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rch 15, 2007

北京扛起集權陣營大旗

胡少江@TrendMag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給世界帶來的最大的變化莫過於蘇聯和東歐集團的突然瓦解。許多人認為,隨著蘇東集團的瓦解,持續了近五十年的冷戰也就從此結束了。冷戰結 束後,不少人天真地認為,兩種政治和經濟制度孰優孰劣的爭論從此也結束了。這種樂觀主義的根據是,在經濟上,幾乎所有過去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在全身心 地擁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在政治上,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不是已經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就是正在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種情緒,充分表現在著名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的名著「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他在書中聲稱,人類歷史的變化將再無新意可言,因為人類在意識形態上的發展與爭論 已告終結。過去一百年來,人類的歷史是在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的鬥爭之中發展的。現在,自由主義已經擊敗了共產主義,自由理念與民主政治已成為舉世公認 的道理。人類已經進入了「後歷史」時期,這個世界將不再有真正意義上的理念衝突。

當然,福山並沒有幼稚到閉眼不見現存的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脅。他將西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東亞的「新專制主義」列為當代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兩大威脅。但 是,他在當時所沒有能夠估計到的是,這種威脅事實上正在演變為一場新的冷戰。而代替蘇聯成為反對世界民主自由理念的主要冷戰對手的,正是繼承了一黨專政制 度衣缽的北京政權。

正在形成的第二次冷戰與第一次冷戰在意識形態上和政治制度上一脈相承。「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只有中國能夠救社會主義」,這本是中國人對自己政府的 調侃,但是卻也千真萬確地道出了北京政權在第二次冷戰中的集權陣營的旗手地位。北京正在通過強化與非洲、拉丁美洲等現存的集權政權的關係,通過抵制和限制 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各地獨裁政權的制裁,重振一個與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對抗的陣營。這個陣營的政權,與前蘇東集團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他們都是剝奪民眾的民 主權利,依靠警察和軍隊來治理國家,壓制新聞自由,實行一黨專政。

北京在第二次冷戰中作為集權陣營的旗手地位,也能夠從那些西方國家內部的左派知識分子的態度得到體現。過去西方的左派們視斯大林模式的蘇聯為他們的精神家 園。蘇東集團頃刻瓦解的時候,他們個個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現在,集權的北京政權則成為了他們的全部希望。他們處心積慮地杜撰出了一個所謂的北京共 識,來為世界上的集權政權塗脂抹粉。所謂的北京共識的核心就是反對自由民主的價值,它是集權陣營在第二次冷戰中的政治綱領。

與第一次冷戰不同,第二次冷戰中的集權陣營不再完全地排斥市場經濟制度。相反,他們正在試圖利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所培育出來的市場經濟制度,來拉攏他們 一貫視為仇敵的國際和國內資本,來挽救集權的政治制度,來對抗自由民主的價值。面對這種變種的意識形態,自由民主陣營一時尚未找到有效的應對策略。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不少西方政治家被第一次冷戰中民主陣營所取得的勝利衝昏了頭腦。一時間,「冷戰思維」在國際關係上已經成為了一個貶義詞。問題是,新的冷戰已經在進行,沒有適應新形勢的「新冷戰思維」,自由民主陣營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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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第一個高潮

張滔@TrendMag
三月一日,特首選舉的兩個候選人--曾蔭權和梁家傑,舉行了首次公開辯論。這次辯論,雖然只限有權投票的選舉委員會成員入場,但透過電視的現場直播,以及 事後反覆重播,據統計,收視率遠超熱門劇集,可謂全城轟動。其後傳媒的評論分析,也非常熱鬧。比起回歸以來的前兩次特首選舉,真有天淵之別。不管這次辯論 的勝負,以及最後的投票結果,單是改變了過去兩次特首選舉的情況,已是香港公民力量的一次壯大,從長遠來說,有助於民主制度的推進。

財政司唐英年為曾蔭權造勢
在評論這次辯論之前,先來談談在辯論的前一天--二月廿八日,財政司唐英年發表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唐英年是曾蔭權現有內閣的重要成員,他的財政預算,必然要為曾蔭權的競選造勢。

唐英年公佈:估計過去一年香港政府的財政盈餘,高達五百五十一億,是原來預算五十六億的九倍多。這樣,一方面顯示了香港經濟已經全面復甦;另一方面,巨大 的盈餘可讓曾蔭權政府向市民大力「派糖」,爭取民心,有利於他的競選。根據民意調查,百分之六十二的市民滿意這次財政預算,是八年來最高的一次。

唐英年能夠這樣去為曾蔭權造勢,當然最重要和基本的原因是香港經濟的好轉。但我們還是要問:這好轉的趨勢,在一年前已經出現了的,為什麼他沒有發覺而這樣 保守,以致這一年度的財政盈餘竟是估計的九倍多?是不是他有意保守,保留實力,以備這一次大灑金錢,去製造有利曾蔭權競選的局勢?

普選是辯論中最尖銳焦點
既然有上述的造勢,曾蔭權在這一次辯論中,是否就取得了壓倒的勝利呢?

