,特區政府怎樣加強各方面的控制。現在,調查的 聆訊已展開,調查委員會主席大法官胡國興,因被指控與被調查的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有密切的工作關係,不能不辭職,曾蔭權須另委他人。羅范椒芬已被 點名,而且有人挺身指證,恐怕很難洗脫。如果證實她確曾干預學術自由的話,相信她現任的廉政專員的職位,也難繼續做下去。立法會民主派議員曾建議成立獨立 調查委員會,但被保守派保皇黨議員以先看看已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的結果如何而否決了。民主派應密切注視現在已開始的調查,而且要鍥而不捨,在調查報告發表 後,再在立法會提出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把問題挖掘得更深。

四、回歸十周年的遊行。今年的七月一日,是回歸十周年的紀念日,泛民主派和各民間團體,將會舉行大遊行。這一次大遊行,未必能像○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人數 達五十萬,但也要是聲勢浩大的。所以,事前必須做好宣傳和動員。○三年的經驗很值得記取,只提出一個最廣泛認同的總口號總目標,其他團體和社群,也可提出 各自最關注的口號和目標。要使這次遊行,成為「百川匯海」的活動。

回歸十周年研討的兩個方面
五、回歸十周年的研討。在今年七月一日前後,各團體和傳媒,都會回顧和研討十年來,香港到底有沒有變化,怎樣地變化了?國際輿論對此也極表關注。

筆者認為,在研討中,一方面要細心研究一些普通人不易察覺的變化。例如:一、特區政府的「親疏有別」,在用人、政策、撥款等,向左派傾斜。二、傳媒的受控 和自律,越來越嚴重;受控和自律的特點是什麼,好讓讀者警覺。三、國內的貪污猖獗和道德淪亡,對香港有沒有影響?四、董建華管治期間的顢頇無能,為什麼會 回歸後只換了一個人,整個政府都變了?

另一方面,也要檢討香港的民主運動,在「反倒退」中取得什麼成績,公民力量怎樣壯大了?下列事件,都是值得檢討的:反對《廿三條》立法,迫使葉劉淑儀和董 建華下台,立法不得不擱置。否決了曾蔭權提出的假民主政改方案,這方案的假民主實質還值得進一步探討。選舉委員會成員換屆,泛民主派參加了競選,取得成 績,為梁家傑取得了參選特首的入場券。梁家傑參選特首,是否像社會民主連線那樣要去反對,對民主運動有利還是有害?

公民黨民主黨的合作和合併
六、今年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明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這兩次選舉,中共必定會在背後大力支持保守派和保皇黨,不但派人廣泛參選,還會特別針對一些現任的民 主派議員,向其選區積極進攻。各泛民主派必須及早部署,定好策略,做好地區工作,不可有失。其中一點很重要,各泛民主派要做好協調,不可內鬥內訌,使漁人 得利。 七、公民黨與民主黨進一步加強合作。在這次梁家傑參選中,兩黨可謂通力合作。尤其難得的是民主黨,梁家傑不是其黨員,也全力支持。公民黨只成立了一年,聲 望已超越民主黨,因其成員大多是專業精英。民主黨也有其長處,歷史較長,地區工作的基礎較鞏固和廣泛。這次競選特首,兩黨都發揮了長處。

一直以來,都有人建議公民黨和民主黨合併為一黨。要接納這個建議,相信兩黨內都會有人反對,反而有不良後果。在目前,倒不如在競選特首之後,繼續加強合作,讓兩黨除了上層成員外,還讓中下層人員多接觸多了解,再來研究。

大聯合有利有不利,多元化也有有利和不利。這樣重大的決定,必須審慎。九二年,港同盟和匯點合併組成民主黨,有沒有值得汲取的經驗呢?

實事求是做好當前短期工作
香港的民主運動,路長漫漫。在未來的一兩年已有這麼多的工作要做,先做好這些工作,才看更遠一點。這不是見步行步的短視,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做不好當前的 工作,遑論未來。爭取民主的總的長遠目標,一定要堅持,但做好目前短期的工作,汲取了經驗,更清楚看清形勢,才訂下較遠的工作,這才是實事求是的。

謹獻上淺薄的意見,給所有支持民主的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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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的戰略

阮名@chengming
二○○七是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年,各種政治鬥爭的訊息已層出不窮。諸如:江(澤民)胡鬥,胡曾(慶紅)鬥,軍(隊)胡鬥,團(派)太(子黨)鬥等等,莫衷一 是。近來還有自稱「民間人士」者介入,出現了「民間維胡(錦濤)派」與「民間擁曾(慶紅)派」之爭。似乎中共十七大前有一場大戲可看。

我要給等著看好戲的觀眾潑點冷水。二○○五年以來,胡錦濤的大戰略已經確定,十七大不過是再確認而已。當然,枝節問題上爭議會有,人事安排的爭奪亦難免, 但不會如「民間維胡派」所預言,「十七大以後,一切都會改觀,胡錦濤一定要啟動民主政治改革,一定要搞民主」的奇蹟出現。

胡錦濤於二○○二年中共十六大出任總書記,二○○三年當選國家主席,但「槍桿子」(軍權)還握在江澤民手裡。等到二○○四年十六屆四中全會拿到中共中央軍 委主席,二○○五年三月就任國家軍委主席,才完成了黨和國家的權力轉移。正是在二○○五年,胡錦濤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大戰略。

胡錦濤的大戰略,涵蓋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現在就其國家發展戰略、全球擴張戰略與台海進攻戰略三個方面略作說明。

第一,國家發展戰略
胡錦濤的國家發展戰略,是鄧小平戰略的微調和強化。

鄧小平的國家發展戰略,是兩個基本點,兩手硬。一手是改革開放,即開放自由國家的資本、技術、管理人才進入中國廉價勞工市場,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一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奴役制度不變。

對鄧小平戰略的微調和強化
胡錦濤的微調:一個是提出科學發展觀,補充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一個是和諧社會,補充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

但這只是「微調」而已。只要鄧小平的「兩個基本點,兩手硬」不變,只要以壓榨勞工,虛耗能源、資源,破壞生態環境以汲取國家實力加快崛起的大戰略不變, 「科學」與「和諧」只是誘人的空話而已。今年人大會議公佈的數據足以表明:中國的GDP增長,國家財政收入增長,軍費增長全球第一,而中國醫學衛生總體水 準為全球第一百四十四位,衛生醫療公平性是全球第一百八十八位(倒數第一)!溫家寶報告裡那一點「微調」,不過是一箭之入大海,掀不起一絲波浪。

胡錦濤的強化,是強化國家實力,包括硬實力(經濟、科技、軍事)和軟實力(意識形態控制、文化宣傳陣地擴張、外交實力擴張等),以實現其「大國崛起」。

在毛澤東的封閉式共產奴役制度時代,主管計劃經濟的陳雲提出過一個公式,叫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一九八○年代初胡耀邦與陳雲的根本 分歧,就是這個「生產目的」之爭。胡耀邦主張生產目的是人的需求應以滿足廣大民眾的需求促進經濟發展,與陳雲主張「抑需求,捨發展,大集中,小分散」針鋒 相對。 今天封閉式傳統共產奴役制度演變為開放式現代奴役制度,陳雲的公式也調整為國家與外資拿大頭,地方、企業、特權精英拿中頭,廣大工農生產勞動者和下層知識 勞動者拿小頭。

所以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化是制度性的,而且中國的制度有傳染性,影響投資中國的自由國家向兩極社會演變。一方面與中國政府合作壓榨中國廉價勞工的外國資 本、企業上升到巨富地位(如台灣首富郭台銘),另一方面中國的廉價出口產品行銷全球市場壓低自由國家勞工的工資與生活水準,形塑如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 一鼓吹的「M型社會」。

向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宣戰
在政治文化領域,胡錦濤的戰略是以攻為守。過去鄧小平、江澤民拒絕政治改革,採取的是防守戰略。鄧小平說「中國經濟落後,打好民主法治基礎,還要三代人時 間」。江澤民講「中國有兩億文盲,首先要解決溫飽問題」。今天胡錦濤拒絕政治改革,抵制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轉守為攻。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國政府 第一次發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白皮書》,這是一篇以中國共產奴役制度下的假民主政治向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普世價值進攻的宣戰書。《白皮書》大言不慚地謊稱中 國一九四九年開始的共產黨一黨專政是「近代以來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敗嘗試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偉大跨越」。

《白皮書》定義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可靠保障」、「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 主」,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奴役制度的代名詞。最近海外一些評論家盛讚俞可平的《民主是一個好東西》,卻不去弄清胡錦濤、俞可平們的民主是什麼東 西?

第二,全球擴張戰略
胡錦濤的全球戰略,是從鄧小平的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

鄧小平的最後歲月,處於柏林牆倒坍,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瓦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之際,共產中國幾乎成了自由民主海洋中的一頁奴役制度孤島。當時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不出頭、不扛旗」,躲避全球自由民主浪潮的衝擊。

江澤民雖然喜歡吹幾句大話,秀幾段洋文,同克林頓玩些「中美戰略夥伴」之類,但基本上沒有超越鄧小平的全球防禦戰略。

 「聯美制美」的進攻戰略
胡錦濤的進攻戰略是「聯美制美」。這就是回到毛澤東的「既要同美國搞好關係,又要同美國鬥」。

聯美,是中國需要利用美國,靠美國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美國的廣大市場來發展自己經濟與軍事實力,實現自己的大國崛起。而其最終目標,則是制衡美國,與美 國爭奪全球目標。對此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二○○六年五月十一日發表的《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明確宣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不僅頂住了蘇東劇變的巨大衝 擊,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走出低谷,逐 步走向復興。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必將被中國領導的社會主義全球化所替代。」

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權,這是胡錦濤的終極目標。胡錦濤的中國不再「韜光養晦」,又「出頭」,又「扛旗」,反過來衝擊全球自由民主浪潮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中國全球擴張戰略的衝擊下開始退潮。

在對美關係上,中國比前蘇聯狡猾得多。中國不把「埋葬資本主義」掛在嘴上,中國是口蜜腹劍。《黃皮書》裡那些話,不是當著美國人的面講的,在美國人面前講 的要好聽得多。從季辛吉、布里辛斯基到佐立克,都被騙得服服貼貼,把共產中國當作美國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像佐立克就認為:「今天的中國絕非前蘇聯可比。中 國不尋求反美意識,也不認為自己正與全球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鬥爭。最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認為,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與當代世界聯網,中國已經比其他發 展中國家更開放。」

的的確確,中國領導人是認為其成功是依賴向全球自由國家開放,依賴自由國家的資金、技術、市場實現其共產奴役制度的「大國崛起」。但這絲毫不意味著中國放棄其終極目標,而恰恰是當作實現其終極目標的過程和必要手段。

胡錦濤的「吸星大法」
今日中國的全球實力只佔GDP總量的百分之五,而其主要自由國家對手美、日、歐盟佔全球GDP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中國成功地依賴那百分之七十來擴張自己的百分之五,反而讓那百分之七十感覺愈來愈離不開對這百分之五的依賴。

另一面中國又從利用這百分之七十壯大起來的實力,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東盟10+1」、「非洲論壇」等等,向全球擴張勢力,挑戰這百分之七十,使這百分之七十籠罩在中國崛起的陰影之下。

中國正是運用這兩面戰略,贏得美國頒贈給它的那個「Responsible stakeholder」,「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那就是:負責任地把資本主義自由國家的綜合國力,轉化為中國開放的共產奴役制度的綜合國力,這就是胡錦濤的吸星大法。

有位經濟學家質疑:中國買了三千五百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又說四千八百億),利息只有百分之四十,美國企業在中國壓榨勞工的利潤是百分之十五,三倍以上,似 乎中國很吃虧。此人只懂小經濟,不懂中國奴役制度制服美國自由制度的大經濟。不捨得本國勞工被壓榨,能吸得住全球自由資本、技術滾滾而來麼?

第三,台海進攻戰略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胡錦濤簽署《反分裂國家法》,是共產中國的台海戰略從防禦轉為進攻的標誌。

從毛澤東到江澤民,中國的台海戰略是防禦性的。毛澤東說「台灣問題可以等一百年,由後代去解決。」鄧小平「聯美制台」,想靠美國政府壓蔣經國上「國共和談」談判桌,蔣經國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堅拒。江澤民的文攻武嚇只是虛張聲勢,因為力不從心。

視台海戰略為全球戰略核心
胡錦濤的《反分裂國家法》,非和平(軍事)手段與和平(統戰)手段「兩手硬」,硬實力,軟實力,槍桿子,筆桿子,內政,外交,都把台海戰略放到全球戰略的核心地位。

非和平手段:千枚飛彈瞄準台灣。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飛彈擊毀氣象衛星,女大校在瑞士宣佈太空超強不會只有一個。海軍宣佈中國已有能力製造航空母艦。空軍宣佈殲十成軍。這些動作,目的顯示,中國不僅已有武力犯台能力,並且擁有阻止美軍協助台灣自衛的軍事能力。

和平手段:政治領域統戰台灣內部各派政治力量。首先誘使國民黨從反共政治力量演變為「聯共反台獨」政治力量。其次分化民進黨,統戰其內部親共勢力。經濟領 域統戰台商,經濟、政治手段雙管齊下以商逼政。意識形態領域強化對台宣傳攻勢,同時統戰台灣內部媒體,使公眾輿論向中國傾斜。

台灣評論者對胡錦濤的台海戰略作出「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的判斷是不對的,似乎胡錦濤的非和平手段比過去(鄧、江時代)軟化了。事實是胡錦濤對台部署的軍事、統戰兩手都強化了,而且在《反分裂國家法》出台的兩年中齊頭並進,對台灣的威脅有增無減。

胡錦濤的台海戰略,是以強化攻台軍事力量為威懾手段,積累台灣內部和國際社會恐懼台海衝突的妥協勢力,滿是共產中國以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圖謀。而一旦共產中國選擇非和平手段,則以其軍事部署迫使美日同盟不敢或來不及協助台灣防衛,以實現其併吞台灣的終極目標。

「解決台灣問題」只是胡錦濤戰略進攻的第一個目標,絕非其最終目標。共產中國與自由人類的衝突是奴役vs.自由的制度性對抗,人類社會的未來不是自由的全球化,就是自由被奴役制度再度擊敗導致新的歷史災難。

不能縱容奴役制度的崛起
在自由力量遠遠超過奴役制度力量的今天,制止奴役制度的擴張,避免災難的來臨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對奴役制度的進攻和擴張失去警覺,甚至盲目歌頌和縱容 奴役制度的「崛起」,重犯自由國家在慕尼黑和雅爾達的歷史錯誤,則人類再次面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災難也是完全可能的。

不久前王丹兄接受台灣《中國時報》彭志平專訪,批評外界看中國看的都是「過去的中國」,不是「現在的中國」。王丹說:「現在的中國」社會力量成長,國家力量後退,「六四」前政治主導一切,「六四」後政治不再主導,政治已經沒有影響力。

然而王丹的判斷並不符合「現在中國」的真實。

事實正好相反。從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過去的中國」倒是有一點「經濟掛帥」。鄧小平對政治是「宜粗不宜細」,軍事開 支也有所下降,叫軍隊「忍耐」。民間社團也較活躍。以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為代表的「左」派打手雖幾度在陳雲支持下掀起「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 「不是運動的運動」(鄧力群語),但在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抵制下未成氣候。這就是後來鄧小平怪罪胡、趙,發動「六四」屠殺和清查的遠因。

「六四」屠殺以後,接著大追捕,大清查,國家力量(軍隊、武警、黨機器)大舉進攻,社會力量被迫退卻、沉默。江澤民的「三講」,核心就是「講政治」,胡錦 濤政治回歸毛澤東,還要向北朝鮮、古巴學習。軍事開支「六四」以來每年兩位數增長(僅二○○三年一年百分之九點六),國家財政增長大大超過全國GDP增 長,形成今天貧富懸殊、國富民窮的開放式現代奴役制度國家。國家的硬實力、軟實力都大大強化。一個GDP只佔全球百分之五的窮國,怎麼可能在全球崛起和擴 張,靠的就是高度集中的黨國權力,像納粹德國、前蘇聯的崛起和擴張一樣。

「現在的中國」,所謂「千年盛世」,就是靠飛彈射星,登月計劃,一萬億外匯存底的國家力量,一絲一毫沒有「後退」。槍桿子和筆桿子,都掌握在黨國獨裁者手 裡。有人以為禁書只是鄔書林幹蠢事,章詒和一抗議國家力量就後退了。哪有這等事?鄔書林明言他查處那幾本書,是奉命執行黨的文化政策,他自己連一本均未過 目。今年一月中央展現嚴控兩桿子(筆桿子、槍桿子)的部署,豈止鄔書林禁書一樁?

中國國家力量正在進攻
一月十一日,飛彈射星。同日全國圖書訂貨會開幕「通氣會」,鄔書林宣讀《二○○六年出版違規書選》,點名七出版社八部書違款處罰,指明根據《中共中央關於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出版物內容涉及反右、文革,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等內容,得履行重大選題備案程序。

一月十九日,公安部《關於加強部署、調配警力、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若干意見》,從全國各大中主要城市、交通口岸,從武警、公安、軍事院校,抽調二十五萬人 加入執勤。同日,國務院新聞辦、廣電總局頒發文件到全國新聞、廣播、電視系統,要求播放節目體現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堅持以正面、積 極、健康、進步為主體進行報道、宣傳。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胡錦濤指出:要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擴大宣傳思想工作陣地,增強我國軟實力。必須以積極的態度,創新的精神,大力發展和傳播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切實把互聯網建設好,利用好,管理好。

一月二十四日,新華社報道:中國外宣辦網路宣傳局成立。

這一切,難道是國家力量(包括胡錦濤所謂的「軟實力」和「硬實力」)的「後退」,而不是國家力量的進攻? 對於胡錦濤的戰略進攻,全球自由力量不可掉以輕心。這一戰略自二○○五年以來已經確定形成。今秋的十七大只會確認,不會改變。所以今天是自由力量覺醒和聯合起來,面對共產中國現代奴役制度的崛起和擴張,採取因應之策的時候了。

二○○七年三月十六日台北淡水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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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一代新聞人致敬

李南央@chengming
李大同,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的總編,老三屆,曾經的「黑幫」子弟,在內蒙草原生活了十一年,沒有上過大學。一九七九年進入中國青年報社,沐老總編鐘沛璋知遇之恩,從駐站記者做到編輯、部門主任。一九九五年創辦《冰點》特稿版。

《冰點》,《中國青年報》的專刊,創刊於一九九五年。最初以講平民故事為特徵,一版,每周兩期。開刊之篇《北京最後的糞桶》一炮打響。後逐漸過渡到直擊敏感新聞事件,「由軟轉硬」。二○○四年六月擴為四版周刊。

李大同在香港出版的新作《用新聞影響今天》,是我在從紐約飛往印度新德里的十三個小時航程中一口氣讀完的。我不具備寫書評的資歷和能力,但是看完這本書,忍不住要寫點什麼,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有這麼一本書,能夠買來看看,多些文化的沉澱。

「黨性從來都在踐踏人民性」
李大同的前言開宗明義:在這種黨化的新聞體制中,新聞的「黨性」與新聞必須面對公眾的「人民性」之間,會經常發生矛盾甚至激烈的衝突。「黨性」從來都在踐踏「人民性」。而新聞從其本質而言,「人民性」絕對高於一切--我們不能對人民大眾的疾苦、願望和要求視而不見。

新聞從其本質而言,是「真實性」還是「人民性」絕對高於一切,似乎還可商榷。但是「『黨性』從來都在踐踏『人民性』」這樣的黃鐘之聲,出自一位共產黨領導 下的主流大報--《中國青年報》的專版主編之口,給我的震撼是讀海外言論時的感受不可同比的。此開篇之言是為全書主旋律,讀來因之迴腸蕩氣。

中國新一代新聞精英
我看過朱正先生寫的《一代報人浦熙修》,還看過一些寫老報人王芸生、徐鑄成的短文。因為父親的緣故,更是接觸過不少由父親在建國初期招進《新湖南報》工作 的新聞工作者,瞭解他們在開國後一系列運動中的悲慘命運。那些故事總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上一代新聞工作者在共產黨建立的專制制度下的掙扎顯得那麼無力,結 局是那樣屈辱。但是我在李大同的書中看到了與他們前輩完全不同的一代新聞人。從舊社會走過來的報人,會因新中國領袖的一個翻手為雲的讚揚而感奮、激動;領 袖隨即覆手為雨的厲斥又讓他們陷入惶惑和不知所從。而李大同這一代則參透了專制制度與新聞人之間的關係是個解不開的死扣,他們把中宣部的「精神」看成是官 方的「屁話」,根本就不當回事。「他說他的,我們幹我們的,兩股道上跑的車嘛!」李大同在書中如此縱橫發論:「顯而易見,我們這一代新聞人所建立起的思想 體系和職業忠誠,與我們所身處其中的一黨專制的新聞體制之間,或明或暗,會發生怎樣的衝突。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這一代新聞人的從業歷程,就是與傳統新聞體 制『博弈』的過程。這是時代的宿命。」一個「博弈」,道出了李大同一代對自己面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和面對現實一往無前地去做的堅不可摧的意志。而這種意志之 所以能夠在實踐中實施,得益於這新一代新聞人同行(hang)同(Xing)的團隊戰鬥精神,這是時代賦予他們的特徵。

李大同的書講述了我們從網上已讀到的盧躍剛挑戰團中央書記趙勇在中青報社訓話的事情。在盧的信發出不久,報社發出通知,取消所有版面上責任編輯的署名。李 大同的判斷:這是中宣部和團中央再也不願看見盧的名字每期照樣出現在《冰點》版面上想出的花招,打擊是衝著盧躍剛一個人去的。李大同是怎麼想的?「對《冰 點》團隊之中一個人的打擊報復,如果我們置身事外,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還會有下一個!這是決不能接受的。」……「他不是為了自己在表達,而是為了《中國 青年報》,為了中國新聞界的權利在表達。現在,對他的報復,就是對我們全體的報復,除了迎頭痛擊,沒有別的選擇。」

互聯網築起的支撐鐵壁
此述令我萬分、萬分地感慨!記得父親(李銳--編者按)對我不止一次地說過,廬山會議後他失望已極,全會那樣多的中央委員,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彭德懷 講一句話。因此在國家機關黨委徵求他對開除黨籍的意見時,他毫不猶豫地說:同意,沒有意見。他說那時對這個黨有一種絕望的感覺。

彭德懷真的沒有同行者嗎?怎麼可能?廬山會議初期神仙會階段,不少人都發表了與他類似的對大躍進的看法。毛澤東的震怒並沒有讓彭德懷低頭,讓他屈服的是來自朋友葉劍英、聶榮臻的勸告:要從大局出發,從黨的利益出發。這麼僵著,幾百人不得下山,不得工作,怎麼得了。

我又想到了一九八七年胡耀邦的下台。歷史在那時進了一步。據說生活會上有習仲勳拍案而起:「你們這是幹什麼!」會後有田紀雲默默地陪著痛哭的胡耀邦站了很 久。趙紫陽則耿耿於吳江在《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書中誤寫了他。對於他在生活會上沒有替胡耀邦說話的解釋是:「耀邦下來,我沒有站出來說 話,也沒有落井下石。我沒有說話是因為已經沒有用了。」但是如果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們不僅僅是無奈的沉默,而是和習仲勳一起肩併肩地站在胡耀邦身後, 就真的沒有用嗎?