整個辯論過程是一個半鐘頭,其中最突出和尖銳的問題,就是二○一二年的普選。梁家傑鮮明地提出,要在二○一二年實行普選;並指出北京並不一定反對普選,因為務實和推行政制改革,也是中國的國策,堵塞了好一些左派人士指責「反中」的攻擊。

至於曾蔭權,一直以來對普選都不表態,這次也不能不表示,假如當選的話,會在任內解決這個問題。深究其言辭,何謂「解決」呢?「解決」不等於「實行」,否 決了也是一種「解決」。他始終沒有表示要盡力向北京為港人爭取普選。雖然他善於辭令,早已估計得這是辯論中的一個焦點,準備怎樣去回應,但仍然讓港人看清 楚了他對實行普選的曖昧態度立場。在這個問題上的辯論,曾蔭權是失分的。

梁家傑說出港人心聲
另一個辯論的焦點,是教育界多年來爭取的小班教學。這不單只是教育界最關注的問題,也關乎教育質素的提高,是得到家長的廣泛支持的。

在過去一年多,曾蔭權對這個問題都沒有積極的回應,只說小班教學的成效未得到證實,正在進行試驗,小班教學並不比減少教師授課節數好,等等。這次,在梁家傑的鮮明支持的對比下,他不得不承諾在五年內落實這個問題,態度比以前有了進步。

曾蔭權長期擔任政府高官,最近還做了十八個月特首,對政府運作和行政經驗,當然比梁家傑佔優勢,是在辯論中可以取得上風的一個環節。但梁家傑很聰明,抓住 在任者也必然會在職務上出現過缺失和漏洞,朝著這方向發動攻勢。他特別針對曾蔭權做了十八個月特首的政績,質問:你做特首以來,有什麼政績?第五號政制改 革報告書,為什麼會被立法會否決了?西九龍建設文化藝術區的計劃,為什麼胎死腹中,要修改再上馬?拆除天星碼頭,受到強烈反對,為什麼仍一意孤行?……這 些都這一年半以來強烈的民意,梁家傑在辯論中,說出了市民的心聲。

輿論界認為辯論梁勝曾
在辯論後的民意調查,雖然曾蔭權的支持度仍比梁家傑高,但曾比原來的下降了,梁比原來的上升了,兩人差距拉近了。在辯論中的表現,絕大部分的輿論都認為是梁家傑勝過曾蔭權,更認為梁家傑比在此之前的表現,有脫胎換骨的進步。

評論兩人表現的焦點如下:梁家傑說話平民化,一洗過去木訥的形象,尤其是在辯論的開頭和結尾,不說教地談政綱,而是講故事,成功地拉近了與聽眾觀眾的距 離。在發言中,他說出了「還票於民」、「港人求變」等激動人心的口號,贏得台下熱烈的掌聲。對時間掌握得很好,恰恰好用盡所規定的時間。

反觀曾蔭權,說話缺乏人情味和神采,每當受到對手攻擊時,便面色下沉,明顯流露不悅,使人覺得他胸襟淺窄,沒有氣量。整個過程,都顯得太拘謹和太嚴肅,缺乏親和力。他的發言時間掌握得不好,曾被主持范徐麗泰中止其發言,他要求延長而不獲准。

有一家報章將兩人辯論中的發言和態度,分作以下各項去評分:內容、詞鋒、反應急才、身體語言、風度。根據三個評論員的評分結果,在這五項中,梁家傑勝過曾蔭權的項數為多;至於五項合計的總分,都是梁家傑勝出。

這次競選會對國內有所影響
這次特首選舉還有第二場的候選人辯論,日期定於三月十五日舉行。競選的雙方必會認真總結經驗,整裝再出發,去迎接第二個高潮。港人也必刮目以待,看看雙方有些什麼改進?會不會改變策略?

三月十五日的第二次辯論後,再過幾天,三月二十五日便正式投票。不論第一次和第二次辯論的結果如何,即使第二次梁家傑取得更大得多的勝利,任何人都會知道是不會改變投票的結果的,曾蔭權一定會當選連任。即使如此,這次的競選和辯論都很有意義,並且達到了目的。

有一些評論還說,這一次競選的消息傳到國內,尤其是辯論的電視轉播,讓國內人民收看了,必引起他們很大的感慨。同是中國的土地,為什麼香港發生的事,國內卻禁絕出現?他們必然會想到國內的各級選舉和言論自由。這也會變成推動國內民主的一種力量。

集思廣益,謙虛反思
從宣佈參選到首次辯論,梁家傑有了很大的進步,我們期待他在第二次辯論中有更大的進步。其他民主派人士,要想一想,他為什麼能夠取得進步呢?「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他競選的兩個口號。「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就是不怕精神和肉體的艱苦,全力投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就是 不著眼這一次的勝負,只求一個開始,以後不懈地繼續努力,期望終有一天達到目的。

據聞,在這一次辯論之前,梁家傑的競選辦公室請了不少演藝、傳媒、學術、政壇方面的人,提供意見,給予訓練。這樣集思廣益,才會進步的。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反思,謙虛地接受意見。

鍛鍊才會出人才,梁家傑接受了鍛鍊,也在被造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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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拿毛派漢奸言論開刀

南路@trendMag

北京兩會期間,各派勢力大炒新聞。最惡搞者,是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他表示將提案要求擬訂「漢奸言論懲治法」,對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行為辯護的漢奸言論,處以最高二十年的刑期。

喻某人言論一出,轟動傳媒,此人也算是個報人,曾經擔任過半月談主編、經濟參考報總編、人民日報總編室主任等職,一直以左派自居。中國的左派文人,有一個 通病,就是頂著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神牌,坐井觀天,知識單一,思維僵化又好為人師,特別喜歡給別人扣大帽子。中共號稱以法治國,左派文人雖不懂以法治國的真 意,卻也要趕潮流,以法為棍,借法律之名行鉗制思想自由之實。

喻某人自稱將建議對漢奸言論罪作如下懲處:凡為一八四○年(首次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對華侵略行為辯護者,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凡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外國對華侵略行為辯護者,處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刊載漢奸言論的報章負責人要負連帶責任,處三年以下監禁。

不知喻某人是否知道,他們的神主毛澤東早在一九六一年會見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時,就曾說過大大的漢奸言論。他在與黑田壽男談話時說:「南鄉三郎見 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 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 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這番談話,收入中國 外交部與中央文獻研究室聯合編輯的《毛澤東外交文選》《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一文。該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

毛對日本侵華歷史作用的大膽評論,還反映在他與日本社會黨領袖佐佐木的談話中。他對佐佐木說:「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沒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七二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又表示沒有抗日 戰爭,中共不可能那麼快就奪取政權,希望田中不要背負日本侵華的歷史包袱。

按照喻某人清算漢奸言論的提案,類似老毛的言論,按其懲治漢奸言論法案,應該處二十年徒刑。而編輯《毛澤東外交文選》的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以及出版該書的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的負責人,都應連帶受到追究,處三年徒刑。

喻某人那麼恨漢奸言論,那就請他趕快拿毛派漢奸言論開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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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11, 2007

中國憲政:曲折而凄慘的開篇

袁偉時

憲政,這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财富,現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中國憲政的曆史是從晚清開始的。百年前,慈禧下令“預備立憲”;五年後,武昌城頭的槍聲敲響了這個老大帝國的喪鍾,曆史翻開新的一頁,憲政依然有名無實。這是一個曲折而凄慘的故事。

(一)代價慘重的播種和起步

任何社會行動都以思想爲先導。中國憲政的第一粒石子,是1835年7月由外國傳教士投下的。1833年7月,德國傳教士郭實獵(1803-1851)在廣州創辦了中國内地第一份現代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5年6月,它披露了一節《新聞》:“英吉利國之公會,甚推自主之理開諸阻擋,自操權焉。五爵不悅,争論不止。倘國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無力,百工廢,而士農商工,未知盡心竭力矣。是以英吉利良民不安,必須固執自主之利也。” 它宣揚的是國家要興旺發達,國會和自由(自主)這些憲政基本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1837年7月,它又刊登文章介紹美國的憲政:“容個人任言莫礙……每省良民立公會,自選人才忠烈缙紳代庶民……首領主在位四年遂退。倘民仰望之,歡聲載道,複任四年……民齊平等……個人随意圖利……效死執自主之理,由是國之列邦而興也。”

1838 年更是連篇累牍發表介紹和贊揚憲政的文章。先是在四月那一期上,以《自主之理》爲題,肯定自由和法治是“國基”。“英民說道,我國基爲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王至于庶人,各品必凜遵國之律例。……設使國主任情偏執,藉勢舞權,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防範。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國主也不能定案判決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開言路,任言無礙。” 接著連續四期連載《英吉利國政公會》和《北亞默利加辦國政之會》,詳細介紹了國會的起源、運作的具體狀況,並比附管子、孟子,而歸結爲“公會總攝之務,爲英國自主之理。”“秉政之列位……所說之話,所辦之事十耳所聽,十手所指,難逃民之鑒矣。由是觀之,其民攝總政,且操權焉。”

這些文章正确地介紹了:(1)公民的個人自由(自主)是憲政和現代國家立國的基礎。(2)保障自由的基本途徑是法治。(3)國會是推行憲政的中樞。(4)政府領導人選舉産生,並接受民衆監督。(5)言論自由是憲政不可或缺的條件。(6)憲政是國家興旺發達的基礎,也是使官員真正置于民衆監督下、民衆真正成爲國家主人的基本制度。

不過,這個石子丢到大清帝國的水面,只激起輕微的漣漪。魏源和徐繼畬都讀過這份刊物,並在十多年後編纂《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中大量選用了其中的文章。魏源讀了有關材料後,讴歌美國的民主憲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皆曠代所未聞。” 可是,作爲中下級官員,人微言輕,對實際政治生活毫無作用。從地方督撫到皇帝,《海國圖志》出版二十多年後讨論何以自強,卻不知道這部爲國家發展指出康莊大道的書!此後,要求學習西方進行……改革的呼聲不絕如縷,但統治者都視若罔聞。