當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過去了就過去了。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所親見的歷史,總是翻餅折餅,讓人不忍卒讀。

終於,歷史寫到李大同們這一頁的時候變了。李大同們在來自上方的打壓前選擇了發聲,選擇了還擊。結果呢?團中央對盧躍剛的政治報復,在《冰點》和報社同仁 們的群起抗爭下被徹底瓦解,歷時總共一天。不能否認,時代確也是不同了,互聯網在李大同們的背後頃刻間築起了一座支撐的鐵壁。但是如果《冰點》自己集體囁 嚅,即便是諸葛亮也扶不起阿斗。

更讓人感佩的是,《冰點》的勇氣決不止步於為自己的兄弟而戰。它的《冰點‧文化》創刊版的報道標題即如此醒目:《保衛三聯書店》。這篇報道立即受到官方嚴厲批評,但那位濫賣書號、濫發書刊的不學無術的黨官,最終被調出這家文化傳統悠久的嚴肅出版機構。

李大同們的官位自然無法與中央委員們相比,更不能與政治局委員們並論,但是誰又會說他們「為了中國青年報、為了中國新聞界的權利」決定「迎頭痛擊」的選擇 比「為了黨的利益」而放棄「人民的利益」、「因為老爺子已經發話說也沒用」而不戰自降的上一代人的歷史地位低呢?我從不因為彭老總最後的檢討而覺得他的形 象不夠高大;我更因為趙紫陽的至死不檢討而以為他走得壯哉。李大同們則讓我長長出了一口氣:同行同行,到底在新一代知識分子身上看見了豪俠之氣!

在禁區邊緣遊走的報道
李大同在書中說:「我一直有一個看法,並且努力付諸《冰點》的實踐:中國主流媒體的新聞工作者……要敢於接觸那些雖無禁令卻按經驗具有重大風險的新聞題 材。……這類報道有一個特定的附加功能,那就是可以逐漸提高新聞管制官員的敏感閾值。……第一次看到『犯規』的報道,他們也許會跳起來。但是兩次、三 次……不斷地看到在禁區邊緣遊走的報道,他們的敏感閾值就會逐漸提高。俗話說:見慣不怪。在目前體制下,新聞報道的廣度和深度,只能這樣一步一步、一篇一 篇地『擠』出來。」

李大同接著娓數家珍:《冰點》是如何敏銳選題、精心編輯、巧妙過審,一篇一篇地「擠」,一旦見報就引發巨大反響。讀得我目瞪口呆。原來,那些曾在海外網 絡、媒體上看到的一個個轟動一時的事件、新聞、故事,竟然許多都是從《冰點》的報道「內銷轉出口」的。即使身在海外,我們也能感受到《冰點》的一些報道觸 及的均是大陸的「敏感」問題、「危險」題材,並且都可在前加上「超級」兩字。採編這些報道本身就需要勇氣,而結果不但寫了,還要冠以尖銳、醒目、一針見血 的標題,這簡直就是「我不下地獄、誰下」的拼命三郎了。但是拼命三郎的命運常常會是一頭撞死在牆上,《冰點》卻存活了十一年。這其中需要怎樣的智慧和在邊 緣遊走的平衡技巧,分寸如何拿面o恰到好處,李大同在書中有精彩的描述。我在看這些章節時有一種強烈的衝動,真想在李大同的麾下當一次記者,好好地過把 癮。

中國近代史向前邁進一大步
《冰點》停刊也曾是海外網站沸沸揚揚了一時的話題。我們瞭解到的是因為《冰點》登了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和袁偉時教授的一篇說「喝狼奶」的文 章。讀了李大同的書,才知道《冰點》早在此之前就有了許多犯忌的報道,李大同和《冰點》能平安無事,才是邪門兒,才是不合規矩。再頂尖的體操運動員在平衡 木上作高難動作時,也有掉下來的那一次。

但是《冰點》停刊與過去不同,官方事後表現出空前的心虛。中宣部新聞局局長說:「根本不是中宣部的決定,是團中央自己搞的,現在搞得中宣部很被動。」而團 中央書記趙勇又對記者說:「《冰點》停刊和我沒關係!」被整肅一方的李大同們卻表現得正義凜然,抗爭過程堪稱大氣磅礡,轟轟烈烈。

其中最值得珍貴的是,共產黨的老黨員中終於有人衝破了他們那一代所經歷的動輒被劃入「反黨集團」的夢魘,出來說話了。他們以「集團」出擊的方式對下一代精 英伸出支援之手,中國近代史在《冰點》事件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去年我回國在父親八十九歲的生日宴上,老頭子再次津津樂道了他們幾個老傢夥們寫聯名信聲援 《冰點》年青人,可見此事在他心中的份量。

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說:「由於科技的進步,越來越封鎖不住。網民假定有一億人的話,那後面要站一億警察。中宣部怎麼這樣愚蠢呢。」

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說:「(《冰點》停刊)如果是黨中央批准的,……就是等於自己向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明白宣佈:中國共產黨是連自己領導制定的憲法也要背叛的政黨。」

《中國青年報》老報人馮蘭瑞說:「中宣部某些權勢人物的粗暴行為,不僅嚴重違反了公民的權利,也是對國家憲法的蔑視與挑戰。」

明天的太陽一樣會噴薄而出
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國青年報社黨組作出決定(李大同說傻瓜也明白這是團中央的決定):免去李大同《冰點》周刊主編職務;免去盧躍剛《冰點》周刊副主編職務;《冰點》周刊於二○○六年三月一日起復刊。

看起來這是一個兩敗的結局。官方敗了,他們沒有能夠封掉《冰點》;李大同也敗了,他被踢出了《冰點》。 但是在大陸的現狀下還能有更好的結局嗎?讀過李大同條縷清晰、環環相扣的事件敘述,結論是:不可能了。

那, 李大同贏了。一個人,一個周刊的榮辱、命運,能夠在全球掀起一場如此狂悍的聲援風暴,而本人沒有被投入監獄,這不但是一個勝利,而且是一個奇蹟!李大同、 他的《冰點》團隊,還有為了保衛《冰點》和《冰點》所代表的精神聚攏在它身邊的人們伸出的如林之手,攥成了鋼鐵般堅硬的拳頭,終於卡住了那吞噬了一代又一 代精英,將他們不斷絞成肉泥的絞肉機!讀到此處,我絲毫不覺窩囊,只感到痛快。

「明天的太陽一樣會噴薄而出」,這是李大同在敘述完《冰點》停刊後接下來一節的標題。在第十節裡,他全文錄下了在接到免職通知後和盧躍剛一起寫的聯合聲明,其中有一段感我至深:

我們確信,任何強權都不能扼殺包括中國在內的人類社會對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冰點》倒下。《冰點》無罪。《冰點》再生!

語言無法表達我對《冰點》每一個記者和編輯的感佩,這其中也包括對雖然幹了不少蠢事,但是畢竟讓那麼多《冰點》報道發排的總編輯李學謙、李而亮的感激。我們實在有理由相信《冰點》還會再生,明天的太陽一樣會噴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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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兩會花絮點評

林保華@chengming
每年三月上旬到中旬,是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的「例會」,今年因為是「十七大」召開前的最後一個「兩會」,所以比較引人注目,除了可能有「換屆」,也是檢視胡溫十六大以來的「新政」在政府工作方面的成果。

表決機器仍然正常運轉
今年最受注目的是《物權法》的通過。此法醞釀了十四年,因為要保障私有產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抵觸,先逐步修改「社會主義憲法」,再制定法律。之所以 拖這樣久,根本問題在於中共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也就是掛馬列毛共產招牌,卻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怎麼解決這個「技術問題」,自然頗費周章。即使去年本 來要在人大會議上通過,也因為反對聲音太大而拖到今年。

會議期間,反對《物權法》的人士還開大會。然而因為黨已經事先關照媒體不得報道雜音,特別是全國人大這個表決機器還管用,所以最後投票表決時,以百分之九 十七的高票率通過。這些代表是一黨專政下的特權階層的代表,這個《物權法》最終是保障他們利用權勢搜刮到而成為自己私產的利益,他們會與自己過不去投反對 票嗎? 該期出版的《財經》雜誌,因為必須抽掉有關《物權法》與「魯能」的兩篇文章而不能依期出版。有關《物權法》的文章大概違背了中央精神,至於「魯能」,則是 權貴子弟以幾十億買下六百幾十億的魯能,是將國有資產變為私有、化公為私的範例,在私有以後,自然也受到《物權法》的保護。

對漢奸言論判監成為笑料
「兩會」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其實不是參政而是「議政」而已,雖然上級會關照一些禁區不得討論,然而還有不少空間可以任他們「自由發揮」,最典型的就是身 兼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的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表示,國內報章現在漢奸言論充斥,他將提案要求擬訂「漢奸言論懲治法」,對為歷史上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行為辯 護的漢奸言論,處以最高二十年徒刑。

去年因為刊登「漢奸言論」的「冰點事件」當事人、《中國青年報》的「冰點」主編李大同指喻的提案是「一派胡言」。不知道這個「胡」是胡來的「胡」,還是胡 錦濤的「胡」?廣州的《南方都市報》更專訪「冰點」刊登他的文章而惹禍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他說:「三月六日上午,有記者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政協委員 要提議制定一個『懲罰漢奸言論法』的法律,因為有人發表了很多叛逆言論,為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翻案。我邊聽邊覺得好玩,電話交談中我從頭笑到尾。」

按照喻權域的標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是該判刑的漢奸。毛澤東二十年代贊成蒙古獨立,三十年代贊成台灣獨立,六十年代割讓領土給緬甸;八十 年代鄧小平贊成釣魚島主權未定留到下一代解決;江澤民、胡錦濤則確認不平等條約中被俄國侵佔的領土,江澤民還把白頭山的中國領土給了北朝鮮。他們這些是漢 奸行動而不是言論,是否該槍斃和鞭屍?

腐敗不再被關心?

前幾年,腐敗一直成為「兩會」的話題,但是這兩年已經淡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老生常談,人們疲掉了;二是腐敗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兩會」的不少代表、 委員都腐敗了,還談甚麼?連一些被認為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也被人們要求公佈收入來源。當然這只是打空炮,有種的就去追查江澤民的兒子、李鵬的子女、胡錦濤的 女婿、溫家寶的兒子與老婆!

前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還在「兩會」的名單內。政治局常委黃菊抱病從上海趕到會場亮相,顯示自己的健康,更重要則是「清白」,說明即使胡溫要挖上海的腐敗根子,也因為利益上的息息相關而必須妥協。

御用機構早已經在製造「主旋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去年年底發表的《二○○七年社會藍皮書》裡就指出,「看病難、看病貴」首次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今 年一月底,中紀委調查顯示:在群眾認為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比較突出的部門中,醫院排第一,佔63.43%;在當前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中,「看病 貴」排第一,佔69.09%。醫院沒有錢不看病固然可惡,但是把他們排在「首犯」,不是為那些貪官污吏解脫嗎?難道將來中紀委的「雙規」主要目標是醫院的 院長、醫生和護士及其他醫療工作人員?造成這種「金錢人道主義」的罪魁禍首,難道不是領導一切的共產黨嗎?

人民幣改為華元的荒謬
有一位政協委員建議人民幣改名為「華元」。理由是「主體概念」不明確,缺乏特徵;不利於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認可度與知名度仍然不高等等。這簡直是胡說八道。

溫家寶在記者會給了最好的回答,他說:「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一切屬於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歸功於人民……政府工作人員除了當好人民的公僕以外,沒有任何權力。」這樣多的「人民」,怎麼可以少一個人民最關心的「幣」?

人民就是中國最大的主體,最大的特徵,豈止人民幣,還有人民政府、人民銀行、人民鐵路、人民警察等等,難道因此全要改為「華府」、「華銀」、「華警」?至 於知名度,又怎麼會不高呢?美國三天兩頭要人民幣升值,成為世界性新聞,為此中國股票大升,北京傷風,全世界打噴嚏。可見這位政協委員不看書、不看報、不 炒股票,到北京開會就亂講話。

即使人民幣稱呼不妥,也不必踐踏。有政協委員竟然說,人民幣是全世界最髒的貨幣,因為中國一張鈔票有多達十八萬種細菌。是不是因為「灰色經濟」與「黑錢」太多了?

李肇星「肉麻當有趣」
李肇星在擔任駐美大使時,因為好勇鬥狠而又言語粗暴,被華府的政治人物稱為「紅衛兵大使」。他擔任外交部長後,寫一些口號式的詩歌而被拍馬屁為「詩人部長」。也因為沉溺在政治口號中而改不了好鬥本性,特別是談到台灣問題時,更是粗暴與自大狂,非常使台灣人反感。

這次李肇星的記者會,有台灣記者提問時先恭維他在台灣「知名度很高」,他竟自作多情認為「那麼多人喜歡我」;因為天冷,他給提問的台灣記者揉臉頰,引發記者們驚呼,黨報評論為「慈祥」,台灣則說他「肉麻當有趣」。不論怎樣,即將退休的李肇星正努力做最後的表演。

溫家寶賣弄文才
按照慣例,大會結束前是總理溫家寶的記者招待會。此時溫家寶也成了「強弩之末」,也許他從來沒有強過。加上境外媒體提敏感問題,例如西藏問題、台灣問題、中日關係等等,他要花很多時間「演練」,所以媒體形容他此時已是憔悴、傷神、疲憊等等。

然而號稱「平民總理」的溫家寶,還是要在每次開記者會時摒棄「平民」身份而扮演「文人雅士」,不用平實語言而賣弄古文,引經據典。且不說這會使只讀《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的胡錦濤感到很不是味道,而且那些硬套進去的詩詞是否合適也是問題。

一位台灣記者最欣賞的是溫家寶在講述兩岸關係時所引用的劉禹錫名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台灣記者不知道,這是六十年代中共每次批判「蘇 修」所必須使用的字眼,已經用到爛了。現在蘇修滅亡,中共拿來對付台灣了。但是真正談到台灣問題,也只有外國記者敢問中共學習台灣民主的問題,溫家寶答都 不敢答,因為民主是中共的要害問題。台灣記者為了怕得罪中共,甚至希望因為總理大人的點名而成名,哪裡敢提出令溫家寶難以回答的敏感問題?

溫家寶在談到中日關係時還引述管子的話:「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既然知道要「除怨」,那麼首先應該解決自己國家長年累月積存的怨氣,不但是貧富分化 的怨氣,還有六四的怨氣,在今年反右五十周年時,當年「右派」和他們的子女因為五十年來的怨氣而要求的賠償……。既然要「修近」,就先解決自己國民的問題 吧,那不是「一衣帶水」,而是在自己的衣兜裡呢。根據「毛偉大」的教導,不能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呀。

香港誰出任全國人大常委?
「兩會」明年要換屆了。香港的政協副主席有兩個,董建華升任不久,會做到「老」;霍英東不久前去世,誰來頂替會引發競爭。最好玩的應該是人大常委的職務。 當年是金利來主席曾憲梓與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吳康民之間的競爭。這次據說是香港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有意競逐這個位置在大會結束前香港區人大最後一次小組會 議,曾憲梓發表了超過半小時的「離別宣言」,講到自己年紀大可能會退下,更激動得當眾落淚。曾憲梓從十七歲講起,說讀中學靠國家給錢,以後離鄉別井來港, 站在羅湖橋時他就暗裡發誓,要來香港賺錢報答祖國,報答共產黨。他在香港每天工作二十小時,生活儉樸,「賺到少少錢,就毫無疑問地捐給國家」。後來因過度 勞碌搞壞了身體,患上腎衰竭。他還謙虛的表示,自己的人大常委工作做得不夠,學識水平又低,不太懂得講話,樣子又好像很兇,「但其實我根本不是這樣的 人」。

不知道這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愛國表白會不會打動共產黨的心,讓他去轉任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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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解讀「和諧社會」

田牧@chengming
這些天網絡上對二○○七年的「春節晚會」一片批評之聲,各說各理,我認為晚會的政治化情節是主要癥結。 原本除夕之夜,是一個該樂、該鬧、該笑、該狂的時刻,數億的觀眾翹首以待電視熒幕,可央視給人們帶來什麼歡喜「春晚」,刻意的政治宣傳一目了然,主辦者苦 心設計了一台歌頌「社會和諧」的主旋樂章。宋祖英唱的什麼歌?好好的「辣妹子」、「等你來」不唱,一嗓子吼出了「和諧樂章」,真是倒足了全國觀眾和海外華 僑的胃口。

我假借《爭鳴》雜誌的一席之地,就「和諧社會」,說三道四地議論幾句。

 「春晚」不應搞政治宣傳
我並不歧視「社會和諧」一說,但是在「春節晚會」搞此類宣傳至少有兩點不該。 第一,娛樂晚會不該搞政治宣傳。一年一度的過大年喜慶時刻,央視卻借機包裝硬塞給天下人一些私貨--政治宣傳品,騷擾和影響了百姓的休閒、娛樂興趣。這些 天恰恰也是德國的狂歡節,人們撇下一切崇高的政治、嚴肅的工作,一個勁地樂、鬧、笑、狂,只要樂意,人們將科勒總統、梅克爾總理拿出來逗樂子取笑,這就是 節日的歡樂,節日的喜慶!民主國家還有這樣的憲法規定,不能在公立學校講堂、公眾會場進行某一宗教、某一黨的宣傳,這是涉嫌強人所難的說教,屬於一種侵權 行為。我以為,公眾的慶祝晚會也不能塞進政治說教內容搞宣傳,這也有強加於電視觀眾政治說教的嫌疑,更何況影響人們的娛樂權、歡慶權,嚴格的說也是侵權行 為。

第二,「和諧社會」不應對庶民搞宣傳。「和諧社會」是中共統治者的治國之策,是統治階層應該思慮和籌劃的工作,就是小民們樂意參與,也不具備這樣的權利。這些「春晚」的編導者們自己沒有搞清楚「和諧社會」是什麼,就一味的獻媚,真令人作嘔!