文祥(1818-1876)從1858年起任軍機大臣, 1861年起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是位高權重的滿族大臣。死前不久,光緒元年(1875)上《密陳大計疏》指出:“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認爲這樣的制度,清帝國“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 這是中國最高領導層第一次議論吸取民主憲政制度的精神,改進本國的施政。

1884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在自己的《遺折》中把意見說得更爲明白:“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緻富強,具有體用。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欤!” 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爲救國的根本上達朝廷了。

啓蒙思想家鄭觀應在1894年即甲午戰争那一年出版《盛世危言》,憤懑溢于言表:“或謂‘議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識大局,不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今日本行之亦勃然興起,步趨西國,陵侮中朝。而猶謂議院不可行哉?……噫!傎矣!” 不幸,這些無知傎言根深柢固,鄭觀應的诤言随風飄逝了。

直到1900年義和團闖下彌天大禍, 231位外國人和數以十萬計的中國人被殺,招緻首都北京再次被列強軍隊占領,慈禧倉惶逃亡後,才痛感非學習西方無以救亡圖存。1901年1月29日,朝廷發出學習西方變法的“上谕”,邁開了十年新政的第一步。1906年9月1日,終于宣示:“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 雖然大清帝國統治者對憲政的理解稀里糊塗,但憲政畢竟由禁忌話語轉變爲合法語言,中國憲政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爲這個遲來的憲政宣示,中國人付出了什麼?在鴉片戰争後60年間,主要由于不肯打開國門、認真改革腐朽透頂的專制制度,引發多次内外戰争和饑荒,一億多即四分之一中國人死于非命;給列強的賠款高達七億多兩,相當于十多年的全國财政收入。

(二)清政府對憲政的理解和路徑選擇

盡管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大清帝國的高層還是沒有學到足夠的東西。簡短宣布預備立憲的上谕,明确說明他們所理解的憲政是“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這個結論與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播下的憲政種子相距甚遠。與其說這是憲政,毋甯說這不過是開明專制的外衣。

于是,當時的革命黨人便斥之爲“假立憲”;並且不惜破壞有關的活動。

1905年9月24日,清政府派出載澤、徐世昌等五位大臣出國考察政治,火車正要啓動,革命黨人吳樾引爆炸彈,在轟然巨響中,死傷十餘人,送行的各界人士紛紛逃命。這次考察被迫推遲。

這些激進分子不分青紅皂白的破壞活動,日後還在延續,而且對其他反對專制的黨派非常不寬容。1907年梁啓超、馬相伯等立憲派在東京成立以實行憲政爲宗旨的政黨——政聞社,10月17日舉行成立大會。同盟會會員張繼等十多人人竟然沖進會場,厲聲咒罵,大打出手,並用草鞋擊中梁啓超的面頰;直至日本警察出面,才将這些暴徒逐出會場。

平心靜氣地說,用一個假字全盤否定清政府的立憲,未免過于簡單。

清政府1901年4月21日下令設立“督辦政務處”,1905年11月又在其下設立考察政治館,並于1907年改爲憲政編查館,确實爲籌劃……改革、預備立憲做了許多切實的工作。

(1)清政府認爲教育是憲政的基礎。義和團之災結束,立即推動各地創辦新式學堂。1905年9月又采納袁世凱、張之洞、端方等督撫的建議,從下一年開始廢除科舉,把新式教育确立爲培養人才的主要渠道。廢除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意味著中國青少年的知識譜系從四書五經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爲接受現代學術文化奠立了基礎。

(2)毅然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訴訟法》,以西方的大陸法系取代實行了二千年的中華法系;同時推行司法體制改革,接受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現代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建立法治國家的觀念。盡管要把這些原則和觀念真正變爲日常運行機制還很艱巨,畢竟以此爲制度變革的目的,無疑與廢除科舉一樣,是震古爍今的改革。作爲預備立憲的重要措施,這些成果一直被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曆屆政府沿用或承認。

(3)清政府根據各國經驗認識到,推行地方自治是預備立憲非常重要的一環。1905年8月朝廷接納刑部侍郎沈家本等人的奏請,下令奉天和直隸試辦地方自治;總結經驗後,又于1909、1910接連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城鎮鄉地方自治選舉章程》和《京師地方自治章程》、《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選舉章程》。這些章程規定各地分設選舉産生的議事會和董事會,實行民主自治。

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區省級以下(不包括省)的地方民主自治機構已經成立過半,有些省(如浙江)的城鎮鄉議事會成立已超過90%!加上法律和司法體制改革,三權分立的雛形在各地顯現。

清帝國的政權一直以來都是到縣或相當于縣的機構(如直屬廳)爲止,縣以下沒有政府官員。以三權分立的自治體爲社會的基層,這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選擇。

對一個古老的宗法專制帝國說來,不能不承認這是翻天複地的變化。

(4)改革官制,向現代行政體制轉變,也是預備立憲的重要一步。中國傳統的六部制被内閣制取代,盡管出現了“皇族内閣”的逆流,但制度框架已經确立。

(5)影響十分深遠的是清政府全面啓動了全國性的憲政研究和憲政教育。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講習所等官方機構遍布全國,培訓了一大批推行民主選舉的骨幹。派出官員和士紳到西方和日本考察憲政、地方自治蔚然成風。官方大量收集、翻譯和出版了各國實行憲政的資料和書籍,並且寬宏大度允許報刊宣揚憲政,讨論預備立憲中遇到的各項問題。總的說來,當時出現的全國性的民主憲政教育的熱潮,主要是立憲派的功勞,但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支持和參與的。

(6)1909年9月各省谘議局陸續成立;第二年9月“豫立上下議院基礎”的全國資政院也成立了。盡管清政府把他們規定爲谘詢性的機構,但議員們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加上報刊跟蹤報道,引起各方強烈關注,中央和地方議會雛形已經浮現。

百年回首,這些行動豈能以一個假字了得?從路徑選擇的角度看,其中不乏值得認真研究可供後人吸取的經驗教訓。

(三)内外壓力下的選擇

不能把清末預備立憲看作是清政府單方面的行動。清政府所以要走到這一步是多種力量博弈的結果。

首先是列強環伺,俄羅斯賴在東北不肯依約撤兵,華僑在各國飽受欺淩,俄日竟把中國的領土作爲戰場,英國則趁機入侵西藏,如此等等,激憤難平。在日俄戰争中,後起而号稱實行憲政的“蕞爾小國”日本打敗了專制的俄羅斯這樣的老大帝國,也給仍在泥淖中掙紮的中國人極大的刺激,覺悟到……對國家盛衰的作用。盡管當時中國的經濟在高速發展,但是,這個廣土衆民的國家太落後、太貧困了,增長的速率掩蓋不了滿目瘡痍;而内政腐敗,官員貪黩,更成爲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衆多因素彙合,前景渺茫。加上進入20世紀,大批士子和士紳或東渡日本,或負笈歐美,對比強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救國的激情讓各方人士無法沉默。三種力量在博弈:守舊,改革,革命,此消彼長,決定著中國之命運。

首先是政府内部不同聲音在激辯。

出使各國大臣梁誠、汪大燮等人對世界發展大勢和中國遠遠落後于列強有深切的感受,他們聯名上書朝廷:強調“保邦緻治”,“全出憲法一途”,爲此應從三事著手:“一曰宣示宗旨……将朝廷立憲大綱,列爲條款,謄黃刊貼,使全國臣民,奉公治事。一以憲法意義爲宗,不得稍有違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三曰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集會、言論、出版三者,諸國所許民間之自由,而民間亦以得自由爲幸福。”

甚至地方督撫和朝廷高官也不再緘默。八位總督中有五位奏請立憲。出國考察政治的大臣也異口同聲,一緻贊同立憲。

本土的工商業特別難以忍受官員的需索。著名企業家張謇一針見血地說:“非朝廷力持憲法,笃守大信,鞏固臣民權利,不能使實業振興”。

更令清政府頭痛的是各派政治勢力正在集結,他們各自提出的綱領吸引著各方人士特別是知識階層,形成強大的社會思潮,第一批現代政黨在各地陸續出現。

原來的保皇派轉化爲旗幟鮮明的立憲派。随著一些德高望重的士紳與他們聯手,聲威大震。1907年10月,以梁啓超爲實際領袖的政聞社成立,推舉馬相伯(1840-1939)爲名義領袖——“總務員”。馬氏是複旦公學的創辦人、著名的中國天主教領袖人物、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他在政聞社成立大會上,以《政黨之必要及其責任》爲題發表演說指出:“人類之樂有國家也,所以求常保神我之愉快也。……故欲完國家之責任,莫要于使國内之人各得其欲。”“天下雖無絕對之良政治,而有絕對的惡政治……質而言之,則曰專制。專制政治,束縛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國家曾不如其無。故生爲專制之國民者,必當以排除專制爲唯一之義務。”而由于人們各有其欲,就會出現不同黨派,“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謂人之盡非。此國家所以能容兩政黨以上之對立也。故吾侪忠于本黨,而不嫉視他黨,可以爲光明正大之辯難,而不可以爲陰險卑劣之妨害。” 立憲派與社會各界人士合作,不但在當時請開國會的憲政運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爆發後對比較平穩地轉移政權、穩定各地局勢也舉足輕重,其功勞絕對不比革命黨人小。

至于以同盟會爲中心的革命黨人,他們前仆後繼進行了“十次革命”,雖然多數是規模和影響都很小,但對清政府确實是生還是死的威脅。清政府加快改革無疑有消弭革命于無形的意圖。

(四)認識錯誤和遲疑的代價

不過,在内外壓力下,清政府並沒有作出恰當的選擇。它頒布的第一個憲法文件《欽定憲法大綱》就有一些很奇怪的條文。例如,“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員不得幹預。”“君上調遣全國軍隊……凡一切軍事,皆非議員所得幹預。”“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皇室經費,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内政外交大事仍然由君主專制,诠釋了所謂“大權統于朝廷”的具體内容!