正確理解「和諧」之道
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不是什麼壞東西,它指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界、區域與區域、族群與族群、國家與國家等和睦相處,休戚相關的共存,其包容性達萬物世界、宇宙蒼穹。

「和諧社會」的核心是什麼?有人引經據典,扯出老子的「和諧」治國思想。那好,我就順杆爬,引用老子之道,「道可道,非道」,一句講不清的道,老子留下了 五千餘言著述論證。老子的治國之道是對統治者而言的,無論是「陰陽」和諧,還是「無為而治」,抑或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等,每一條、每一點都 是在教導統治者治國之心、治國之策、治國之道。

我牽強的感悟,道是萬物之本原,它賦予萬物生命個性,造就了萬物與世界之美;道是萬物生命的規律,「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成就了萬物和世界之美,蘊含著內在「和諧」的規律到達終點。譬如說人類今天認識了自然界生態平衡的重要性,這也就是老子言及的內在規律--道。

什麼是自然生態內在平衡的規律?舉一例說明:美國黃石公園的樹種豐富,被譽為樹木的天然基因庫。它的發展走過了一段曲折的彎路。據一些資料記載,二十世紀 初這裡是一片茂密旺盛的森林,但在以後的半個世紀內這裡的森林開始枯萎和逐步荒蕪,眼看引起了一場生態危機。經過美國科學家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結論是:黃 石高原麋鹿數量驚人的增加是森林萎縮的主要原因。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大量屠殺野狼,造成麋鹿數量飆升,茂盛的楊樹、柳樹幼苗遭到麋鹿蠶食,至此森林植 被每況愈下,這是人類屠殺狼、破壞生態鏈而造成的後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黃石公園管理署引進加拿大狼,修復了自然界的生物鏈,使得森林、麋鹿之間的生態 平衡重新得到控制。幾年後黃石公園森林境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同時也帶來了生物界良性連鎖反應。「引狼入園」,修復了黃石公園的自然生態鏈,也使得人類受到 了深刻啟發,讓人們認識到「生態鏈」對保護自然界生態平衡的重要性。

社會政治生態平衡才能和諧
自然界是如此,人類社會政治生態也是如此。社會政治生態同樣具有政治生態鏈,同樣需要社會政治生態的平衡,同樣存在內在的規律。「社會和諧」實際上表明了 政治生態鏈的平衡規律--道。中國共產黨的反貪力度逐年升級,可腐敗案例無論從規模上還是數量上都在急速上升,愈演愈烈,依靠重刑並未能止住貪腐案例蔓 延。二○○六年中共官員貪腐案例達到六萬餘件。自古對貪官處以極刑堵漏洞。明太祖朱元璋尤為嚴厲,上萬人被處死,幾萬人被投入囹圄,有處死官吏甚至被剝皮 塞入稻草,置於衙門一側以警告其他官員。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幾代皇帝在今人眼裡算得上是兢兢業業、克勤克儉治國的好皇帝,但大清半壁財富還是吞入和珅 的私囊。自古中國就沒有杜絕貪腐惡瘤,為什麼酷刑也不能起到震懾作用,這其中是否存在內在的社會生態鏈的因素。據說,美國黃石公園管理署最初也是採用最簡 單的槍殺麋鹿方法,然而收效甚微,這恰恰應了老子的「道可道,非道」的說法。

自然界生命分陰陽,人類社會層也存在陰陽,只是人們不是以「陰陽」稱謂。譬如在中國以統治者、執政黨、主流媒體等為一面,而另一面則是被統治者、反對派 (中國不容反對黨)、異議人士(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等。人類發展歷史告訴我們,社會每前進一步,都留下了反對派挑戰的痕跡。有了馬丁路德的新教學說挑戰, 宗教界引起了一場改革,使得天主教趨向人性化和世俗化。有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挑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才經歷了一次挑戰、修正和完善,出現了一大批完 善、先進的西方民主國家,使得人類社會有了新的發展目標。人類歷史就是在這樣鬥爭、調和、修正、完善中螺旋形的上升和發展。

達至「和諧」不能靠歌舞宣傳
中國離「和諧」的祥和境界太遙遠了,因為中國沒有社會的制衡機制,貪官污吏的天然剋星,新聞監督、競選制度、依法治國三大法寶被統治者遺棄,尤其是社會的 制衡群體(民運人士、異議人士、宗教人士等)不是被投入監獄,就是拒之於國門之外。由於社會政治生態鏈的斷裂,社會不可能呈現「和諧」盛世。目前中國不是 朝著「和諧社會」發展,而是朝著分崩離析的方向蔓延。社會的對抗群體不斷擴大和增加,從原來民運異議群體、宗教群體,增加到近年來的弱勢維權群體、無房群 體。假如不採取積極的措施,中國社會衝突是早晚的事,總有一天會撕裂眼前暫時的和諧假像。

真正的「和諧社會」,是包容社會各個階層,包容社會每一個人,是一種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政治的和平相處、共存、制約,通過內在規律的和諧,達到社會 政治生態的平衡。據我看來,西方民主國家反而更符合和貼近「和諧社會」的境界。中共官方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至少是認識層面上又邁出一大步。「和 諧社會」不是依靠歌舞宣傳一蹴而就,它需要制度作保障。譬如,開放新聞自由,釋放所有的良心犯,開放黨禁,建立競選制度,依法治國,並納入到國家的憲法。 這樣才能真正對貪腐現象防患於未然,對社會其它矛盾衝突通過政治生態鏈的平衡和消化,為構建「和諧社會」開放綠燈,敞開通道,提供保障,真正意義上達到老 子的「無為而治」的和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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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物權法非彼物權法

王維洛@chengming
私人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

二○○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高票通過了物權法。

中國有句俗話:有土斯有財。中國城市的土地歸國家所有,私人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而只能擁有土地使用權,住宅用地的土地使用權期限為七十年。中國人購買一 處房地產,獲得兩份文件,一份是土地使用權證書,一份是建築物所有權證書。看起來,建築物和土地使用權是可分離的,但是在技術上兩者是不可分離的。中國成 語中有「空中樓閣」一詞,生動地說明沒有土地,要建造樓房,是不可能的事。梁啟超先生在《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中就寫道:「其空中樓閣的理想,誠足以自 慰。」

根據德國的基本法,建築和土地是不可分的,建築從屬於土地。土地所有權擁有者,不僅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也擁有該土地上的建築所有權。德國人購買一處房地 產,獲得一份地契,土地所有權歸您,土地上的建築物的所有權自然也歸您。在德國也有和中國相似的土地使用權,不過這種類型的房地產在德國只佔百分之五,而 且土地使用期為九十九年,比中國長。

在中國,七十年後,土地使用權到期,國家收回土地使用權,土地上的建築物也隨土地使用權回歸國家。新通過的物權法,沒有規定此時國家必須給予賠償,這顯然 是違反物權法的平等原則的。七十年後,今天的房地產投資者又將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而在德國,土地主收回土地使用權時,必須對建築物進行賠償,土地 主不能通過收回土地使用權而額外地獲得其他物權。

物權法沒還地於民化公為私
另一個問題是土地使用期的延長問題。由於建築物使用期長,而土地使用期短,土地使用權到期後,是否可以延期?此次通過的物權法雖然比較明智地規定,如果國 家不收回土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可以自動延期,這對使用權擁有者有利。但是物權法沒有明確規定,自動延期時,是否需要再次向國家交納土地使用權費,按什麼 標準交納土地使用權費。按照物權法的原則,最大的可能是在延期時,必須再次交納土地使用費,土地使用費的高低由當時的「市場價格」所決定。在物權法規定的 框架內,中國房地產的保值和增值的功能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德國,投資房地產,最主要的是取得土地的所有權,因為擁有土地所有權,也就擁有建築物的所有權。這塊土地,這房子,從今天到將來,永遠永遠屬於您,房地產的增值也屬於您。真正是「有土斯有財」。

如果通過的《物權法》讓私人可擁有土地所有權,才真正是具有「還地於民、化公為私」的歷史性意義。

沒保障土地使用權不受侵害
中國的房地產大部分是公寓樓中一套住房,而這座公寓樓又是某居住小區中許多建築物中的一部分。比如一個居住小區中有兩千戶,這座公寓樓有五十戶,每戶的建 築面積都為一百平方米,您擁有其中一套住房。在土地使用權證書和建築物所有權證書上所登記的都是您所擁有的建築面積,比如說,╳╳市╳╳街╳╳號╳╳地塊 上一百平方米建築面積,這是一個絕對數。但您不知道這土地上一共有多少建築面積,這個建築面積是否可以再擴大。這是一個開放體。

在德國,同樣是公寓樓中一套住房,地契登記中不注明居住面積的絕對數,而是注明該土地的面積和您所佔有的土地份額,比如土地面積五百平方米,百分之二的份 額。這是一個相對數。那麼這公寓樓中五十套一樣大小的住房,有五十本地契,每本地契佔有百分之二的份額,一共是百分之一百的份額。這是一個對外的封閉體。

不要小看這個地契登記中的區別。在中國,一個小區的物業管理可以在這開放體(小區內)再增建樓房,也可以在這座公寓樓的一樓加蓋商店建築,在兩側加建其他 住房建築,在頂樓加蓋一層樓等等,也可以在原來規劃的綠地上再建樓房。比如,這座公寓樓的總建築面積由原來五千平方米擴大到一萬平方米。按照中國的物權 法,物業管理這樣做,並沒有侵害您的一百平方米建築面積的權利。但是實際上,您的權利受到了很大的侵害,因為您所佔有的土地使用權的份額已經大大地減小 了。

在德國,由於土地上的總份額永遠是百分之一百,不可能再插入其他房主。如果要增建其他建築,這產權也屬於原來五十位房主。如果總建築面積由五千平方米擴大 到一萬平方米,您擁有百分之二的份額,您的建築面積就從一百平方米擴大到二百平方米。這樣的封閉體,房地產主的權利不會受到損害。

百姓不可能是物權法受益者
中國物權法規定,對房屋拆遷要進行補償,但沒有規定要按照市場價格進行賠償;同時也沒有規定,對失去的土地使用權要進行賠償。法律制定者認為,土地所有權 屬於國家,所以無須對私人失去的土地使用權進行賠償。但是在房屋拆遷實踐中,一些地方政府,如北京政府規定,對某些社會「重要人士」所失去的土地使用權進 行補償,但這個規定不適用於一般民眾。在德國,在房屋拆遷中,對失去的土地使用權一定要進行賠償,和被涉及者的身分無關。

住房屬於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國際上把每平方米的房地產價格和平均月工資收入的比例,作為評價房地產價格高低的一個標準,一般認為此值應該在一以下,不能超 過一。這個值在北京為五,德國為一,可見中國房地產價格之不合理。如果仔細分析,北京的指標值實際上遠遠高於五,因為此房地產非彼房地產。北京每平方米的 房地產價格為月收入的五倍,這已經很不合理了。但是仔細分析起來,由於房地產價格中的定義不同,包含的內容不同,如果按照德國房地產價格的定義,北京每平 方米的房地產價為月收入的十倍甚至更高。毫不誇張地說,就住房價格痛苦指數而言,中國是進入了世界「最先進的行列」。房地產價格高,老百姓沒有能力購置房 地產,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成為剛剛通過的物權法的最大受益者。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54/354spfeature/spfeature04.html

物權法爭論者背後的政治較量

劉曉波@chengming
醞釀已久、一波三折的《物權法》草案,終於在今年全國人大會議上提交審議並高票通過。因為這是中共執政以來第一部明確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更因為圍繞著 《物權法》的爭議愈演愈烈,所以,《物權法》成為今年人大會議的第一焦點,不僅世界各大媒體一直跟蹤報道,而且即便《物權法》已經通過之後,激烈的爭論也 並沒有因此而停止。

物權法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物權法》是在二○○四年保護私有財產入憲的基礎上制定的產權法,為的是在法律上進一步明確、細化產權和保護私有財產。當然,在政治上一黨獨裁體制沒有發 生根本變化的制度環境下,這部《物權法》對私有財產的界定和保護肯定還有諸多不完善之處。一,仍然堅持土地國有制,沒有做到「還土於民」;關於土地產權的 界定,明確界定的權利僅僅是土地使用權(包括農民宅基地使用權、農用田使用權和城市建築土地使用權等等),也就無法避免在農村土地開發和城鎮拆遷中強勢官 商對弱勢民間的掠奪。二,由於新老左派的激烈反對,今年提交人大審議的《物權法》(草案)已經作了修改,突出了對「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肯 定,公有財產權的地位仍然高於私有財產權;所以,本該叫《財產權利法》的法律,為了意識形態避嫌而取了個很彆扭的名字《物權法》。三,在《憲法》規定的財 產保護原則下,《物權法》如何與《行政法》、《刑法》、《經濟法》等法律共同組成保護財產的法律網絡來發揮作用,也就是當個人財產受到侵犯時,如何懲罰侵 權者就需要《行政法》、《刑法》作出具體規定,這些配套法律並不完善。

雖然,在中國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還不可能制定出一勞永逸的《財產權利法》,但這部《物權法》仍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首先,各類物權的細化和明確界定,改變了長期以來的模糊產權,使產權邊界變得清晰,而明晰的產權界定將增加官權侵犯民權、權貴掠奪民財和國有資產的難度。 其次,對國家、集體和私人的物權實施平等的法律保護,也保障各種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改變了對私有物權和民營經濟的長期法律歧視,使民間權利清單增添 了新的內容,也就等於增加民權博弈官權的制度資源。第三,最為重要的是私人產權的明確界定與法律保護,這在中共掌權後的立法史上還是第一次。它有利於依法 保護權利人的物權,使私有財產不再受到質疑和歧視;也有利於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逐漸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第四,《物權法》通過之後,將在實踐中受到踐行 和檢驗,民眾可以利用這一法律來捍衛個人財產,通過法律的實際運用來提升和健全關於財產權利與法律公正的公民意識,形成尊重個人權利和法治規範的行為習 慣。

健全的市場經濟來自明晰的產權界定和對產權的法律保障,《物權法》正是向著這個方向邁出的一大步。所以,在改革以來的中國立法史上,還沒有哪一部立法像 《物權法》這樣重要;也沒有哪一部立法引起這麼長期而激烈的爭議--這部法律草案醞釀十三年,五年之內修改了七次,新老左派對它的攻擊伴隨著全過程,至今 仍然不依不饒。儘管這些新老左派不過是言行背離,說的是社會主義而做的是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在現實生活中,新老左派像絕大多數國人一樣在乎私產,那些作 為社會名流的左派也像商人一樣經營著自己的資產。在此意義上,《物權法》的通過,是中共掌權以來的立法史上最重要的法律。

鄧小平的「不爭論」已失效
近些年,無論是「朗旋風」引發的關於改革方向的大討論,還是新老左派將積蓄已久的不滿通過反對《物權法》公開發泄出來,恰好說明了跛足改革所積累的社會危 機及其不滿,已經強烈到使鄧小平的「不爭論」諭旨徹底失效的程度。首先,現實問題無法迴避,跛足改革造成社會危機不斷加深且越加醒目,此起彼伏的民間維權 凸現出嚴重的社會不公和強烈的民間不滿,這樣的現實遠非當局的壓制所能完全消除。其次,寡頭權爭無法擺平。強人鄧小平的離去使中共高層失去一言九鼎的人 物,寡頭之間的權爭處在誰也無法吃掉誰的狀態,失去絕對權威的寡頭獨裁體制很難壓制住黨內各派的不同聲音。最後,言論管制無法奏效,互聯網提供難以完全被 封鎖的信息渠道和表達平台。如果說,當局對傳統媒體的控制還有效的話,那麼,當局對互聯網的控制即便日益加強,也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正是借助於網絡,社 會的黑暗和不滿得以不斷曝光,各派的不同政見得以公開發表。民間異見和體制內歧意的公開表達已經難以完全封鎖。

所以,關於改革的方向和政策的爭論早已開始。一九九九年李慎之先生的檄文《風雨蒼黃五十年》,是自由派質疑鄧小平模式的力作,以批判跛足改革和呼喚政治改 革為主題,發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條件已經爛熟」的呼聲。鄧力群等人質疑三個代表的「萬言書」是新老左派反改革的政治宣言,以高舉毛澤東旗幟和批判市場化 私有化全球化為主題,最為鼓動人心的口號是「中國改革到了最危機的時刻」。十六大後,國內輿論的一大熱點已經是關於產權改革的激烈爭論。自由知識分子強烈 呼籲通過修憲來完成產權改革,新老左派強烈反對私產保護入憲。現在的《物權法》草案之爭,不過是上述爭論的延續而已。

左派反對物權法的理由
新老左派反對《物權法》提出的主要理由有二:一,這部法律主要體現了政權及其強勢集團的意志,保護的主要是權貴階層的財富,使分配上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 合法化。二,這部法律事實上保護了資本原罪和腐敗所得,特別是讓非法侵吞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合法化,必然加快國有資產的流失。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言 論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本來,去年人大會議就計劃審議《物權法》,但鞏獻田發表了反對《物權法》的一封公開信,居然就使這一法律程序被迫擱置。他 認為《物權法》有三大弊端:一,違反了《憲法》中「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條款;二,只利於保護少數富人的財產權,將導致國有資產進一步流 失;三,該草案背離社會主義原則,開歷史倒車。

我讀鞏獻田公開信的第一感覺,是為北京大學法學院臉紅,類似鞏獻田這樣的教授,應該去意識形態衙門當官,而不應該在北大當教授。在他的信中,儘管也提到 《憲法》,但通篇都沒有從法律的角度談問題,而完全是意識形態仇恨的宣泄,宣泄對市場化和私有化的仇恨。他甚至說:「窮人打狗棍不能與富人寶馬別墅一樣保 護」。按照這個邏輯,只有窮人的打狗棍應該得到特別的保護,而富人的別墅就不應該保護。難道他就不明白,保護私產的標準,不是貧富而是合法非法。合法的財 產再多,也要保護;非法的財產再少,也不能保護,並要受到司法追究。

今年,《物權法》的反對派再次掀起大規模的抗議浪潮,三千五百名退休高官和學者發出一封簽名公開信,強烈籲請全國人大做出決議糾正國企私有化。儘管,這封 公開信沒有明確提出反對人大審議《物權法》,但那種強烈的反對市場化私有化的傾向,與鞏獻田的公開信如出一轍。新左派韓德強批評《物權法》「將使非法所得 合法化」,《物權法》「太自由主義、太右,是倒退回十八世紀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

改革方向和路線的政治爭論
中國政治的匪夷所思在於,去年,一個教授的一封公開信就讓《物權法》的審議被擱置。今年,三千五百人簽名的公開信卻無法阻止《物權法》提交審議並通過。這 說明,圍繞著經濟改革的私有化方向及保護產權的《物權法》的激烈爭論,實質上是一場政治爭論,即關於中國改革方向及其路線之爭。這爭論不僅來自社會各界, 也來自中共高層內部。《物權法》是否提交審議和通過,主要取決於中共高層的決策,參加會議的人大代表實質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在反對《物權法》的先鋒鞏獻田等人的背後,是以李鵬為代表的黨內保守派。正是在李鵬等人的支持下,他在去年兩會前致信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草案才會被擱置。 今年他再次寫信給李鵬,李鵬批示後轉給吳邦國,吳邦國轉給胡錦濤和溫家寶。但這次胡溫不再買賬,下令確保《物權法》高票通過。兩會前,胡溫派出多個遊說團 前往各地,意在說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三月初各省人大代表團抵京後,胡溫臨陣動員,特別要求中共黨員投贊成票。

與此同時,中宣部嚴令媒體不得炒作有關《物權法》的爭論,即便是贊成《物權法》的聲音也暫時消音,這就是著名《財經》雜誌推遲出版的原因。兩會前,有關當 局也找鞏獻田談話,要求他閉嘴--停止串聯簽名,不接受媒體採訪,不在網上發文章。所以,兩會期間,再也聽不到鞏獻田的聲音了。

儘管我不贊同左派,但我堅決反對當局封殺圍繞《物權法》的討論,無論是左派的反對還是自由派的贊成,都有公開發表並堅持自己觀點的言論權。而且,唯有公開的辯論才能讓真理凸現,也才能讓全社會關注這部關係到家家戶戶財產的法律。