這當然同統治者不肯輕易放棄手中的權力有關。不可輕視的是其中也包含著認識錯誤。這些認識錯誤又與選錯老師有關。對比大清帝國的《欽定憲法大綱》和日本的《明治憲法》,其中就有不少共同點。說得準确一點,清朝的《欽定憲法大綱》有很多抄自《明治憲法》,而比後者更爲落後。例如,《明治憲法》規定: “天皇統率陸海軍。”“天皇規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天皇行宣戰、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利用這些條款,日本的軍部成了直屬天皇的機構。因此,與現代化各國不同,日本軍隊不但不受内閣管轄,反而操縱内閣,把國家推向實行軍國主義瘋狂對外侵略的罪惡道路。這些都被《欽定憲法大綱》變本加厲移植過來了。至于“臣民之權利義務”一章,兩個文件從标題到具體條文,如出一轍。兩者都把國民稱爲臣民而不是國民或公民。兩者都規定“按照法律”可以剝奪“臣民” 的各種自由,從而爲制定惡法……公民敞開了大門。日本的憲法和法律是以德爲師的,而那時的德國憲法和法律遺存的專制因素甚濃。當時的大清帝國是以日爲師的,日本學者直接參與了中國法律和憲法的制定。與當今日本麻生外交部長大言不慚的斷言相反,日本給亞洲各國在……上開創了一個很壞的先例。

從1904年開始,大臣上書和民衆呼籲立憲便此起彼伏,互相呼應。派大員到國外考察,實行三權分立、地方自治的憲政體制等等建議,已一一見諸奏章。1906年以後,在立憲派策動和朝廷預備立憲的上谕下達後,各界人士紛紛組織各種立憲團體。1907年以後,請開國會的群衆性請願活動接連不斷。 1909年10月14日,各省谘議局第一次會議開幕,11月18日各省谘議局代表便在上海開會,讨論請開國會事宜。1910至1911年由各省谘議局和谘議局聯合會領導的四次請開國會運動,把請願活動推向高潮。

這些請願活動直接表達了民意,特別是商人和知識階層的意願。是接納還是拒絕民意?曆史處在大轉折關頭。請願者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實行憲政。19名督撫也于1910年10月25日聯名緻電軍機處,要求“立即組織責任内閣”、“明年開設國會”。如果朝廷能夠洞察形勢,順從民意,中國曆史就将翻開新的一頁,避免不必要的破壞,比較順利實現社會轉型。

自上而下的改革,通常需要有雄才大略並掌握實權的改革家當機立斷,力排衆議。可是,當時的皇族和攝政王都是一些庸衆,他們沒有改革家的氣魄和胸懷。面對洶湧的群衆性的請願浪潮,他們只作出縮短三年,提前于 1913年召開國會的決定,便以爲萬事大吉了。請願團體,他們下令解散。學生舉著“立憲救國”的标語上街請願,他們強行驅趕,強迫複課。更荒唐的是,打著官制改革的旗号,他們竟然推出一個“皇族内閣”!正常的對話渠道被堵塞,激進主義向民衆招手。

曆史大轉折關頭,總會有各種不同的主張在争奪信衆。壓迫和壓制只能造就偏執。革命派是組織和觀念都很龐雜的人群。他們雖然标榜民主,關注的中心卻是從“異族”手中奪權,爲此不惜使用除推進立憲以外的任何手段。在他們眼中,和平請願、要求政府立憲都是怯懦。暗殺、起義,從滿族這些“外國人”(孫中山語)手中奪權是最好的選擇。當權者在大轉折關頭的遲疑,爲他們上場掃清了道路。

當時最爲激進的是無政府主義。他們在東京、巴黎辦報刊,互相呼應。但他們不過是同盟會中的一個小流派。興中會、同盟會的綱領及其主要領袖的言論,有些就是極爲激進。“蓋天下萬事萬物無不爲平均而設”。

1911 年10月30日,步曆代皇帝的後塵,隆裕太後下“罪己诏”;開黨禁;答應組織完全内閣,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11月3日,眼看革命烽火無法撲滅,對憲政做了多年研究的清政府,公布了第二個憲法文件:《十九信條》。這個憲法文件廢除了《欽定憲法大綱》的荒唐條款,代之于民主憲政制度應有的條文;按照現代憲法的标準看來,倒也中規中矩。不過,這來得太遲了,已無法取信于民。著名儒商、江蘇谘議局議長、請開國會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張謇說得好:“大局土崩,事機瞬變。因不充分之立憲,緻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 這就是中國憲政開篇的總結。國家大事,選票和法治隐退,槍杆子決是非,天下從此多事。中國人的艱難歲月開始了。

2005年12月22日星期四

刊登于《經濟觀察報》2007年3月5日星期一

Friday, March 9, 2007

為政治改革找出路

◎ 張祖樺



● 宗鳳鳴先生與趙紫陽在軟禁中的上百次談話,使我們看到趙在台上台下為中國尋求一條可行的政治改革走向民主之路的苦心孤詣。


● 2005 年 1 月 17 日趙紫陽逝世後,李銳前往趙家致祭,與趙子女合影。左起:姚監復、王雁南、趙四軍、宗鳳鳴、趙二軍、李銳、王志華。

近日,有朋自香江來,捎回宗鳳鳴先生的新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文中引用簡稱「宗書」),使我得以一睹為快。趙紫陽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中的貢獻已為世人所熟悉,而他關於政治改革的思考與探索卻鮮為人知。宗鳳鳴先生通過記述他在一九九一年到二○○四年間與趙紫陽在軟禁中的上百次談話,提供了大量彌足珍貴的一手資料,使得我們可以據此進一步地探討趙紫陽的政治改革遺產,從而為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累積堅實的政治資源。

中共高層要求民主法治第一人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以陰謀與政變的方式搞下台。胡的戰友趙紫陽被推到代理總書記的位置,擔負著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同時直接領導政治體制改革的重任。此前,趙紫陽親自組建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並委託鮑彤成立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政改辦」),著手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和步驟。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結束之後,新選出的中共中央常委會的委員們舉行記者會。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走到記者中間,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名記者採訪。一位記者問趙紫陽:「您現在考慮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趙紫陽脫口而出,「改革,政治改革」。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改革在紫陽心目中的地位。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已被政變除權的趙紫陽面對保守勢力的圍攻,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此前媒體上披露了幾種版本,宗書首次披露趙本人提供的權威版本)中仍然義無反顧地說:「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須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越來越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當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宗書十七頁)

  瞭解中國政治內情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層對於政治改革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與爭議,保守派主張堅持黨的絕對統治,藉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抵制政治改革,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基本價值的主流文明。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則主張對黨的領導方式以及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發揚民主,健全法制,開放輿論,加強監督,對政治權力進行制約。

  趙紫陽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必須跟上。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成為世界潮流, ...... 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了。 ...... 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的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與完善共產黨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完善並改進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範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准的遊行,等等。」(宗書十八頁)

  趙紫陽在與宗鳳鳴的談話還說道:「改革開放就是高舉民主的旗幟,要實行民主政治。中國必須變成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才能向前發展,才能順應世界潮流。」(宗書三八七頁)

  宗鳳鳴先生在全書的結束語中評論道:趙紫陽是中共高層提出中國要走上民主與法治的第一人。

  趙紫陽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通過認真學習反思之後,能將民主、法治與憲政結合起來,從而完成了政治理念的超越。他提出:「議會民主是今後必走的道路。在這個問題上顧准是先知先覺者。但實行政治民主需要有個過程。」「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是有一定道理的。」(宗書二三一頁)

  趙紫陽還在談話中說道:「在英國不搞人民民主而是搞憲政民主,以限制政府的權力,保護人民的權力。顧准也是不主張搞人民民主,認為大民主一定會產生無政府主義,而主張議會民主。搞人民民主也容易被野心家奪取個人權力利用。」(宗書三四五頁)

  趙紫陽關於民主、法治和憲政的主張跳出了要不要進行政治改革的論爭,高屋建瓴地為中國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與目標。

意圖透過反腐敗走向民主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一書中指出:「制度創新與路徑依賴,是近來學界頻繁使用的兩個術語。前者指的是對制度進行革新,以提高其績效。後者說的是,制度的改變有其既定的軌跡,歷史的惰性對制度的變遷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這兩者之間尋求一種良性的互動和迴圈,恐怕是每一個改革者所為之殫精竭慮的。」

  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特別崇尚權威,民主的元素則非常稀薄。怎樣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使民主運轉起來,是趙紫陽先生晚年著重思考與探索的問題之一。

  起初,趙紫陽的基本想法是,把反腐敗與廉政建設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並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這樣做容易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援。

  據鮑彤回憶,「十三大以後,中共中央多次討論反腐敗問題,反腐敗成為趙紫陽關心的焦點。趙紫陽希望通過反腐敗,在中國建立起民主與法治。」「趙紫陽很有這樣一個理想,就是在反腐敗的過程當中把整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建立起來。在學潮高潮的時候,趙紫陽講過,他主張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句話不是隨便說的。趙紫陽本來的意圖是,既然全國人民都如此關注反腐敗問題,那我們實現民主就有了動力,我們就可以把人民代表大會、各民主黨派、學聯、學生會、工會、報紙新聞界,大家都集中在反腐敗和民主和法治問題上,大家都來搞民主,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在實踐當中,逐步把一些制度建立起來。」(VOA中文部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報導)也就是說,趙紫陽籌劃以反腐敗來凝聚全國人民的力量,但是把著力點放在制度建設上。

  紫陽當時計劃在黨政分開、朝野對話、社會自治、輿論監督等方面廣泛推行漸進式民主改革,企圖藉此改良一黨專制政體。儘管只是一些設想,沒有來得及付諸實踐。但這一經歷無疑有助於他在漫漫長夜中對「專制」與「民主」的換位思考。思考的重要結論是:(1)必須廢除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搞市場經濟,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這兩套很難長期在一起,矛盾會很多。」(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2)必須採用普世性民主價值,走適應民主潮流之路。他說:「西方的議會民主道路看來還是比較成熟的。因為可以實行篩選,可以消除情緒化。國家領導人和議員,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這兩個結論說明,趙紫陽已擺脫共產主義專制觀念而服膺於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主義價值。這是從專制到民主的決定性思想轉變。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趙紫陽在軟禁中對如何在中國實現自由與民主作了大量進一步的思考。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他在與宗鳳鳴的談話中說道:「在一黨制領導下,應開放輿論,開放報禁,實行言論自由,進行公開監督。香港是殖民地統治,政治上是集中的,權力是不能分享的,但人民是自由的,報紙是開放的,可以公開批評任何領導人,也可以遊行示威,對政府及領導人予以制約監督。」