左派們杯葛《物權法》,不僅來自黨內高層保守派的支持,更來自胡溫政權對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的堅持。在將近三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儘管市場化和私有化已經是不 爭事實,但中共政權在口頭上仍然死抱住正統社會主義觀念不放,強調什麼國有經濟的主體性地位。比如,二○○四年修憲時,很多人根據平等保護的法律原則提 出,《憲法》上寫有「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那麼在「保護私有財產」入憲時,要麼應該寫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要麼乾脆去掉「神聖」二字,只寫 「同等保護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但是,在經過修改的《憲法》中,「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保留未動,新增添的保護私產被表述為「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沒 有「神聖」二字,也就是在《憲法》層次上仍然堅持「公產」高於「私產」。以至於,國企轉制中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就是犯罪,而國家壟斷行業用特權來排擠民間資 本和搜刮民財卻是正當的,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升值。在此次人大會議上,王兆國所作的《物權法草案》說明也再次強調:「制定物權法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的需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正因為傳統意識形態的瓶頸難以突破,才為新老左派的極力反對私有化及其相關法律的出台提供了「政治正確」的支持,他們才敢於放言無羈並徵集到三千五百人的 簽名,致使為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法律正名工作舉步維艱。新老左派們反對《物權法》之聲,可謂群情激昂,然而,他們所要捍衛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資產,實際 上早已淪為似是而非的「道理」。

世界性的公有制試驗已經證明,所謂的「國有資產」,事實上是沒有明確產權歸屬的財產,因而,國有資產往往是無人負責且經營效率最低的資產,進而是掌握國家 權力的權勢階層可以任意支配的資產。說到底,公有制是「權力所有制」,國有經濟是「權力經濟」,財富的控制和分配完全掌握在官員們的手中,廣大民眾只有創 造財富的義務,而沒有分配和享受財富的權利。公有制、計劃經濟及國有資產,不僅是通向奴役之路,也是孳生一個腐敗墮落的權貴階層的溫床。

紙上正義與現實不義的反差
《物權法》的出台,固然是法律對現實經濟變革成果的制度性肯定,也讓私產權擺脫了長時間的制度和道德的雙重歧視。但在黨管司法的體制下,當法律進入現實操 作之後,如何才能擺平「紙上正義」和「現實不義」之間的巨大不對稱,是擺在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難題。特別是,產權改革必須面對個人財產積累的制度性原罪, 《物權法》的通過並不能赦免不法之財,也不會中止關於改革方向的討論。

我認為,在中國的現實中,產權改革和私產權保護先行具有邏輯上和經驗上的雙重合理性。從道理上講,私有產權堪稱孕育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子宮, 是人類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權利,也是維繫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根基。從制度文明的角度講,私有產權是憲政的基石、人權的屏障、市場的核心、繁榮的動力和長治 久安的保證。在私有財權得到法律保護的制度下,每個人都可以憑藉個人能力來致富發財,私有財產保證了個人的經濟獨立,從而激發出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帶 來整個社會財富不斷增長,就業機會不斷增多,社會的大多數人口變成殷實的資產階級,民富必然帶來國強。

也就是說,產權改革絕非單純的保護私產的問題,而是直接涉及到國民權利和社會公正的問題。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和實現社會公正,應該是產權改革的題中應有之 義。私產權保障是削弱官權的至為關鍵的第一步。完善的產權制度的確立,不僅是國民理應擁有的權利,而且是政府權力退出市場的先決制度條件,有利於健全市場 的發育和獨立的民間社會的培育。

從經驗上講,任何一個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的形成,毫無例外地是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長期博弈和相互妥協的結果。通過妥協的方式來調節利益衝突,在為強勢集團 留有餘地的同時,也會鼓勵其推動政治改革的決心。而對於弱勢群體來說,爭來的權利遠勝於官賜的麵包。弱勢群體同強勢集團博弈的最佳路徑,不是暴力造反或讓 皇帝開恩,而是通過持續的非暴力反抗達成民權的漸進擴張,讓法律保障的民權清單不斷增加。

產權改革是間接體制轉型
與此同時,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民間的持續成長,也將導致各種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組,其力量對比也會隨之不斷變化,現在的權貴集團不可能永遠處於優勢地位。所 以,在政治改革無法啟動的現實面前,產權改革不失為間接的體制轉型,可以為政治改革提供基礎性制度依託。特別是涉及到修憲層次的產權改革和民法層次的私產 權保障,對推動制度進步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它必將在權利層次上促進人權保護、民間社會成長和限制政府權力。

從社會公正的角度講,沒有以權利平等為起點的社會公正,就沒有基本人權的保障,也不會有良性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弱勢群體更需要平等權利的法定保障,只有依靠法定的權利平等,弱勢群體才具有了與強勢集團討價還價的資本。

當私產權入憲和《物權法》完成之後,怎樣保證這些法定權利的具體落實,將要求相關司法制度的連鎖改革,即紙上的權利必須得到相應的司法化保障。為了落實私 產權保障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必須以相應的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為前提,還產於民的分配公正能夠落實為每個國人的權利保障,還必須取決於能夠啟動還政於民的政 治改革,讓言論自由、選舉自由等落實為每個公民的法定權利,才能最終讓法律正義落實為憲政民主。

二○○七年三月十八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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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15, 2007

北京扛起集權陣營大旗

胡少江@TrendMag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給世界帶來的最大的變化莫過於蘇聯和東歐集團的突然瓦解。許多人認為,隨著蘇東集團的瓦解,持續了近五十年的冷戰也就從此結束了。冷戰結 束後,不少人天真地認為,兩種政治和經濟制度孰優孰劣的爭論從此也結束了。這種樂觀主義的根據是,在經濟上,幾乎所有過去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在全身心 地擁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在政治上,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不是已經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就是正在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種情緒,充分表現在著名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的名著「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他在書中聲稱,人類歷史的變化將再無新意可言,因為人類在意識形態上的發展與爭論 已告終結。過去一百年來,人類的歷史是在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的鬥爭之中發展的。現在,自由主義已經擊敗了共產主義,自由理念與民主政治已成為舉世公認 的道理。人類已經進入了「後歷史」時期,這個世界將不再有真正意義上的理念衝突。

當然,福山並沒有幼稚到閉眼不見現存的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脅。他將西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東亞的「新專制主義」列為當代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兩大威脅。但 是,他在當時所沒有能夠估計到的是,這種威脅事實上正在演變為一場新的冷戰。而代替蘇聯成為反對世界民主自由理念的主要冷戰對手的,正是繼承了一黨專政制 度衣缽的北京政權。

正在形成的第二次冷戰與第一次冷戰在意識形態上和政治制度上一脈相承。「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只有中國能夠救社會主義」,這本是中國人對自己政府的 調侃,但是卻也千真萬確地道出了北京政權在第二次冷戰中的集權陣營的旗手地位。北京正在通過強化與非洲、拉丁美洲等現存的集權政權的關係,通過抵制和限制 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各地獨裁政權的制裁,重振一個與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對抗的陣營。這個陣營的政權,與前蘇東集團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他們都是剝奪民眾的民 主權利,依靠警察和軍隊來治理國家,壓制新聞自由,實行一黨專政。

北京在第二次冷戰中作為集權陣營的旗手地位,也能夠從那些西方國家內部的左派知識分子的態度得到體現。過去西方的左派們視斯大林模式的蘇聯為他們的精神家 園。蘇東集團頃刻瓦解的時候,他們個個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現在,集權的北京政權則成為了他們的全部希望。他們處心積慮地杜撰出了一個所謂的北京共 識,來為世界上的集權政權塗脂抹粉。所謂的北京共識的核心就是反對自由民主的價值,它是集權陣營在第二次冷戰中的政治綱領。

與第一次冷戰不同,第二次冷戰中的集權陣營不再完全地排斥市場經濟制度。相反,他們正在試圖利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所培育出來的市場經濟制度,來拉攏他們 一貫視為仇敵的國際和國內資本,來挽救集權的政治制度,來對抗自由民主的價值。面對這種變種的意識形態,自由民主陣營一時尚未找到有效的應對策略。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不少西方政治家被第一次冷戰中民主陣營所取得的勝利衝昏了頭腦。一時間,「冷戰思維」在國際關係上已經成為了一個貶義詞。問題是,新的冷戰已經在進行,沒有適應新形勢的「新冷戰思維」,自由民主陣營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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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第一個高潮

張滔@TrendMag
三月一日,特首選舉的兩個候選人--曾蔭權和梁家傑,舉行了首次公開辯論。這次辯論,雖然只限有權投票的選舉委員會成員入場,但透過電視的現場直播,以及 事後反覆重播,據統計,收視率遠超熱門劇集,可謂全城轟動。其後傳媒的評論分析,也非常熱鬧。比起回歸以來的前兩次特首選舉,真有天淵之別。不管這次辯論 的勝負,以及最後的投票結果,單是改變了過去兩次特首選舉的情況,已是香港公民力量的一次壯大,從長遠來說,有助於民主制度的推進。

財政司唐英年為曾蔭權造勢
在評論這次辯論之前,先來談談在辯論的前一天--二月廿八日,財政司唐英年發表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唐英年是曾蔭權現有內閣的重要成員,他的財政預算,必然要為曾蔭權的競選造勢。

唐英年公佈:估計過去一年香港政府的財政盈餘,高達五百五十一億,是原來預算五十六億的九倍多。這樣,一方面顯示了香港經濟已經全面復甦;另一方面,巨大 的盈餘可讓曾蔭權政府向市民大力「派糖」,爭取民心,有利於他的競選。根據民意調查,百分之六十二的市民滿意這次財政預算,是八年來最高的一次。

唐英年能夠這樣去為曾蔭權造勢,當然最重要和基本的原因是香港經濟的好轉。但我們還是要問:這好轉的趨勢,在一年前已經出現了的,為什麼他沒有發覺而這樣 保守,以致這一年度的財政盈餘竟是估計的九倍多?是不是他有意保守,保留實力,以備這一次大灑金錢,去製造有利曾蔭權競選的局勢?

普選是辯論中最尖銳焦點
既然有上述的造勢,曾蔭權在這一次辯論中,是否就取得了壓倒的勝利呢?

整個辯論過程是一個半鐘頭,其中最突出和尖銳的問題,就是二○一二年的普選。梁家傑鮮明地提出,要在二○一二年實行普選;並指出北京並不一定反對普選,因為務實和推行政制改革,也是中國的國策,堵塞了好一些左派人士指責「反中」的攻擊。

至於曾蔭權,一直以來對普選都不表態,這次也不能不表示,假如當選的話,會在任內解決這個問題。深究其言辭,何謂「解決」呢?「解決」不等於「實行」,否 決了也是一種「解決」。他始終沒有表示要盡力向北京為港人爭取普選。雖然他善於辭令,早已估計得這是辯論中的一個焦點,準備怎樣去回應,但仍然讓港人看清 楚了他對實行普選的曖昧態度立場。在這個問題上的辯論,曾蔭權是失分的。

梁家傑說出港人心聲
另一個辯論的焦點,是教育界多年來爭取的小班教學。這不單只是教育界最關注的問題,也關乎教育質素的提高,是得到家長的廣泛支持的。

在過去一年多,曾蔭權對這個問題都沒有積極的回應,只說小班教學的成效未得到證實,正在進行試驗,小班教學並不比減少教師授課節數好,等等。這次,在梁家傑的鮮明支持的對比下,他不得不承諾在五年內落實這個問題,態度比以前有了進步。

曾蔭權長期擔任政府高官,最近還做了十八個月特首,對政府運作和行政經驗,當然比梁家傑佔優勢,是在辯論中可以取得上風的一個環節。但梁家傑很聰明,抓住 在任者也必然會在職務上出現過缺失和漏洞,朝著這方向發動攻勢。他特別針對曾蔭權做了十八個月特首的政績,質問:你做特首以來,有什麼政績?第五號政制改 革報告書,為什麼會被立法會否決了?西九龍建設文化藝術區的計劃,為什麼胎死腹中,要修改再上馬?拆除天星碼頭,受到強烈反對,為什麼仍一意孤行?……這 些都這一年半以來強烈的民意,梁家傑在辯論中,說出了市民的心聲。

輿論界認為辯論梁勝曾
在辯論後的民意調查,雖然曾蔭權的支持度仍比梁家傑高,但曾比原來的下降了,梁比原來的上升了,兩人差距拉近了。在辯論中的表現,絕大部分的輿論都認為是梁家傑勝過曾蔭權,更認為梁家傑比在此之前的表現,有脫胎換骨的進步。

評論兩人表現的焦點如下:梁家傑說話平民化,一洗過去木訥的形象,尤其是在辯論的開頭和結尾,不說教地談政綱,而是講故事,成功地拉近了與聽眾觀眾的距 離。在發言中,他說出了「還票於民」、「港人求變」等激動人心的口號,贏得台下熱烈的掌聲。對時間掌握得很好,恰恰好用盡所規定的時間。

反觀曾蔭權,說話缺乏人情味和神采,每當受到對手攻擊時,便面色下沉,明顯流露不悅,使人覺得他胸襟淺窄,沒有氣量。整個過程,都顯得太拘謹和太嚴肅,缺乏親和力。他的發言時間掌握得不好,曾被主持范徐麗泰中止其發言,他要求延長而不獲准。

有一家報章將兩人辯論中的發言和態度,分作以下各項去評分:內容、詞鋒、反應急才、身體語言、風度。根據三個評論員的評分結果,在這五項中,梁家傑勝過曾蔭權的項數為多;至於五項合計的總分,都是梁家傑勝出。

這次競選會對國內有所影響
這次特首選舉還有第二場的候選人辯論,日期定於三月十五日舉行。競選的雙方必會認真總結經驗,整裝再出發,去迎接第二個高潮。港人也必刮目以待,看看雙方有些什麼改進?會不會改變策略?

三月十五日的第二次辯論後,再過幾天,三月二十五日便正式投票。不論第一次和第二次辯論的結果如何,即使第二次梁家傑取得更大得多的勝利,任何人都會知道是不會改變投票的結果的,曾蔭權一定會當選連任。即使如此,這次的競選和辯論都很有意義,並且達到了目的。

有一些評論還說,這一次競選的消息傳到國內,尤其是辯論的電視轉播,讓國內人民收看了,必引起他們很大的感慨。同是中國的土地,為什麼香港發生的事,國內卻禁絕出現?他們必然會想到國內的各級選舉和言論自由。這也會變成推動國內民主的一種力量。

集思廣益,謙虛反思
從宣佈參選到首次辯論,梁家傑有了很大的進步,我們期待他在第二次辯論中有更大的進步。其他民主派人士,要想一想,他為什麼能夠取得進步呢?「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他競選的兩個口號。「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就是不怕精神和肉體的艱苦,全力投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就是 不著眼這一次的勝負,只求一個開始,以後不懈地繼續努力,期望終有一天達到目的。

據聞,在這一次辯論之前,梁家傑的競選辦公室請了不少演藝、傳媒、學術、政壇方面的人,提供意見,給予訓練。這樣集思廣益,才會進步的。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反思,謙虛地接受意見。

鍛鍊才會出人才,梁家傑接受了鍛鍊,也在被造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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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拿毛派漢奸言論開刀

南路@trendMag

北京兩會期間,各派勢力大炒新聞。最惡搞者,是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他表示將提案要求擬訂「漢奸言論懲治法」,對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行為辯護的漢奸言論,處以最高二十年的刑期。

喻某人言論一出,轟動傳媒,此人也算是個報人,曾經擔任過半月談主編、經濟參考報總編、人民日報總編室主任等職,一直以左派自居。中國的左派文人,有一個 通病,就是頂著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神牌,坐井觀天,知識單一,思維僵化又好為人師,特別喜歡給別人扣大帽子。中共號稱以法治國,左派文人雖不懂以法治國的真 意,卻也要趕潮流,以法為棍,借法律之名行鉗制思想自由之實。

喻某人自稱將建議對漢奸言論罪作如下懲處:凡為一八四○年(首次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對華侵略行為辯護者,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凡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外國對華侵略行為辯護者,處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刊載漢奸言論的報章負責人要負連帶責任,處三年以下監禁。

不知喻某人是否知道,他們的神主毛澤東早在一九六一年會見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時,就曾說過大大的漢奸言論。他在與黑田壽男談話時說:「南鄉三郎見 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 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 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這番談話,收入中國 外交部與中央文獻研究室聯合編輯的《毛澤東外交文選》《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一文。該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

毛對日本侵華歷史作用的大膽評論,還反映在他與日本社會黨領袖佐佐木的談話中。他對佐佐木說:「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沒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七二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又表示沒有抗日 戰爭,中共不可能那麼快就奪取政權,希望田中不要背負日本侵華的歷史包袱。

按照喻某人清算漢奸言論的提案,類似老毛的言論,按其懲治漢奸言論法案,應該處二十年徒刑。而編輯《毛澤東外交文選》的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以及出版該書的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的負責人,都應連帶受到追究,處三年徒刑。

喻某人那麼恨漢奸言論,那就請他趕快拿毛派漢奸言論開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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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11, 2007

中國憲政:曲折而凄慘的開篇

袁偉時

憲政,這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财富,現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中國憲政的曆史是從晚清開始的。百年前,慈禧下令“預備立憲”;五年後,武昌城頭的槍聲敲響了這個老大帝國的喪鍾,曆史翻開新的一頁,憲政依然有名無實。這是一個曲折而凄慘的故事。

(一)代價慘重的播種和起步

任何社會行動都以思想爲先導。中國憲政的第一粒石子,是1835年7月由外國傳教士投下的。1833年7月,德國傳教士郭實獵(1803-1851)在廣州創辦了中國内地第一份現代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5年6月,它披露了一節《新聞》:“英吉利國之公會,甚推自主之理開諸阻擋,自操權焉。五爵不悅,争論不止。倘國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無力,百工廢,而士農商工,未知盡心竭力矣。是以英吉利良民不安,必須固執自主之利也。” 它宣揚的是國家要興旺發達,國會和自由(自主)這些憲政基本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1837年7月,它又刊登文章介紹美國的憲政:“容個人任言莫礙……每省良民立公會,自選人才忠烈缙紳代庶民……首領主在位四年遂退。倘民仰望之,歡聲載道,複任四年……民齊平等……個人随意圖利……效死執自主之理,由是國之列邦而興也。”

1838 年更是連篇累牍發表介紹和贊揚憲政的文章。先是在四月那一期上,以《自主之理》爲題,肯定自由和法治是“國基”。“英民說道,我國基爲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王至于庶人,各品必凜遵國之律例。……設使國主任情偏執,藉勢舞權,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防範。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國主也不能定案判決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開言路,任言無礙。” 接著連續四期連載《英吉利國政公會》和《北亞默利加辦國政之會》,詳細介紹了國會的起源、運作的具體狀況,並比附管子、孟子,而歸結爲“公會總攝之務,爲英國自主之理。”“秉政之列位……所說之話,所辦之事十耳所聽,十手所指,難逃民之鑒矣。由是觀之,其民攝總政,且操權焉。”

這些文章正确地介紹了:(1)公民的個人自由(自主)是憲政和現代國家立國的基礎。(2)保障自由的基本途徑是法治。(3)國會是推行憲政的中樞。(4)政府領導人選舉産生,並接受民衆監督。(5)言論自由是憲政不可或缺的條件。(6)憲政是國家興旺發達的基礎,也是使官員真正置于民衆監督下、民衆真正成爲國家主人的基本制度。

不過,這個石子丢到大清帝國的水面,只激起輕微的漣漪。魏源和徐繼畬都讀過這份刊物,並在十多年後編纂《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中大量選用了其中的文章。魏源讀了有關材料後,讴歌美國的民主憲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皆曠代所未聞。” 可是,作爲中下級官員,人微言輕,對實際政治生活毫無作用。從地方督撫到皇帝,《海國圖志》出版二十多年後讨論何以自強,卻不知道這部爲國家發展指出康莊大道的書!此後,要求學習西方進行……改革的呼聲不絕如縷,但統治者都視若罔聞。

文祥(1818-1876)從1858年起任軍機大臣, 1861年起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是位高權重的滿族大臣。死前不久,光緒元年(1875)上《密陳大計疏》指出:“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認爲這樣的制度,清帝國“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 這是中國最高領導層第一次議論吸取民主憲政制度的精神,改進本國的施政。

1884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在自己的《遺折》中把意見說得更爲明白:“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緻富強,具有體用。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欤!” 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爲救國的根本上達朝廷了。

啓蒙思想家鄭觀應在1894年即甲午戰争那一年出版《盛世危言》,憤懑溢于言表:“或謂‘議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識大局,不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今日本行之亦勃然興起,步趨西國,陵侮中朝。而猶謂議院不可行哉?……噫!傎矣!” 不幸,這些無知傎言根深柢固,鄭觀應的诤言随風飄逝了。

直到1900年義和團闖下彌天大禍, 231位外國人和數以十萬計的中國人被殺,招緻首都北京再次被列強軍隊占領,慈禧倉惶逃亡後,才痛感非學習西方無以救亡圖存。1901年1月29日,朝廷發出學習西方變法的“上谕”,邁開了十年新政的第一步。1906年9月1日,終于宣示:“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 雖然大清帝國統治者對憲政的理解稀里糊塗,但憲政畢竟由禁忌話語轉變爲合法語言,中國憲政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爲這個遲來的憲政宣示,中國人付出了什麼?在鴉片戰争後60年間,主要由于不肯打開國門、認真改革腐朽透頂的專制制度,引發多次内外戰争和饑荒,一億多即四分之一中國人死于非命;給列強的賠款高達七億多兩,相當于十多年的全國财政收入。

(二)清政府對憲政的理解和路徑選擇

盡管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大清帝國的高層還是沒有學到足夠的東西。簡短宣布預備立憲的上谕,明确說明他們所理解的憲政是“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這個結論與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播下的憲政種子相距甚遠。與其說這是憲政,毋甯說這不過是開明專制的外衣。

于是,當時的革命黨人便斥之爲“假立憲”;並且不惜破壞有關的活動。

1905年9月24日,清政府派出載澤、徐世昌等五位大臣出國考察政治,火車正要啓動,革命黨人吳樾引爆炸彈,在轟然巨響中,死傷十餘人,送行的各界人士紛紛逃命。這次考察被迫推遲。

這些激進分子不分青紅皂白的破壞活動,日後還在延續,而且對其他反對專制的黨派非常不寬容。1907年梁啓超、馬相伯等立憲派在東京成立以實行憲政爲宗旨的政黨——政聞社,10月17日舉行成立大會。同盟會會員張繼等十多人人竟然沖進會場,厲聲咒罵,大打出手,並用草鞋擊中梁啓超的面頰;直至日本警察出面,才将這些暴徒逐出會場。

平心靜氣地說,用一個假字全盤否定清政府的立憲,未免過于簡單。

清政府1901年4月21日下令設立“督辦政務處”,1905年11月又在其下設立考察政治館,並于1907年改爲憲政編查館,确實爲籌劃……改革、預備立憲做了許多切實的工作。

(1)清政府認爲教育是憲政的基礎。義和團之災結束,立即推動各地創辦新式學堂。1905年9月又采納袁世凱、張之洞、端方等督撫的建議,從下一年開始廢除科舉,把新式教育确立爲培養人才的主要渠道。廢除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意味著中國青少年的知識譜系從四書五經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爲接受現代學術文化奠立了基礎。

(2)毅然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訴訟法》,以西方的大陸法系取代實行了二千年的中華法系;同時推行司法體制改革,接受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現代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建立法治國家的觀念。盡管要把這些原則和觀念真正變爲日常運行機制還很艱巨,畢竟以此爲制度變革的目的,無疑與廢除科舉一樣,是震古爍今的改革。作爲預備立憲的重要措施,這些成果一直被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曆屆政府沿用或承認。

(3)清政府根據各國經驗認識到,推行地方自治是預備立憲非常重要的一環。1905年8月朝廷接納刑部侍郎沈家本等人的奏請,下令奉天和直隸試辦地方自治;總結經驗後,又于1909、1910接連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城鎮鄉地方自治選舉章程》和《京師地方自治章程》、《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選舉章程》。這些章程規定各地分設選舉産生的議事會和董事會,實行民主自治。

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區省級以下(不包括省)的地方民主自治機構已經成立過半,有些省(如浙江)的城鎮鄉議事會成立已超過90%!加上法律和司法體制改革,三權分立的雛形在各地顯現。

清帝國的政權一直以來都是到縣或相當于縣的機構(如直屬廳)爲止,縣以下沒有政府官員。以三權分立的自治體爲社會的基層,這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選擇。

對一個古老的宗法專制帝國說來,不能不承認這是翻天複地的變化。

(4)改革官制,向現代行政體制轉變,也是預備立憲的重要一步。中國傳統的六部制被内閣制取代,盡管出現了“皇族内閣”的逆流,但制度框架已經确立。

(5)影響十分深遠的是清政府全面啓動了全國性的憲政研究和憲政教育。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講習所等官方機構遍布全國,培訓了一大批推行民主選舉的骨幹。派出官員和士紳到西方和日本考察憲政、地方自治蔚然成風。官方大量收集、翻譯和出版了各國實行憲政的資料和書籍,並且寬宏大度允許報刊宣揚憲政,讨論預備立憲中遇到的各項問題。總的說來,當時出現的全國性的民主憲政教育的熱潮,主要是立憲派的功勞,但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支持和參與的。

(6)1909年9月各省谘議局陸續成立;第二年9月“豫立上下議院基礎”的全國資政院也成立了。盡管清政府把他們規定爲谘詢性的機構,但議員們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加上報刊跟蹤報道,引起各方強烈關注,中央和地方議會雛形已經浮現。

百年回首,這些行動豈能以一個假字了得?從路徑選擇的角度看,其中不乏值得認真研究可供後人吸取的經驗教訓。

(三)内外壓力下的選擇

不能把清末預備立憲看作是清政府單方面的行動。清政府所以要走到這一步是多種力量博弈的結果。

首先是列強環伺,俄羅斯賴在東北不肯依約撤兵,華僑在各國飽受欺淩,俄日竟把中國的領土作爲戰場,英國則趁機入侵西藏,如此等等,激憤難平。在日俄戰争中,後起而号稱實行憲政的“蕞爾小國”日本打敗了專制的俄羅斯這樣的老大帝國,也給仍在泥淖中掙紮的中國人極大的刺激,覺悟到……對國家盛衰的作用。盡管當時中國的經濟在高速發展,但是,這個廣土衆民的國家太落後、太貧困了,增長的速率掩蓋不了滿目瘡痍;而内政腐敗,官員貪黩,更成爲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衆多因素彙合,前景渺茫。加上進入20世紀,大批士子和士紳或東渡日本,或負笈歐美,對比強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救國的激情讓各方人士無法沉默。三種力量在博弈:守舊,改革,革命,此消彼長,決定著中國之命運。

首先是政府内部不同聲音在激辯。

出使各國大臣梁誠、汪大燮等人對世界發展大勢和中國遠遠落後于列強有深切的感受,他們聯名上書朝廷:強調“保邦緻治”,“全出憲法一途”,爲此應從三事著手:“一曰宣示宗旨……将朝廷立憲大綱,列爲條款,謄黃刊貼,使全國臣民,奉公治事。一以憲法意義爲宗,不得稍有違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三曰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集會、言論、出版三者,諸國所許民間之自由,而民間亦以得自由爲幸福。”

甚至地方督撫和朝廷高官也不再緘默。八位總督中有五位奏請立憲。出國考察政治的大臣也異口同聲,一緻贊同立憲。

本土的工商業特別難以忍受官員的需索。著名企業家張謇一針見血地說:“非朝廷力持憲法,笃守大信,鞏固臣民權利,不能使實業振興”。

更令清政府頭痛的是各派政治勢力正在集結,他們各自提出的綱領吸引著各方人士特別是知識階層,形成強大的社會思潮,第一批現代政黨在各地陸續出現。

原來的保皇派轉化爲旗幟鮮明的立憲派。随著一些德高望重的士紳與他們聯手,聲威大震。1907年10月,以梁啓超爲實際領袖的政聞社成立,推舉馬相伯(1840-1939)爲名義領袖——“總務員”。馬氏是複旦公學的創辦人、著名的中國天主教領袖人物、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他在政聞社成立大會上,以《政黨之必要及其責任》爲題發表演說指出:“人類之樂有國家也,所以求常保神我之愉快也。……故欲完國家之責任,莫要于使國内之人各得其欲。”“天下雖無絕對之良政治,而有絕對的惡政治……質而言之,則曰專制。專制政治,束縛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國家曾不如其無。故生爲專制之國民者,必當以排除專制爲唯一之義務。”而由于人們各有其欲,就會出現不同黨派,“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謂人之盡非。此國家所以能容兩政黨以上之對立也。故吾侪忠于本黨,而不嫉視他黨,可以爲光明正大之辯難,而不可以爲陰險卑劣之妨害。” 立憲派與社會各界人士合作,不但在當時請開國會的憲政運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爆發後對比較平穩地轉移政權、穩定各地局勢也舉足輕重,其功勞絕對不比革命黨人小。

至于以同盟會爲中心的革命黨人,他們前仆後繼進行了“十次革命”,雖然多數是規模和影響都很小,但對清政府确實是生還是死的威脅。清政府加快改革無疑有消弭革命于無形的意圖。

(四)認識錯誤和遲疑的代價

不過,在内外壓力下,清政府並沒有作出恰當的選擇。它頒布的第一個憲法文件《欽定憲法大綱》就有一些很奇怪的條文。例如,“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員不得幹預。”“君上調遣全國軍隊……凡一切軍事,皆非議員所得幹預。”“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皇室經費,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内政外交大事仍然由君主專制,诠釋了所謂“大權統于朝廷”的具體内容!

這當然同統治者不肯輕易放棄手中的權力有關。不可輕視的是其中也包含著認識錯誤。這些認識錯誤又與選錯老師有關。對比大清帝國的《欽定憲法大綱》和日本的《明治憲法》,其中就有不少共同點。說得準确一點,清朝的《欽定憲法大綱》有很多抄自《明治憲法》,而比後者更爲落後。例如,《明治憲法》規定: “天皇統率陸海軍。”“天皇規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天皇行宣戰、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利用這些條款,日本的軍部成了直屬天皇的機構。因此,與現代化各國不同,日本軍隊不但不受内閣管轄,反而操縱内閣,把國家推向實行軍國主義瘋狂對外侵略的罪惡道路。這些都被《欽定憲法大綱》變本加厲移植過來了。至于“臣民之權利義務”一章,兩個文件從标題到具體條文,如出一轍。兩者都把國民稱爲臣民而不是國民或公民。兩者都規定“按照法律”可以剝奪“臣民” 的各種自由,從而爲制定惡法……公民敞開了大門。日本的憲法和法律是以德爲師的,而那時的德國憲法和法律遺存的專制因素甚濃。當時的大清帝國是以日爲師的,日本學者直接參與了中國法律和憲法的制定。與當今日本麻生外交部長大言不慚的斷言相反,日本給亞洲各國在……上開創了一個很壞的先例。

從1904年開始,大臣上書和民衆呼籲立憲便此起彼伏,互相呼應。派大員到國外考察,實行三權分立、地方自治的憲政體制等等建議,已一一見諸奏章。1906年以後,在立憲派策動和朝廷預備立憲的上谕下達後,各界人士紛紛組織各種立憲團體。1907年以後,請開國會的群衆性請願活動接連不斷。 1909年10月14日,各省谘議局第一次會議開幕,11月18日各省谘議局代表便在上海開會,讨論請開國會事宜。1910至1911年由各省谘議局和谘議局聯合會領導的四次請開國會運動,把請願活動推向高潮。

這些請願活動直接表達了民意,特別是商人和知識階層的意願。是接納還是拒絕民意?曆史處在大轉折關頭。請願者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實行憲政。19名督撫也于1910年10月25日聯名緻電軍機處,要求“立即組織責任内閣”、“明年開設國會”。如果朝廷能夠洞察形勢,順從民意,中國曆史就将翻開新的一頁,避免不必要的破壞,比較順利實現社會轉型。

自上而下的改革,通常需要有雄才大略並掌握實權的改革家當機立斷,力排衆議。可是,當時的皇族和攝政王都是一些庸衆,他們沒有改革家的氣魄和胸懷。面對洶湧的群衆性的請願浪潮,他們只作出縮短三年,提前于 1913年召開國會的決定,便以爲萬事大吉了。請願團體,他們下令解散。學生舉著“立憲救國”的标語上街請願,他們強行驅趕,強迫複課。更荒唐的是,打著官制改革的旗号,他們竟然推出一個“皇族内閣”!正常的對話渠道被堵塞,激進主義向民衆招手。

曆史大轉折關頭,總會有各種不同的主張在争奪信衆。壓迫和壓制只能造就偏執。革命派是組織和觀念都很龐雜的人群。他們雖然标榜民主,關注的中心卻是從“異族”手中奪權,爲此不惜使用除推進立憲以外的任何手段。在他們眼中,和平請願、要求政府立憲都是怯懦。暗殺、起義,從滿族這些“外國人”(孫中山語)手中奪權是最好的選擇。當權者在大轉折關頭的遲疑,爲他們上場掃清了道路。

當時最爲激進的是無政府主義。他們在東京、巴黎辦報刊,互相呼應。但他們不過是同盟會中的一個小流派。興中會、同盟會的綱領及其主要領袖的言論,有些就是極爲激進。“蓋天下萬事萬物無不爲平均而設”。

1911 年10月30日,步曆代皇帝的後塵,隆裕太後下“罪己诏”;開黨禁;答應組織完全内閣,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11月3日,眼看革命烽火無法撲滅,對憲政做了多年研究的清政府,公布了第二個憲法文件:《十九信條》。這個憲法文件廢除了《欽定憲法大綱》的荒唐條款,代之于民主憲政制度應有的條文;按照現代憲法的标準看來,倒也中規中矩。不過,這來得太遲了,已無法取信于民。著名儒商、江蘇谘議局議長、請開國會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張謇說得好:“大局土崩,事機瞬變。因不充分之立憲,緻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 這就是中國憲政開篇的總結。國家大事,選票和法治隐退,槍杆子決是非,天下從此多事。中國人的艱難歲月開始了。

2005年12月22日星期四

刊登于《經濟觀察報》2007年3月5日星期一

Friday, March 9, 2007

為政治改革找出路

◎ 張祖樺



● 宗鳳鳴先生與趙紫陽在軟禁中的上百次談話,使我們看到趙在台上台下為中國尋求一條可行的政治改革走向民主之路的苦心孤詣。


● 2005 年 1 月 17 日趙紫陽逝世後,李銳前往趙家致祭,與趙子女合影。左起:姚監復、王雁南、趙四軍、宗鳳鳴、趙二軍、李銳、王志華。

近日,有朋自香江來,捎回宗鳳鳴先生的新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文中引用簡稱「宗書」),使我得以一睹為快。趙紫陽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中的貢獻已為世人所熟悉,而他關於政治改革的思考與探索卻鮮為人知。宗鳳鳴先生通過記述他在一九九一年到二○○四年間與趙紫陽在軟禁中的上百次談話,提供了大量彌足珍貴的一手資料,使得我們可以據此進一步地探討趙紫陽的政治改革遺產,從而為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累積堅實的政治資源。

中共高層要求民主法治第一人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以陰謀與政變的方式搞下台。胡的戰友趙紫陽被推到代理總書記的位置,擔負著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同時直接領導政治體制改革的重任。此前,趙紫陽親自組建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並委託鮑彤成立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政改辦」),著手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和步驟。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結束之後,新選出的中共中央常委會的委員們舉行記者會。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走到記者中間,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名記者採訪。一位記者問趙紫陽:「您現在考慮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趙紫陽脫口而出,「改革,政治改革」。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改革在紫陽心目中的地位。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已被政變除權的趙紫陽面對保守勢力的圍攻,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此前媒體上披露了幾種版本,宗書首次披露趙本人提供的權威版本)中仍然義無反顧地說:「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須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越來越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當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宗書十七頁)

  瞭解中國政治內情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層對於政治改革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與爭議,保守派主張堅持黨的絕對統治,藉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抵制政治改革,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基本價值的主流文明。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則主張對黨的領導方式以及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發揚民主,健全法制,開放輿論,加強監督,對政治權力進行制約。

  趙紫陽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必須跟上。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成為世界潮流, ...... 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了。 ...... 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的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與完善共產黨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完善並改進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範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准的遊行,等等。」(宗書十八頁)

  趙紫陽在與宗鳳鳴的談話還說道:「改革開放就是高舉民主的旗幟,要實行民主政治。中國必須變成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才能向前發展,才能順應世界潮流。」(宗書三八七頁)

  宗鳳鳴先生在全書的結束語中評論道:趙紫陽是中共高層提出中國要走上民主與法治的第一人。

  趙紫陽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通過認真學習反思之後,能將民主、法治與憲政結合起來,從而完成了政治理念的超越。他提出:「議會民主是今後必走的道路。在這個問題上顧准是先知先覺者。但實行政治民主需要有個過程。」「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是有一定道理的。」(宗書二三一頁)

  趙紫陽還在談話中說道:「在英國不搞人民民主而是搞憲政民主,以限制政府的權力,保護人民的權力。顧准也是不主張搞人民民主,認為大民主一定會產生無政府主義,而主張議會民主。搞人民民主也容易被野心家奪取個人權力利用。」(宗書三四五頁)

  趙紫陽關於民主、法治和憲政的主張跳出了要不要進行政治改革的論爭,高屋建瓴地為中國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與目標。

意圖透過反腐敗走向民主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一書中指出:「制度創新與路徑依賴,是近來學界頻繁使用的兩個術語。前者指的是對制度進行革新,以提高其績效。後者說的是,制度的改變有其既定的軌跡,歷史的惰性對制度的變遷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這兩者之間尋求一種良性的互動和迴圈,恐怕是每一個改革者所為之殫精竭慮的。」

  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特別崇尚權威,民主的元素則非常稀薄。怎樣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使民主運轉起來,是趙紫陽先生晚年著重思考與探索的問題之一。

  起初,趙紫陽的基本想法是,把反腐敗與廉政建設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並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這樣做容易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援。

  據鮑彤回憶,「十三大以後,中共中央多次討論反腐敗問題,反腐敗成為趙紫陽關心的焦點。趙紫陽希望通過反腐敗,在中國建立起民主與法治。」「趙紫陽很有這樣一個理想,就是在反腐敗的過程當中把整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建立起來。在學潮高潮的時候,趙紫陽講過,他主張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句話不是隨便說的。趙紫陽本來的意圖是,既然全國人民都如此關注反腐敗問題,那我們實現民主就有了動力,我們就可以把人民代表大會、各民主黨派、學聯、學生會、工會、報紙新聞界,大家都集中在反腐敗和民主和法治問題上,大家都來搞民主,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在實踐當中,逐步把一些制度建立起來。」(VOA中文部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報導)也就是說,趙紫陽籌劃以反腐敗來凝聚全國人民的力量,但是把著力點放在制度建設上。

  紫陽當時計劃在黨政分開、朝野對話、社會自治、輿論監督等方面廣泛推行漸進式民主改革,企圖藉此改良一黨專制政體。儘管只是一些設想,沒有來得及付諸實踐。但這一經歷無疑有助於他在漫漫長夜中對「專制」與「民主」的換位思考。思考的重要結論是:(1)必須廢除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搞市場經濟,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這兩套很難長期在一起,矛盾會很多。」(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2)必須採用普世性民主價值,走適應民主潮流之路。他說:「西方的議會民主道路看來還是比較成熟的。因為可以實行篩選,可以消除情緒化。國家領導人和議員,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這兩個結論說明,趙紫陽已擺脫共產主義專制觀念而服膺於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主義價值。這是從專制到民主的決定性思想轉變。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趙紫陽在軟禁中對如何在中國實現自由與民主作了大量進一步的思考。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他在與宗鳳鳴的談話中說道:「在一黨制領導下,應開放輿論,開放報禁,實行言論自由,進行公開監督。香港是殖民地統治,政治上是集中的,權力是不能分享的,但人民是自由的,報紙是開放的,可以公開批評任何領導人,也可以遊行示威,對政府及領導人予以制約監督。」

  他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的談話中進一步指出「政治改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報禁,實行言論、結社自由,進行公開監督。」

  趙紫陽十分重視司法改革與司法獨立。他說「世界各國的經驗證明,司法獨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遏制官員腐敗、防止權錢交易的有效辦法。從我們自己幾十年的經驗來看,各級黨委(包括中央)完全沒有必要插手司法工作和司法程式。插手了,只會使黨內有牽連的不法分子有機可乘,對司法案件橫加干擾,造成依法立案與定罪的障礙。」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趙紫陽還主張借鑒美國的聯邦制度,讓各省享有充分的自治。他在談話中說:「最好讓各省自治,就是讓各省根據自己的人力、物力、財力各自去發展,那就會形成窮省有窮辦法,富省有富辦法,各省根據自己的能力條件去發展。 ...... 美國之所以發展得快,也是靠聯邦自治,各聯邦成員都實行自治,根據自己的能力並發揮自己的潛力去發展。就是東方四小龍的興起也如此。如果台灣、香港,在中國大一統的體制管制下,可能也不會騰飛起來。」

  趙紫陽還清醒地指出:「中國的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固然不行;但是若不同文化結合起來也不行,須要有個文化啟蒙運動來清理中國這個基地。本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個啟蒙運動,要解決『國民性』問題,但被民族危機淹沒了。中國這塊基地不清理,正如魯迅所說,無論什麼東西放到這個大染缸裡面,都會變顏色。」這和自由主義學者劉軍寧先生前不久提出的「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總之,民主是可欲可求的,但不會自己從天上降下來,而要靠中國公民在實踐中去探索、去追求、去爭取,需要從政治改革、制度創新、思想解放、文化啟蒙、人權擴展、破除言禁與黨禁等方面多管齊下、環環遞進。趙紫陽的政改思想無疑是中國民主化的寶貴資源。

對政治多元化與多黨制的深入思考

  探索中國政治改革無法迴避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一元化還是多元化,一黨制還是多黨制?

  憲政學者蕭公權先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指出:「一個民主國家必須要有健全的,經常存在的反對黨。」「必須發揮在野黨監督功用,方能達到真正憲政的目的。」

  胡適先生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對自由主義的政治涵義做了一個比較完整的 鱲 述:「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漸進的改革。」

  中國在民國時期實行的是多黨政制,當時有許多政黨活躍在政治舞臺上,代表不同社會集團進行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並且發揮著制衡政治權力的功能。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不久,就通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將其他政黨打入冷宮,從而建立起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對國家與社會實行全能主義統治。不要說反對黨,就連反對派、反對意見、反對思想都不容許存在。結果是萬馬齊喑、萬民噤聲,到「文革」登峰造極,社會經濟瀕臨崩潰。

  「文革」後期,人們開始反思,是什麼原因導致當代中國走上歧途、歷經磨難、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終於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求解歷程。有識之士逐步認識到政治一元化和「一黨專政」對於人民的福祉和國家的進步是十分有害的。因為它封鎖了人們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意願,扼殺了人們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自主性與創造性,並且使政治權力不受任何制約、遂至泛濫成災、肆意為惡,使公民權利遭受踐踏、喪失殆盡。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共黨內的民主派和民間民主力量才立意要推進政治改革,興利除弊,建立民主、法治與憲政。但是,一黨專政乃是橫亙在政改道路上的最大的絆腳石。趙紫陽從接任總書記、接棒政治改革之始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莫斯科新聞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記述了戈氏一九八九年五月到中國訪問期間與趙紫陽的會談。

  書中寫道,會談中「我們認識到,沒有政治改革不行,應當更廣泛地吸引人民的參與;如果沒有人民的廣泛參與,上層的改革動力就會衰退。我的對談者生動地回應了這一論斷。」

趙紫陽說,他們(按指中國)的經驗也表明了這一點。他認為,避免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進行速度之間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政治改革的方針在一九八七年召開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業已確定。趙總書記強調,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重要的是「黨政分開」。他同時還談到多黨制的問題。

  趙紫陽提問:「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的發展嗎?在一黨制下,究竟能不能實行對各種消極現象的有效監督,能不能對黨和政府機關存在的貪污受賄現象進行有效的鬥爭?」

從趙的以上表述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領導層正準備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奮起直追,似乎在一黨制下,人民群眾也能夠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不過,趙紫陽最後又說:假如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將不可避免地面對「多黨制」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他強調了兩個「必要性」:第一,是確立公民憲法權利的必要性;第二,是確立民主與合法性之間最恰當關係的必要性,即合法性應當以民主為基礎,而民主則應當立足於合法性之上。(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生活與改革》下卷第三十九章第四節)

  在宗鳳鳴記述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趙紫陽對此問題顯然已有更為明確的答案。趙紫陽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六日的談話中說道:共產黨「為了統一意志,必須搞輿論一律,不能允許新聞和言論自由;為了穩定,進行統治,當然不能允許有不同政見者存在,實行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更不能允許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這就自然走上了獨裁專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變成為『馴服工具』的思想專政道路。」

  二○○四年趙紫陽在與友人談話中明確指出「一黨專政下搞商品經濟,肯定會產生腐敗」,「共產黨控制所有資源的基本事實不變,腐敗就控制不了。」 (王揚生《叩訪富強胡同六號》)

  一黨專政必然是「黨天下」、黨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黨主立憲,黨管幹部,黨管行政,黨管司法,黨管財經,黨管媒體,黨管文藝,黨管圖書出版,黨管互聯網,黨管手機短信,黨享有無限權力,黨無所不能,黨可以為所欲為、生殺予奪,卻不受任何制約,這正是今日中國政治體制諸種弊病的總根源。

  趙紫陽說得好:「所謂政治改革,就是要放棄黨壟斷一切的權力。不削弱不放棄黨的部分權力,社會組織就發展不起來,不能形成力量對政府實行監督。」

  破解一黨專政,實現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乃是政治改革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政治改革最關鍵、最重要、難度最大的內容。因此,趙紫陽的相關思索與見解,對於後繼者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政治改革無禁區,關於政治改革的研討更不是誰能夠獨家壟斷的。宗鳳鳴先生新書的出版,是中國政治思想史與政治改革史上的一件可喜可賀的重大事件。宗鳳鳴先生新書的熱銷,反映出國人對於政治變革的關心與期待。

  「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思想是他留給後人的最可珍貴的遺產,因為它能給予我們很多智慧和教益,幫助我們探索中國政治轉型之路,「破解中國政治變革的窄門」。

http://www.open.com.hk/0703p28.html

趙紫陽的最後思考

◎ 胡 平



以趙紫陽的非凡經歷,沒有給我們留下一部回憶錄,這是十分遺憾的。多謝宗鳳鳴先生寫下了這本《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使我們能對趙紫陽的晚年的所思所想獲得完整的瞭解。

今年一月,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了《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由宗鳳鳴記述,李銳、鮑彤作序,杜潤生題詞,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寫了出版前言。記述者宗鳳鳴是趙紫陽的老戰友,一九九○年從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離休,從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到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宗鳳鳴以氣功師的名義探訪被軟禁在北京富強胡同六號的趙紫陽,和趙紫陽進行了上百次的密談。這本《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共三百九十九頁,分為八十一節,每節記述趙紫陽的一次或兩次談話,並標出談話的主要題目,很便於讀者閱讀和查證。

談話內容非常豐富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這本書內容非常豐富。趙紫陽談到了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談到了他和胡耀邦的關係,談到了對毛澤東、鄧小平的評價,談到了對江澤民、胡錦濤的批評,談到了中美關係、蘇聯問題和台灣問題,還回顧了共產黨的歷史並進行了深入的反思。正如李銳在他的序言裡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這本書,紫陽的許多重要思想就不會保存下來,至少不會保存得像這本書所記述的那樣清晰。」

限於篇幅,我這裡只向讀者介紹一點,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他對當前中國改革問題的分析與評論。在長達十五年的軟禁期間,對這個問題,趙紫陽的思想有發展有變化,我這裡主要介紹他在生命最後階段的看法和主張。

中國經濟取得持續高速發展,舉世矚目。國際上有人提出了所謂中國模式,對之稱讚不已。趙紫陽正確地指出:「真實的情況是,中國的改革與經濟發展是在黑箱作業下做起來的。這便於權錢交易,便於侵吞國有財產,致使國有財產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設為名,大搞圈地、圈錢,實際上是對人民的一種掠奪。這跟原蘇聯不同,他們是在現代民主轉型中改革的,是公開發股票,每人一份,雖也有貪污腐敗,但都受公開輿論監督,又有多黨相互競爭,誰也不敢作得過分。俄羅斯改革曾一度震動較大,但現在他們的經濟也在高速發展。也就是說,經濟發展了,現代政治也轉型了。」

在上面這段講話裡,趙紫陽指出了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的根本區別。蘇聯的私有化改革和經濟發展不管有多少問題,但畢竟是在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在那裡,人民有發言權,有投票權,這就使得那裡的改革││作為一個過程││具有一種基本的合法性。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的改革完全排除了公共監督與民主參與,等於是一場公開的大搶劫,所以它的結果就不可能被民眾所承認,由此形成的財富分配格局也就不可能被民眾所接受。趙紫陽提到中共現在的領導者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政治高壓之上的。這倒是不打自招。權貴們要搶走屬於人民的財產,手裡不拿著槍怎麼行呢?所以我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持槍搶劫。鮑彤講:「鄧小平認為,不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趙紫陽認為,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中國人民需要的共產黨。」這話一針見血,一語破的,把兩種路線、兩種模式的根本區別一句話就點穿了。

對經改的分析一針見血

趙紫陽還進一步指出:中國模式的經濟改革已經造就了一個緊密勾結的利益集團,就是一些受過西方民主文明熏陶的留學人員也加入這個利益共同體,被權力化了,即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形成三位一體。正是這些利益集團是中國的改革深入不下去,同時也制約著國家的政策路線的走向,使之向著既得利益集團的方向發展。

趙紫陽這段話非常重要。他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是被利益集團主導的改革,是向著既得利益集團的方向。因此,那種以為只要目前的改革再繼續下去,中國就會實現自由民主的觀點是南轅北轍,所以大錯而特錯。趙紫陽不同意有的人說的「中國的政治改革還得經歷二十年的過程」。因為這種說法暗中假定中國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只不過離政治民主的目標還有比較長的距離而已。實際上,中國的問題是走錯了路,目前中國改革的問題是大方向錯了,照這個方向走下去,只會越來越錯,只會離我們的目標越來越遠。趙紫陽說,照目前的方向繼續走,首先會使整個社會腐敗下去,不得了,會使整個體制爛掉啦!再是貧富懸殊這樣厲害,兩極分化這樣嚴重,廣大人民群眾能承受幾十年嗎?當政者不是採取疏通的辦法給人們以希望,而是採取高壓態勢加劇矛盾,形成社會嚴重對立,這樣能不反彈嗎? ...... 遇有突發事件,就會發生社會爆炸。

對於趙紫陽的這一警告,我們切不可等閒視之。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原載人與人權網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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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 2007

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學習札記

胡績偉@chengming

一周前,我從網上所讀到的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還不是全文,只是謝冀亮先生的介紹和摘要。不久前,再版的溫煇先生的《列寧主義批判》,已經刊登全文,我還沒有見到。

普列漢諾夫遺囑中的預言,已經被列寧、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所證實。當年,中國共產黨正是蘇共一手培植起來的,這幾十年,中共正是沿著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下來的,它的結局必然也會是同蘇聯一樣,同途同歸。

我讀了普列漢諾夫遺囑的介紹和摘要後,感慨萬千,思緒如潮。因為這個遺囑太令人震驚了。我這篇文稿,僅僅是對這個介紹和摘要加以再摘要,再進行一點編輯工作,稍稍加一點我的注釋和幾句聯想,把千言萬語濃縮一番,略微加以吐露。

「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領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

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寫的。在蘇聯解體以後,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才得以發表。到了二○○七年一月,經《博訊》網站播發,我才看到,時間已經過去很久很久了。八十一年後俄國讀者才讀到此文,八十九年以後才傳到我們這些中國讀者手裡,這說明好人、好著作被埋沒了八十多年,還是終於大白天下。蘇聯七十年的專制統治終於垮台。普列漢諾夫真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先知先覺者,他的那些驚世駭俗的偉大預言,終於得到鐵的事實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帝國必將同盛極一時的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一樣,得到必然的終結。老底總要揭穿,無非是早一點晚一點而已。

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指出:「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他又指出:「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自由,馬上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一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他還預言:「在城市和鄉村的工人階級沒有準備好社會主義革命的地方,任何專政都作不出任何事情來。」相反,「完成了革命可能產生一種政治的畸形現象,有如古代中國帝國或秘魯帝國,即是一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革新了的皇帝專制。」普列漢諾夫對武裝起義奪取政權,一直保持十分謹慎的態度,他不認為:「奪取政權就是革命的全部哲學」。遺囑批評列寧「死愛面子,絕對不能容忍批評」,「凡是不按列寧意見辦的一切都應該受到詛咒。有一次,高爾基說過,對於列寧來說,每一個在某個問題上與他不同意的人都是潛在的敵人,對這樣的敵人不值得起碼的交往文明。」列寧的政治信條是:「不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列寧是一個出色的輿論家,能言善辯的論戰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論敵弄得十分難堪,迫使他閉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列寧是二十世紀的羅伯斯比爾。如果說羅伯斯比爾砍掉了幾百個無辜者的腦袋,那麼列寧將砍掉幾百萬人的腦袋。」「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列寧同魔鬼的結盟是以魔鬼騎著他飛跑而告終,正如當年女巫騎著野馬飛跑一樣」。

我記得列寧說過:「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遺囑說:「布爾什維克有什麼新東西嗎?只有一個--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階級恐怖」。「利用不受限制的恐怖和戰時法律來實際上消滅一切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還說「布爾什維克這一恐怖的意識是以野蠻的、飢餓的無產階級」,「肆無忌憚幹粗活的賤民為取向的」,「布爾什維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

遺囑說:「社會主義是人道的公正的社會,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正如在惡的基礎上創造善,包含著更大的惡的幼芽一樣,建立在欺騙和暴力之上的社會,將帶來惡、仇恨,因而也帶來自我毀滅的炸藥。」

遺囑認為:「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發達資本主義的伴生物那樣,布爾什維克主義思想過去和將來始終是無產階級不成熟、勞動者貧窮、文化落後、覺悟低下的伴生物。」「是以流氓無產階級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識形態。」

這不能不使我想起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全面專政」和十年內亂前後的「無情鬥爭」和「殘酷打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系列暴行。

列寧的根本錯誤,就是超越歷史發展規律,要使封建落後的俄國跳過資本主義民主革命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就從第一步就違背了馬克思理論。

遺囑認為,列寧的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走錯了路。俄國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封建專制的沙皇,建立了資產階級性質的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僅僅過了八個月,列寧發動了「十月革命」,就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強加於俄國。普列漢諾夫認為,臨時政府在這八個月中已經給了人民一定的政治權利,如引進陪審團的審訊制度,允許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答應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給勞工組織以罷工的權利等等。搞垮臨時政府就等於取消了這些已經爭取到的自由權利。普列漢諾夫還認為,列寧的根本錯誤,就是超越歷史發展規律,要使封建落後的俄國跳過發展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遺囑說:「推翻專制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實質上原是不同的兩回事,如果把它們結合為一,進行革命鬥爭時指望著這兩件事將在我國歷史上同時發生,就會把前者和後者到來的時間都推遲。」他還說:「如果一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產力發展到那個高級階段,那麼,號召城鄉工人和貧苦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遺囑引了恩格斯一句十分正確的話:「對一個階級來說,最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災難,莫過由於不可克服的客觀條件而不能達到它的最終目的的時候就奪取政權。」

普列漢諾夫的遺囑還闡明,「過早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將帶來嚴重的不良後果。如果過早的否定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的政治上層建築更像封建主義的上層建築,而不像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而這引起的危險是,由於缺乏民主(上面已經指出,在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裡不會有民主),群眾文化低下,覺悟不高,國家則是一台沒有個性、沒有靈魂的機器。我相信,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是這樣的封建主。」這是普列漢諾夫一九一八年四月的預言。果然,以後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和中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近百年的所謂社會主義,都一再說明普列漢諾夫預言的準確性。

這是普列漢諾夫在對二十世紀初俄國社會現實的分析論斷,以充分的事實和有力的論據,敘述了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狀況,他的科學的結論是:「俄國將經過資本主義的『學校』嗎?那麼我們可以毫不躊躇的用一個新的問題來回答:為什麼不在已經進了的學校裡畢業呢?」他還引用前輩赫爾芩的論斷:「俄國必須經過歐洲發展的一切階段。」遺囑認為,列寧「精通馬克思主義,但是遺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議的執著朝著一個方向(篡改的方向)、一個目標(證明他的錯誤結論是正確的)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他不滿意的只有一點,那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他是一個假辯證論者,他相信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酷,始終朝著罪惡越來越深重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大錯誤。」

這些,不能不令我想起:幾十年來,毛澤東和他的幾代「領導核心」,一直偏執地沿著列寧的錯誤道路走下去,也是「始終朝著罪惡越來越深重的方向發展」,這不是鐵的事實嗎?

「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知識分子將變成一個異常有影響的特殊階級。」「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來說,已經提高到知識分子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

普列漢諾夫的遺囑認為:「馬克思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還是未來,永遠不能實現。」因為「隨著高效能的複雜的電動新機器的使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科學成就的運用,社會的階級結構將變得對無產階級不利,而無產階級本身也將變成為另一個樣子。」而「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我毫不懷疑在不久的將來,知識分子將從資產階級的『奴僕』,變成一個異常有影響的特殊階級。」「知識分子人數的增長,將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環境。」至於「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來說,已經提高到知識分子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

這是普列漢諾夫八十多年前(一九一八)的預言,早在一八八八年,在《共產黨宣言》由德文版譯成英文版時,恩格斯在序言中已經把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改為「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這也不能不使我想起幾十年來,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都是打壓殘害知識分子的。直到現在,還把大批先進的知識精英打成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這難道不值得更深一層來思考這個「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究竟造下了多少罪惡!他們那樣憎恨「自由主義」和狠批什麼「資產階級民主」。普列漢諾夫的遺囑在批評列寧時,也說過:「列寧狡猾地玩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錄,往往對之作截然不同的解釋。列寧從關於個人和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一點:他作為『肩負』歷史『使命』的人物,可以為所欲為」。「許多為每一個文明人承認的全人類概念,列寧一概加以否定,或者從消極意義上加以注釋。例如對於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自由主義是一個正面的觀點體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無非是『自由主義的下流貨色』。對於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是『庸俗行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無產階級民主』,雖然從原則上說,民主即人民權力,不可以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以是無產階級的,因為資產階級也好,無產階級也好,單獨來談,只是人民的一部分了;而且遠非是大部分。」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兩人的根本分歧:普列漢諾夫認為應該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列寧認為應該跳過這個階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這裡,需要簡單回顧一下,從俄國革命的歷史來看,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爭論,在俄國革命初期就開始了。當時俄共就公開出現兩派:一派叫布爾什維克(即多數派),一派叫孟什維克(少數派),列寧是布派理論家,普列漢諾夫是孟派的理論家。俄國在二月革命(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建立八個月後,就由列寧發動的十月革命所推翻。普列漢諾夫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俄國的。他翻譯了德文的《共產黨宣言》,在俄國創立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勞動解放社,並協同列寧創辦了《火星報》和《曙光》雜誌。他的思想是從一九○三年就開始孟什維克化。他堅決反對推翻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克倫斯基政府。因此在十月革命後,列寧成了英雄,普列漢諾夫被斥責為反對派。從一九○三年俄國正式成立社會民主工黨時,黨的領導集團中就出現嚴重的政見分歧。兩派爭論很激烈,反反覆覆,各有勝負。一九○五年布派領導武裝起義,終於失敗。一九○六年,孟什維克佔多數。一九一二年布又佔多數,這時布爾什維克把孟什維克「驅逐出黨」,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早在一九一七年,孟什維克派聯合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進行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了臨時政府。同年列寧發表《四月提綱》,反對二月革命。同年十月,布派發動武裝革命成功,推翻臨時政府,成立工農兵聯合蘇維埃政府,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據溫煇先生的《列寧主義批判》一書中說,在十月革命前兩個月,普列漢諾夫苦口婆心地提醒布爾什維克:「俄國現在正在經歷資本主義革命」,「工人階級奪取全部政權是根本不恰當的」,還勸說俄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達成協議去完成「俄國面臨著發展生產力的偉大任務」,但是列寧完全不理這些勸說。

十月革命勝利後,普列漢諾夫認為,俄國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掌握政權的程度,「把這樣的政權強加給它,就意味著把它推上最大的歷史災難的道路。」他主張以各階級聯合取代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掌握的政權。他說:「政權應該依靠國內一切生氣勃勃的力量的聯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願意恢復舊秩序的階級和階層」,但是列寧堅持一己之見。以後普列漢諾夫流亡國外,仍然注意研究和總結這一段歷史經驗。到了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普列漢諾夫回到俄國,四月七日到二十一日,普列漢諾夫在病中口述這一《政治遺囑》,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才由俄國《獨立報》發表面世。

據我初步分析概括,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根本分歧,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一、布派主張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主張暴力革命;孟派主張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張和平過度。

二、布派主張共產黨一黨專政,搞階級鬥爭,建立統一集中的專制制度,進行恐怖統治;孟派主張搞議會鬥爭,建立各黨派聯合的自由民主制度,保證基本人權。

三、布派主張公有制,計劃經濟;孟派主張各種所有制合作,主張市場經濟。

四、布派主張平均主義的等級供給制;孟派主張充分體現平等博愛的社會福利制。

五、孟派主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個很長的階段,要幾十年、一百年、幾百年;布派主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間很短很短,實際上是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經過幾十年的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再看看這五條概括,就更加清楚地看出:沿著列寧的道路走下去,同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偏離正確的方向,結果越走越遠,在錯誤的沼澤裡越陷越深。

根據九十年前普列漢諾夫的闡明,我們所堅持的什麼「馬克思主義」,不是太荒唐了嗎?

普列漢諾夫在《政治遺囑》的最後一部份,也很簡單明瞭地重申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的理想。遺囑說了這樣一段話:「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社會主義,即使在西方國家裡,也是一百年間的事,更不說俄國了。因此,在俄國目前(注:指十月革命後)的歷史階段裡,應該增加生產力,擴大政治權利和自由,形成民主傳統,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傳和實行個別社會主義因素,應該逐漸改變國家制度,同時從經濟上、政治上和宣傳上影響各階層的居民,目的是使俄國富裕起來,使俄國民主化和人道化。一個國家只要它的公民還貧困,就成不了偉大的國家!公民富裕,國家富裕!決定一個國家真正偉大的,不是它的國土遼闊,甚至不是它的歷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傳統、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沒有民主,國家就難保不發生社會動盪,甚至難保不土崩瓦解。」

深入思考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幾個根本分歧,就更加明確:毛澤東說的和所推行的社會主義,走的的確是列寧的路線。回想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雖然一再向世界宣稱: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是資產階級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且他還批評過,跳過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把這兩個不同的階段合而為一的「畢其功於一役」的錯誤思想。但是,這幾十年的實際,他所進行的還是執著地朝著一個錯誤的方向堅持走下去。他急於消滅資本主義,把「走資本主義道路」視為罪大惡極。他的繼承人也是這樣,執著地反對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樣,我們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他們所謂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是多麼的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了!

毛澤東的人品性格很多都像列寧,但有一點根本不同:列寧「不尚虛榮,不唯利是圖」,毛卻是一個謀權又貪財的人普列漢諾夫對列寧的人品性格有很深刻的了解。《遺囑》指出:「列寧是一個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自己的目標,以狂熱的執著一往無前地去追求它。他十分聰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極強,不尚虛榮,不唯利是圖,但病態地愛面子,絕對不容忍批評。」又說,「列寧是一個典型的領袖,他的意志壓制著周圍的人,使他們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堅決、從不喪失自制力,剛強、能算計、策略手段上很靈活。但同時他不講道德,殘酷無情,毫無原則,從本性上說是一個冒險主義者。但是應該承認,列寧不講道德和殘酷無情並非出於他本人毫無道德和殘酷無情,而是出於他對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寧不講道德和殘酷無情是通過使道德和人道服從於政治目標來擺脫個性的獨特辦法。」還說:「普遍認為,政治是骯髒的事情。遺憾的是,列寧現在的行為十分直觀的證明了這個說法。沒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個大權在握的人,或者一個享有巨大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動中,首先應該遵循全人類的道德原則。因為沒有原則的法律,不道德的號召和口號對國家及其人民來說,可能變為一場巨大的悲劇。列寧不懂得這一點,他也不想懂得這一點。」

我以為,經歷過毛澤東統治時期這代的同志,只要看看普列漢諾夫對列寧的批評,就可以明白的比較透徹,毛澤東的人品多麼像列寧!但是有一點,我要特別指出:毛澤東絕不像列寧那樣「不尚虛榮,不唯利是圖」。以前的,就不說了,只提一點:解放初期,毛澤東進入北京就住進皇帝的御花園--中南海,而且是一個好色之徒。在三年困難時期,毛在全國很多地方大修豪華行宮。在十年浩劫時期,批判領取稿費,停發稿費,可是毛澤東偏偏領取而且存入銀行的稿費就有好幾千萬(又一說上億)。僅僅這三點,就可以肯定毛不僅是一個貪謀權力的人,還是一個貪謀錢財的人。我以為毛在人品上這些污點,就在「文革」時期,也是影響很壞的。他死整走資派的政策時,紅衛兵普遍進行「抄家」,還「掃地出門」,掠奪了大批財物。江青、康生、陳伯達等等「中央首長」,也撈了一大把。那時,社會普遍貧窮,人民更是一貧如洗,造反派造出來的新官們無錢可貪,只有多吃多佔。以後,特別是鄧小平實行「先富起來」的政策以後,很多高級幹部的子女、親屬都成為富翁,貪污腐化之風吹遍全國,以致成為當前國家的一大災難。這不僅僅是毛澤東所傳下來的一黨專政、集中統一體制的毒瘤,我看,也是受到毛澤東貪圖個人私利的帶頭作用。這也是毛澤東的又一個政治遺毒。他的什麼「主義」、什麼「思想」、什麼「制度」、「體制」,當然遺禍嚴重,而這種個人品質道德的遺毒也是不可輕視的。至於毛澤東所創建的什麼「社會主義」,不只是那些權貴政治者謀取權力的制度,也是他們霸佔財富、謀取財富的制度。

僅僅突出這幾點,略微提一下,也就更加看出:至今仍然把這位「偉大領袖」的鬼魂奉若神明,是多麼愚昧的了!

二○○七年一月三十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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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特首候選人提名人名單

梅幸河@chengming

梁家傑在先,曾蔭權在後,兩人都已正式報名參加競選特首。按照規定,在八百名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中,要取得一百名或以上的委員作為提名人,參選者方能成為候選人,得到參選的入場券。梁家傑取得的提名票,有一百三十二張;曾蔭權取得的提名票,有六百四十一張;另有二十三人,沒有參與提名。曾蔭權取得的提名票,比八百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八成人數還要多一個。當三月廿五日投票時,他取得過半票數而當選,是毫無疑問的,也是早已預料得到的。但梁家傑成功取得入場券而成為一個候選人,打破了回歸以來,選舉特首只有一名候選人而自動當選的局面,這已是一個勝利。

沒有做提名人的立法會議員

雖然誰會當選,已成定局,但分析一下兩人的提名人名單,將會對香港的政治生態,有所了解。
首先,來說說那二十三個沒有做提名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其中最觸目的是七個立法會議員:劉千石、劉慧卿、范徐麗泰、梁家傑、梁耀忠、梁國雄、陳偉業。

范徐麗泰不是沒有保皇親共的傾向,而是她身為立法會主席,要保持一貫的中立的立場,不偏幫任何一方。她很努力保持這樣的形象,這次也如此,值得一讚。梁家傑自己是參選者,不能作為提名人去提名自己,這是理所當然的。劉慧卿、梁國雄、陳偉業,是社會民主連線的成員,立場是連梁家傑參選也反對,認為有違爭取普選的原則,所以雖然屬泛民主派,也不做梁家傑的提名人。梁耀忠不是社會民主連線的成員,但一貫立場與偏激極左接近,所以與社會民主連線走在一起。

至於劉千石,這次進一步暴露了他的真實面目,已再難被認為是泛民主派的一員。三年前,他高調公開宣佈退出支聯會。其後在立法會的辯論和表決中,凡敏感議題不是棄權,就是缺席,立場態度曖昧。

其他沒有做提名人的選委
還有幾位沒有做提名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也值得一提。

法律界的戴啟思,他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一向支持民主派,立場態度鮮明。這次,適逢因事務離港,未能及時簽名作為提名人,並非轉恁C 人大代表的李鵬飛,他的言論一向傾向支持民主派,贊同爭取普選。但這次卻採取中立的立場態度,未有作為梁家傑的提名人。看來,其言行之間是有距離的。

教育界的蔡國光和何漢權,都是有靠左傾向的教育評議會的重要成員,另一位重要成員曹啟樂,卻是曾蔭權的提名人。教育評議會是中共地下黨培植和支持的教育團體,來與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抗衡。教師的絕大多數是支持民主的,為了掩飾立場態度,以便欺騙和爭取群眾,蔡國光和何漢權便表態中立,只由曾啟樂一人去交差。

高等教育界的程介明,他的左派背景是人所共知的,為什麼這次沒有做曾蔭權的提名人呢?由於他的左派背景,在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中得票大跌,僅以低票當選。為了繼續扮演開明的角色,而且想到曾蔭權的提名人,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便去做騎牆派。

提名曾蔭權的幾個特別選委
接著,來說一說曾蔭權的提名人名單。

第一,要提一提幾個特別的人。鄭經翰一向被視為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但這一次不但不做梁家傑的提名人,反做了曾蔭權的提名人。他自○四年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後,一直被傳聞與曾蔭權有特殊和密切的關係,綽號「煲呔針」。這次,他的立場態度完全暴露了。倘若他明年九月繼續競選連任立法會議員,恐怕得票會大降而落選。

另一個是張炳良,他是現任行政會議成員、前匯點主席、前民主黨副主席。港同盟與匯點合併組成民主黨,他便由匯點主席變為民主黨副主席。任了一屆,因民主黨內少壯派支持劉千石與他競選副主席,他落選,便連中央委員之職也辭去,自此不參加民主黨工作。其後,更公開宣佈退出民主黨,另組民主力量。更進一步,被曾蔭權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這次,他一直沒有表態支持曾蔭權還是梁家傑,到最後才成為曾蔭權的提名人。

最後是衛生服務界的潘德輝。在競選選舉委員會委員時,他是聲稱支持梁家傑的,因而當選。但當選後,卻背棄承諾,轉扆竣F曾蔭權的提名人。在原來支持梁家傑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中,就只有他一人轉恁A他的政治生命可謂從此死亡。

曾蔭權提名人在各界的人數
綜觀曾蔭權的提名人名單,佔該界別一百分之一百的,即該界別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全部都做了曾蔭權提名人的,如下:政協、漁農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鄉議局、港九各區議會、新界各區議會、中醫界、商界一、商界二、工業界一、工業界二、進出口界、地產及建造界、金融界、金融服務界、保險界、紡織及製衣界、旅遊界、航運交通界、批發及零售界、酒店界、飲食界、香港僱主聯合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界。

從這些界別,可以看見中共勢力在港的控制範圍,以及特首是代表什麼人的利益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方法,也是為了能完全控制這些界別而制定的。

法律界有二十名選舉委員會委員,但沒有一人成為曾蔭權的提名人。由此可見,曾蔭權完全失去該界的支持。法律界可說是精英中的精英,他們不支持曾蔭權,是一個很突出的特點。

此外,很少人作為曾蔭權的提名人的有:高等教育界,只有兩人;教育界,只有三人;社會福利界,只有九人;會計界,只有十一人;工程界,只有十二人;衛生服務界,只有十四人。這些界別都屬專業,由此可見曾蔭權在專業人士中的支持度不高。同時,這些界別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是一人一票的,當選者大多能反映出該界別大多數選民的民意。

曾蔭權獲很少提名票的界別,也就是支持梁家傑的基本陣地,大多是專業人士:法律界、高等教育界、教育界、社會福利界、會計界、工程界、衛生服務界。此外,醫學界和資訊科技界,也有一些提名票。

最後,還有一人須提一提,他就是李嘉誠的兒子李澤楷。在競選選舉委員會委員時,他屬資訊科技界,高調發表要支持「真民主」的言論,使人耳目一新。有人猜想,他或會提名梁家傑,但結果他成為曾蔭權的提名人。

這是一場勝負早已分明的選舉,出現了特首不是自動當選的競選,在選舉結果之外,還增加了港人對香港政治生態的認識。

投票的最後結果值得觀察
三月廿五日才正式投票,兩個候選人最後所得的票數,還是值得觀察的。由目前直至投票結束,其中還存在著鬥爭的。當然,曾和梁兩大陣營,都在力爭實際得票多於提名票。

提名票是要記名和公佈的,可以說是一種公開的政治表態,都會承受壓力,未必一定是內心的真正立場態度,有時為了避免壓力,或會作出違心的行動。正式投票是不記名的,票投給誰或是投空白票,沒有人知道。但有沒有去投票,卻有紀錄。所以,作為提名人卻沒有去投票,即沒有盡提名人的責任,這也是一種政治上的缺失。我們要求傳媒要報道哪些提名人沒有去投票,讓市民清楚他的政治面目。我希望做了曾蔭權的提名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不去投票,或是改投梁家傑一票,或是投空白票。這也是暗中為香港的民主出了一分力。假如梁家傑的得票,多於提名票;曾蔭權的得票,少於提名票,這就是打破特首自動當選之後,又一個勝利。港人要由此事去看選舉的勝負,而不是誰當選。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53/353spfeature/spfeature08.html

Monday, February 19, 2007

熱比婭:維族的母親

◎ 盛 雪@OpenMagzine

● 編者按:行年六十的新疆首富熱比婭前年流亡美國後,成為西方知名的人權活動家和凝聚世界維族人的領袖,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針對熱比婭崛起的聲譽,中共加緊迫害她的兒子,並誣指她為恐怖分子。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報導說,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副書記努爾.白克力在一月七日召開的新疆宣傳部長工作會議上表示:熱比婭是「一個連自己孩子都教育不好的人,怎麼可能成為一個擁有近千萬人口的維吾爾民族的母親?」報導還說,努爾.白克力做出這番表示,是針對不久前熱比婭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熱比婭在海外維吾爾社區被尊稱為「維吾爾人的母親」。努爾.白克力稱,「熱比婭近來的言行表明其旨在破壞中國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完全不符合諾貝爾和平獎的初衷」。同一篇報導並指熱比婭當年作為新疆女首富,曾經販賣過毒品,並存在嚴重的經濟問題。

  報導顯示,熱比婭一年多來在國際間的人權活動,不僅使得全球聚焦維吾爾人的處境,也使得中共不得不關注熱比婭的動態。

一九九五年成為中國第八名富豪

熱比婭,是幾乎每一個新疆人都不陌生的名字。一九九五年,美國《福布斯》全球富豪龍虎榜估算熱比婭擁有兩億人民幣的財富,將之列為中國富豪第八位,成為新疆女首富。同年,熱比婭做為正式代表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熱比婭曾經歷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商聯副主席、新疆女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新疆自治區人大代表,並且被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熱比婭一九四七年出生於新疆阿爾泰山腳下的阿勒泰市。她十四歲出嫁,在十一年內接連生下了六個孩子。在「文革」期間,全國都禁止私人商業活動的年代,年青的熱比婭就顯示出經商的天分,她還因售賣兒童鞋和女孩穿的彩裙而被掛上「投機倒把」的牌子遊街示眾。據說,她也因此和前夫離婚。一九八一年,熱比婭與現任丈夫大學副教授司地克肉孜結婚。同年,熱比婭承包了烏魯木齊市區二道橋菜市場,將其改建成「三八市場」,主營維吾爾族民族服飾,成為新疆第一家個體市場。一九八五年,熱比婭又將該市場改建成一座商廈,並將大廈命名為熱比婭大廈。在蘇聯解體之際,熱比婭敏銳地抓住了時機,在邊境貿易中積累了大量財富。據報導,此前熱比婭曾經在阿克蘇市當過洗衣婦,「苦幹三個月,掙了三千元錢,成為她投身商業事業的第一桶金。」

九九年被捕判刑○五年流亡美國

  經過十年打拼,到九十年代初期,熱比婭便擁有了上億家產。她當時是新疆阿克達工貿公司總裁,擁有八家企業。此外,還擁有一座佔地一點四萬平方米的熱比婭大廈,擁有烏魯木齊市繁華地段一點二萬平米的地皮等等。而且當時中國官方報導說,熱比婭在這十年期間內,沒有向中國政府要過一分錢、貸過一次款,沒有申請過任何政策優惠。在此過程中,她捐助了許多公益專案,幫助當地維吾爾人擺脫貧困,在維吾爾族中贏得很高的聲望。

  但一九九九年八月熱比婭因試圖與訪問烏魯木齊的美國國會議員助理代表團會面而被捕。二○○○年三月,中國政府以熱比婭「向境外組織非法提供國家情報」判處她八年有期徒刑。二○○五年三月美國國務卿賴斯到訪前,熱比婭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隨即流亡美國。並隨後成立了「國際維吾爾人權與民主基金會」( International Uyghu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oundation, www.iuhrdf.org )。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起,熱比婭擔任美國維吾爾人協會( 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 )主席。二○○五年九月,熱比婭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熱比婭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World Uyghur Congress )當選為該組織的主席。中國當局在第二天以「偷稅罪」判處熱比亞家族的阿克達工貿有限公司和熱比婭大廈商貿有限公司共計罰款二千二百元萬元人民幣;並判處熱比亞的兒子阿里木.阿不都熱依木有期徒刑七年,罰款五十萬;另一兒子卡哈爾.阿不都熱依木免予刑事處罰,但判罰金十萬元。此時,熱比亞還有一個兒子阿不力克木.阿不都熱依木也在被關押中。

  第一次見到熱比婭是二○○六年九月在華盛頓。當時是在一個聚集了一些外交官和美國人權活躍人士的晚會上。熱比婭給人的感覺非常強烈,形象棱角分明,說話鏗鏘有力,凸現她剛毅果斷的性格。

受歡迎的國際人權活動家

  熱比婭於○五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專程到多倫多出席在中領館前的抗議示威活動。活動由新近成立的加拿大中國人權網路主辦,包括了當地的中國民運組織、主流人權機構、法輪功群體,以及藏人、維吾爾人、台灣人組織等。熱比婭在集會上發表了激昂有力的講話,表示維吾爾人民也見證了中共政權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學生的事實,維吾爾人和漢人需要共同爭取民主和人權。她極具感染力的講話博得在場民眾的陣陣掌聲。這也是筆者第一次看到當地眾多維吾爾人公開參與活動。

  熱比婭在隨後的兩天,到訪了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她與加拿大國際發展署主管會面,向對方介紹新疆維吾爾地區愛滋病的最新情況。熱比婭還在大赦國際加拿大辦公室會見了許多非政府組織代表。熱比婭和加拿大外交部長高級助理會面,要求加拿大政府營救在中國遭關押的加拿大公民維吾爾族人侯賽因.賽利爾。十二月十二日,熱比婭出席了加拿大國會舉辦的「中國人權聽證會」。她敦促加拿大政府關注在中國的維吾爾人的人權狀況,熱比婭在人權聽證會上提出,希望加拿大政府幫助促成中國政府同全球維吾爾協會進行人權對話;並向新疆地區派遣真相調查小組;支持在加拿大的維吾爾協會。她向加拿大的國會議員們介紹說,為了營救自己在中國被囚禁的兩個孩子,她得到了七十二名美國國會議員的聯合簽名支持。

  熱比婭並稱讚加拿大總理哈珀十一月同中國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貿會議期間會面時,將人權置於貿易之上的立場。她希望加拿大做為一個有良好聲譽的民主國家,能夠在人權問題上起帶頭人的作用。她將中國的現狀比喻成一個溢出水的杯子。她說:「共產黨統治下,中國的人權迫害四處蔓延,令人壓抑,人民對此已經充滿了憤怒,幾乎無法控制了。」

  熱比婭從一個農家女到女富豪,再從中國政界名人到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這之間走過了一條漫長而傳奇的道路。她流亡海外,使得一直處於分散、低迷狀態的全球維吾爾人社區,有了聚合振奮的機會。筆者曾多次聽到維吾爾人說,希望熱比婭成為維吾爾人的達賴喇嘛,吸引世界關注維吾爾人的生存真相,帶領維吾爾人走出重重迫害的黑幕,走到世界舞臺的聚光燈下。

  近日,在中國官方控制的網站《強國論壇》上出現了「熱比婭││中國的女拉登」一文,並隨即被到處張貼。看來中國政府顯然已經注意到並開始應對熱比婭在國際社會正在增長的影響力。

  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http://www.open.com.hk/0702p84.html

十月革命反思


許行@OpenMagzine

● 普列漢諾夫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早期傳播者。但他在十月革命剛成功之際便洞悉共產革命致命的謬誤,寫成遺囑,預言其必敗命運,數十年後一一得到證實。該遺囑成為今日研究者必讀的文獻。


● 普列漢諾夫( 1856-1918 ),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創始人,曾被魯迅稱為「俄國無產階級之父」。

俄 國馬克思主義鼻祖普列漢諾夫,在他臨終之前,即一九一八年四月中旬,寫下一篇政治遺囑,嚴厲批評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及其所領導的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時距 離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只有半年時間。他覺得自己不該「同過去和現在都看作是兄弟的人作鬥爭」,所以特別叮囑,「只要布爾什維克還掌權,我的遺矚就不應公 佈」。結果這篇遺矚直到蘇聯崩潰之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才在俄國《獨立報》上發表。而我所看到的中譯本,己是去年五月廿八日發表在《觀察》網上的那 個版本。

預言資本主義不會被埋葬

   普列漢諾夫畢竟是一位開明的思想家。他雖然在俄國宣揚馬克思主義比列寧還早,人們都認為列寧是他的學生,但他卻在遺囑中說:「我從來都不曾是正統的馬克 思主義者」,但「始終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論者」。這樣的表白,正凸顯出他並不執著於馬克思的一言一語,或者某一論點,而是憑著馬克思的辯證思維去觀察 問題,因而能夠跳出馬克思時代的局限,提出獨立的見解。

  他的一個重要論點認 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在蒸汽機工業時代是正確的,但在電氣時代己開始失去意義。主要原因是科學的進步將使無產階級變了樣子,真正 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將逐漸減少,而知識分子在生產過程中將躍居首位,從而緩和了階級矛盾。他更認為,自從馬克思逝世後,他發現,資本主義是一個靈活的社會結 構,它會朝著適應社會主義運動的方向調節,變得人道化,成為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由此他推斷:資本主義不會很快被埋葬,亦不需要有掘墓人,因而馬克思所說 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永遠不能實現的。

  這真是一個大膽的見解,它出現在一九一八年,距今將近九十年,而且出自一位虔誠信奉馬克思主義者之口!

  如果這個見解在一九一八年發表,他一定被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們罵得狗血噴頭。但是今天,當蘇聯和東歐各共產國家全都解體,改行資本主義,連殘存的共產國家如中國和越南也在經濟上改行資本主義的時候,便顯得普列漢諾夫的見解,確有先見之明。

   承認資本主義有自我調節的靈活性,無需掘墓人,實際上等於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所創建的唯物史觀,最基本的原理就在於說明:人類自從出 現階級之後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所謂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只不過用來替階級鬥爭理論找尋經濟基礎及其發展的動力而己。從階級鬥爭角度出發, 馬克思才有理由肯定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資本主義必定滅亡,由此才會推論出未來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如果說社會的進步會令階級矛盾緩和,資本主義 會自我適應社會主義的改良而不會滅亡,那末共產主義便成了烏托邦的空想。

否定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學說

   現在我們且來看看社會現實的狀況吧。遠的不說,光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其走勢確如普列漢諾夫所言。福利社會的興起,就是資本主義適 應社會主義改良的結果。這種適應性固然同科技發展、文明進步、階級變易等因素有關,更重要的還在於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社會,它允許反映社會各階級 各階層的政黨和新聞媒體存在,互相競爭、制衡和監督,這就使得社會自我調節的機能靈活無阻,富於生機。

   資本主義允許共產黨公開存在,允許它參與競選,便是最好的明證。反觀共產國家,不僅不允許資產階級政黨和媒體存在,連所有民間的媒體和社團都不允許存 在,甚至連他們自己黨內人要發出異議聲音都不可能。這就說明了一個事實,獨裁政制本身就是壓殺社會自我調節生機的屠宰手。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歷史上確有階級鬥爭存在,但並非所有歷史都是由階級鬥爭構成。歷史是複雜的,它有階級鬥爭,也有種族鬥爭、民族鬥爭、氏族鬥爭、宮庭 鬥爭、派閥鬥爭、權勢鬥爭、利益衝突、宗教衝突、文化衝突,而且還有不衝突不鬥爭的一面,也即屬於和平發展的和諧合作的一面,如科技的發展,企業結構和運 作的改進、社會基建的進步、教育文化和交通的發達、法制和社會秩序的健全、自然環境的改善、人民生活方式、思想、信仰和道德水準的提升等等 ...... 總而言之,歷史是多元的,它包括人類社會昨日的一切活動,不能簡單地用階級鬥爭去涵蓋一切。

   中共史學家們曾被「人類歷史就是一部社會階級鬥爭史」的教條害得很慘。他們從建黨開始,便絞盡腦汁,將世界史和中國史往這個教條框框裡套,到了延安時代 以迄毛澤東執政時期,更是變本加厲。現在反過頭來去看看那時候中國史學家們的著作,真要令人慨嘆歲月、精力和筆墨的浪費。

  人類有階級鬥爭,也有其他鬥爭。社會越是處於專制的時候,鬥爭越厲害越殘酷。歐洲中世紀如此,中國在皇朝亂世的時候也如此。反之,社會越開明,鬥爭越緩和。

   現在,中共不再多強調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了,所以史學界開始就史論史,從頭重新整理。但階級鬥爭觀念在胡錦濤這樣的領導人頭腦裡仍舊存在。他們不會去 想一想,現在的共產黨代表什麼階級?代表無產階級或工農嗎?簡直是笑話。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代表一個階級,而是代表一群官僚權貴利益。他們憑藉一黨專 政,掌握國家政權,壟斷資源、企業和財富,從中央到省市縣以至鄉鎮,所有掌權者都沆瀣一氣,結成一個龐大的利益分沾的統治集團。為了保持利益,他們必須保 持權力,於是不惜一切,運用違憲的、違法的、甚至流氓式的辦法,去魚肉人民、壓制人民反抗,同時也禁止不利於己的新聞傳播、箝制異己輿論。這不是階級鬥 爭,它實質上是權貴和人民之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爭,也是獨裁和民主之爭。

電子時代企業否定剩餘價值論

   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在不再像普列漢夫所說的電氣時代,而是進入電子時代。今天在電子企業中服務的,己沒有無產階級,全是高等學歷的技術人員,他們被人稱 為中產階級。現代社會的發展是橄欖型的,中間大,兩頭小,也就是說中產階級越來越大,貧窮者人數在縮小。至於電子時代的資本家,其興起簡直同馬克思的剩餘 價值剝削論相距十萬八千里。

  世界首富的微軟公司比爾.蓋茨,十四歲編寫電腦程 式,廿歲從哈佛退學創辦微軟,全憑個人智慧創造財富,與剩餘價值毫無關係。同樣的例子多得很。蓋茨的合夥人艾倫、 Google 的兩位創辦人布林和佩奇,都是如此,他們都有一番從自家車房開始打造 IT 企業的傳奇經歷。最近更有 兩位年輕人赫爾利和陳士駿,他們創辦的 You Tube ,被 Google 以十六億五千萬美元收購,頃刻間成了巨富。另一位有新蓋茨之稱的廿二歲哈佛學生馬克.札克格伯,在校園裡創辦社交網站 Facebook ,風靡全美,雅虎出價十億美元收購,他不肯賣,逼使雅虎提高到十六億美元。這類靠智力一夜成巨富的例子,電子企業中多的是。

   在北美和西北歐,不僅電子企業如此,其他大企業也都如此。現在誰若想到西雅圖的波音公司或法國杜魯斯的空中巴士公司去找赤貧的無產階級都會被人笑話。當 然,波音和空中巴士的員工也有工會,那是出頭向資方談判待遇的機構,絕不是當年列寧所想像的由工會發動大罷工、奪取政權的工具。

  時代變了,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代表勞工的社會黨有可能經由議會上台執政,但像布爾什維克那樣藉革命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會己無可能。

   布爾什維克革命當時在俄國之所能夠成功,主要因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處於疲困狀態。前線兵士普遍厭戰,後方民不聊生,列寧適時提出和平、麵包和土地的 口號,深得兵士、工人和農民擁護,聲勢大振。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發時,列寧和托洛茨基都還流亡在國外,列寧四月三日返國,托洛茨基繞道加拿大被英國扣 留,直至五月間抵達聖彼得堡。僅有五、六個月時間便奪到政權。這一奪權行動,外表上以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名義進行,實際上是該蘇維埃中成立不久的受布爾什維 克控制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密謀策劃攻打冬宮,將臨時政府成員圍捕而取得的,它實際上是一次軍事行動,類似軍事政變。

指出暴力奪權勢必走上恐怖專政

   對於這樣方式的軍事暴動,在全俄蘇維埃裡受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革命黨派的反對,甚至連布爾什維克裡面也有幾位重要人物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梁 贊諾夫、李可夫、諾根、米留亭等反對,列寧罵這些黨內反對者為革命的逃兵。列寧主張一黨奪權,一黨執政,結果由全俄蘇維埃產生的稱為人民委員會的新政府, 便清一色都是布爾什維克分子。俄國革命所產生的一黨專政,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普列漢諾夫當然不贊同布爾什維克的所為。但他在大戰中主張對德作戰,被指為沙文愛國主義,雖然他於二月革命後回國,在社會上卻不受革命陣營歡迎,況且體 弱多病,十月革命前便病倒了。他在遺囑中對布爾什維克政權有一段話倒說得很透澈,他說:「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變,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樣的政變要求其 組織者實行必然的專政,而任何一種專政都與政治自由權利和公民自由權利不相容。」由此他推斷,「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專政將變為黨的 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 寧很清楚這一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

   真是一針見血。類似的或同樣的見解,於一九一九年見諸於波蘭裔的德國馬克思主義革命領袖羅莎.盧森堡的《論俄國革命》和德國馬克思主義權威考茨基的《恐 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一九二○年見諸於英國大哲學家羅素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這些都是最早期洞燭布爾什維克獨裁和恐怖禍害的重要文獻。

   在列寧時代,走向恐怖政治之路,是以保護初生革命政權作為辯解而進行的。列寧執政共五年五個月,期間差不多有四年多處於內戰、外國軍事干預,以及農民抵 制徵糧,爆發零星暴動的十分惡劣狀態。其實這也正是所有孤立革命的必經之路,法國大革命時雅各賓黨的政權如此,列寧的政權也是如此。雅各賓黨的馬拉被女青 年夏洛特刺死,丹東被羅伯斯庇爾送上斷頭台,羅伯斯庇爾則被將軍們策劃的熱月政變推上斷頭台。列寧雖曾遭過謀剌,幸是死於中風,壽終正寢。但另一位暴動主 持者和內戰時紅軍領袖托洛茨基便不同了,他在列寧死後受到斯大林整肅,流放阿拉木圖和君士坦丁堡,後來流亡法國、挪威,最後在墨西哥死於斯大林派遺的克格 勃之手。

十月革命禍根之一:密謀暴動

  將列寧的奪權稱為布朗基式的政變,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革命的社會條件根本未曾成熟,未成熟的果實去摘,等於冒險主義。另一種指布朗基式,即少數人密謀暴動。

  所謂社會條件未曾成熟論,最流行的一種說法認為:俄國是一個資本主義未曾發達的國家,應該讓資本主義成熟之後再談社會主義革命。這種論調,倒真的成了列寧所指責的取消派了,太拘泥於唯物史觀所定的社會發展史五個階段的公式。

   就俄國當時局勢而論,革命條件是成熟的,這主要表現在工農兵群眾於二月革命後革命氣勢繼續高揚,多次在彼得格勒舉行大規模示威,並在全國各大城市成立蘇 維埃組織,而二月革命後產生的臨時政府幾度改組,完全無法改善局面。前線戰事失利,逃兵風熾,後方糧食恐慌,物價飛漲,國債飆升,貨幣崩垮。正所謂統治者 無法統治下去,被統治者也無法被統治下去。在這種局面下,實際上存在著兩重政權。一方面是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面是工農兵蘇維埃。雙重政權是無法長 期存在的,它必定要歸結於一個權力消滅另一個權力。七月四日彼得格勒工兵大示威,要求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八月廿五日柯尼洛夫將軍叛變

,這兩樁事件,正是革命與反革命雙方對雙重政權不耐的反映。

   蘇維埃作為群眾權力機關,六月前都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手裡,布爾什維克後來居上,九月初托洛茨基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該蘇維埃為了自衛,於十 月中旬成立軍事委員會,十月廿五日起義,就是通過軍事委員來進行的。所以奪權,名義上歸彼得格勒蘇維埃,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一黨奪權,蘇維埃中的社會革命 黨和孟什維克等都懵不知情。

  通常,革命的暴動都是從群眾自動蠡起中產生,且在 暴動中推倒舊政權。法國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從群眾攻打巴士底獄開始,推倒路易十六王朝;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從工人大罷工開始,群眾湧上街頭,觸發兵 士譁變,推倒沙皇政府。但十月革命是由布爾什維克率赤衛隊攻打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來達成的。普列漢諾夫將這種由少數人密室策劃的武裝起義,稱為布朗基式政 變,是恰當的。布朗基是法國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時的激進革命分子,他主張秘密起義。曾入獄三十多年。

十月革命禍根之二:拒絕聯合政府

  正因為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既得不到蘇維埃中其他革命黨派的認同,連布爾什維克黨內部也有許多人反對。這是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陷於孤立的原因,也是導致一黨專政的禍根之一。

   十月革命另一禍根,同列寧和托洛茨基剛愎自用的革命意志有關。最近我重讀美國親布爾什維克記者約翰.里德所著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深有所感。當赤衛隊 攻打冬宮,得到「阿芙樂爾」巡洋艦水兵起義響應,勝利在望的時候,全俄蘇維埃在斯莫爾尼學院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討論成立新政府問題、戰爭和和平問題、立 憲會議問題。雖然克倫斯基政府是由地方性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給推翻,若要設立革命政府,必須經由全國性的全俄蘇維埃產生。當時,也屬於激進的社 革命黨左派和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都願意同布爾什維克合作,主張建立一個社會主義者的革命聯合政府,由各革命政黨聯合執政。依照民主原則,這樣的建議完全合 情合理,布爾什維克溫和派加米涅夫等有意接受,卻遭到列寧和托洛茨基劇烈反對,堅決拒絕。在大會辯論中,布爾什維克的決絕態度和輕狂言詞,激怒了所有其他 革命黨派,他們紛紛退席,這樣一來,正中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下懷,於是提出自己早己內定的一黨執政名單,開啟了一黨專政的大門。

   歷史就是這麼一步之差。如果當時布爾什維克能夠寬宏大度,懂得政治是一門妥協藝術,發揚民主精神,答允建立聯合政府,那末,整個蘇俄的歷史便會改寫過 來。在此,我也同樣想到中國,如果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奪取全國政權之後,真的兌現他當時所倡言的聯合政府,允許民主同盟等分沾權力,實行監督和制衡,決不 會有後來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的禍害,中國歷史也會是另一番面目。

  一 黨專政是共產黨的禍根,它起源於馬克思的階級論和階級專政論。其實,馬克思在生時,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仍有民主精神,主張走議會道 路。這批西歐馬克思主義者畢竟生活在民主社會裡,多少具有民主意識,故會成為人道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雖然流亡歐洲多年,骨子裡仍蘊藏著沙皇專制下十二月 黨人那種好鬥的暴力傾向。所以馬克思主義落入落後國家的革命者之手,自然會擯棄人道和民主。列寧如此,毛澤東也如此。

   或許有人認為,聯合政府多數不會穩固,這在俄國當時或許如此。但縱使聯合政府是一個短命的民主革命政府,也好過一個長達七十三年的獨裁專政。更何況聯合 政府也有另一種可能,它可能開啟革命政黨聯合執政的新歷史,走上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民主的社會主義,起碼可以團結更多革命黨派,減少革命陣營本身自 我鬥爭的內耗,甚至還可能減少協約國對新政權的敵視。若果然如此,內戰也不至於如此激烈,許多困局都將獲得紓緩。

革命恐怖吞掉敵人也吞掉革命元勳

   一黨專政對列寧來說實在也很辛苦。由於樹敵太多,到處都是敵人,便造成自我孤立局面。十月起義,不僅招致所有舊勢力反對,也招致所有社會主義黨派反對, 使得各地蘇維埃,尤其是農民蘇維埃、鐵路員工同盟,甚至連高爾基的新生活報等,都成了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所以在奪取政權之後,不僅政府各部門員工集體杯 葛,電訊局切斷布爾什維克總部電路,鐵路工人全面怠工,拒絕運送糧食和軍隊,各地白軍蠡起,加上英法意德美日各國軍事干涉,整個俄國陷於慘烈的內戰和飢荒 之中,既無和平,也沒有麵包,逼得列寧實行四年「軍事共產主義」。那四年經濟崩潰,生靈塗炭,淒慘至極。

   為了壓制各方面的反對聲音,列寧早在得權之初,便宣佈限制言論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派的報紙被禁不用說,連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普列漢諾 夫派的統一報,高爾基的新生活報等,都被逐一取締。到了一九二一年喀浪斯達水兵暴動之後,連所有不是布黨的政治組織全被取締,逼得大批社會主義革命分子流 亡國外。布爾什維克的專政,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從階級專政變成黨專政,從黨專政變成黨領導層專政,最後變成領袖專政。列寧死後,斯大林先拉攏季諾維也 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清算托洛茨基,然後反過來,再清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完成了斯大林的個人獨裁。自此之後的清黨和肅軍,使無數革命元勳 和革命幹部人頭落地,冤獄株連之廣,連斯大林妻子都無法倖免,逼得他的女兒流亡美國。這些殘酷和黑暗的迫害,史不絕書,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便是官方第 一次透露的正式文件。

蘇共為什麼能維持七十多年之久?

   普列漢諾夫逝世得早,沒有親眼見到這一切,但他的預言不幸都言中了。不過在十月起義開始進行之初,誰也沒有料到布爾什維克政權會維持七十多年之久。起義 當天,約翰.里德碰見一位孟什維克派的大尉,問他對局勢怎麼看法,這位大尉聳聳肩說:「嗯,布爾什維克可能拿到政權,但是,他們維持不了三天。他們沒有管 理國家的人。叫他們試一試看,倒也不錯,他們會失敗的。」當時不少人都與這位大尉一樣,對起義持輕蔑的態度。普列漢諾夫可能也不相信布爾什維克政權會維持 很久,所以才會叮囑這個遺囑等到布爾什維克垮台之後發表,誰不知一等就等了七十多年。

   布爾什維克政權能夠維持這麼久,而且後來還向東歐、中國、古巴、北朝鮮、越南伸延,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過去歷史上出現過的平民政權如法國革命中的雅各 賓黨政權,只存在了五年,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更短,只存在七十二天。 為什麼由布爾什維克孳生的共產黨政權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這是值得深思和探索的。好像中國,「六四」之後,劉賓雁預言中共政權拖不過兩年,現在劉賓雁自己 先走了,中共卻經濟持續發展,專制依舊,還企圖以一黨專政的面目,豪邁地擠上世界強國之林。

   當然,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發展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但有一點差不多是共同的,即共產黨的獨裁政制,比法西斯更厲害,具有特殊的頑強性。像北朝鮮和古巴, 無論政治上和經濟上至今仍墨守舊蘇聯的模式,在如此孤立環境下,依舊頑強地支撐下去,它們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高強度的壓制。胡錦濤之所以說要向北朝鮮和 古巴學習,就是學習高強度壓制的方法。由此可見,高強度的壓制是共產黨維持政權長久的重要原因。

歷史在頃刻間重寫

   現在回到布爾什維克問題上來。布爾什維克與雅各賓黨不同,雅各賓黨的恐怖統治是靠群眾的一時革命熱情,靠以雅各賓黨成員為主的「救國委員會」。群眾的熱 情如潮水,有漲有落,而且還會改變方向,到了羅伯斯庇爾上斷頭台的時候,巴黎群眾通街狂歡。布爾什維克當時除了靠工農兵的革命熱情之外,一、有服從中央集 權的黨組織;二、成立「契卡」(秘密政治警察),即後來的克格勃;三、禁止言論自由,取締一切反對勢力的組織,嚴密控制社會秩序,使任何反對勢力都動彈不 得。其中「契卡」的作用特別大,它不僅正面對付反對勢力,而且潛入反對勢力內部加以破壞,像癌細胞破壞好細胞一樣。所以有人稱共產黨政權是警察國家,意思 是指它的統治既靠公開的警察,也靠秘密警察。「契卡」在列寧時代主要是用來對付反對革命的勢力,到了斯大林時代己改稱克格勃,斯大林更用克格勃來對付黨內 政敵。清黨和肅軍都是克格勃幹的,它可以使所有被整肅的革命元勳意志摧殘得公開自認罪狀,然後加以槍決。集中營的折磨,無端端的人間蒸發,正所謂消滅任何 反對勢力於萌芽狀態之中。

  但是這樣的政權最怕自由和民主。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 的,「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一九八七年冬,戈爾巴喬夫以他的首創精神提出新思維,強調開 放、民主和改革,他確想振衰起疲,但潘拉朵匣子一打開,自由和民主便從莫斯科開始飛翔,很快飛向東歐,僅僅兩年多時間,整個蘇聯和東歐的共產專政全部解 體,也中了普列漢諾夫的預言。

頑強乎,脆弱乎,歷史就在頃刻間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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