  他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的談話中進一步指出「政治改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報禁,實行言論、結社自由,進行公開監督。」

  趙紫陽十分重視司法改革與司法獨立。他說「世界各國的經驗證明,司法獨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遏制官員腐敗、防止權錢交易的有效辦法。從我們自己幾十年的經驗來看,各級黨委(包括中央)完全沒有必要插手司法工作和司法程式。插手了,只會使黨內有牽連的不法分子有機可乘,對司法案件橫加干擾,造成依法立案與定罪的障礙。」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趙紫陽還主張借鑒美國的聯邦制度,讓各省享有充分的自治。他在談話中說:「最好讓各省自治,就是讓各省根據自己的人力、物力、財力各自去發展,那就會形成窮省有窮辦法,富省有富辦法,各省根據自己的能力條件去發展。 ...... 美國之所以發展得快,也是靠聯邦自治,各聯邦成員都實行自治,根據自己的能力並發揮自己的潛力去發展。就是東方四小龍的興起也如此。如果台灣、香港,在中國大一統的體制管制下,可能也不會騰飛起來。」

  趙紫陽還清醒地指出:「中國的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固然不行;但是若不同文化結合起來也不行,須要有個文化啟蒙運動來清理中國這個基地。本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個啟蒙運動,要解決『國民性』問題,但被民族危機淹沒了。中國這塊基地不清理,正如魯迅所說,無論什麼東西放到這個大染缸裡面,都會變顏色。」這和自由主義學者劉軍寧先生前不久提出的「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總之,民主是可欲可求的,但不會自己從天上降下來,而要靠中國公民在實踐中去探索、去追求、去爭取,需要從政治改革、制度創新、思想解放、文化啟蒙、人權擴展、破除言禁與黨禁等方面多管齊下、環環遞進。趙紫陽的政改思想無疑是中國民主化的寶貴資源。

對政治多元化與多黨制的深入思考

  探索中國政治改革無法迴避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一元化還是多元化,一黨制還是多黨制?

  憲政學者蕭公權先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指出:「一個民主國家必須要有健全的,經常存在的反對黨。」「必須發揮在野黨監督功用,方能達到真正憲政的目的。」

  胡適先生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對自由主義的政治涵義做了一個比較完整的 鱲 述:「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漸進的改革。」

  中國在民國時期實行的是多黨政制,當時有許多政黨活躍在政治舞臺上,代表不同社會集團進行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並且發揮著制衡政治權力的功能。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不久,就通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將其他政黨打入冷宮,從而建立起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對國家與社會實行全能主義統治。不要說反對黨,就連反對派、反對意見、反對思想都不容許存在。結果是萬馬齊喑、萬民噤聲,到「文革」登峰造極,社會經濟瀕臨崩潰。

  「文革」後期,人們開始反思,是什麼原因導致當代中國走上歧途、歷經磨難、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終於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求解歷程。有識之士逐步認識到政治一元化和「一黨專政」對於人民的福祉和國家的進步是十分有害的。因為它封鎖了人們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意願,扼殺了人們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自主性與創造性,並且使政治權力不受任何制約、遂至泛濫成災、肆意為惡,使公民權利遭受踐踏、喪失殆盡。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共黨內的民主派和民間民主力量才立意要推進政治改革,興利除弊,建立民主、法治與憲政。但是,一黨專政乃是橫亙在政改道路上的最大的絆腳石。趙紫陽從接任總書記、接棒政治改革之始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莫斯科新聞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記述了戈氏一九八九年五月到中國訪問期間與趙紫陽的會談。

  書中寫道,會談中「我們認識到,沒有政治改革不行,應當更廣泛地吸引人民的參與;如果沒有人民的廣泛參與,上層的改革動力就會衰退。我的對談者生動地回應了這一論斷。」

趙紫陽說,他們(按指中國)的經驗也表明了這一點。他認為,避免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進行速度之間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政治改革的方針在一九八七年召開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業已確定。趙總書記強調,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重要的是「黨政分開」。他同時還談到多黨制的問題。

  趙紫陽提問:「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的發展嗎?在一黨制下,究竟能不能實行對各種消極現象的有效監督,能不能對黨和政府機關存在的貪污受賄現象進行有效的鬥爭?」

從趙的以上表述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領導層正準備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奮起直追,似乎在一黨制下,人民群眾也能夠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不過,趙紫陽最後又說:假如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將不可避免地面對「多黨制」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他強調了兩個「必要性」:第一,是確立公民憲法權利的必要性;第二,是確立民主與合法性之間最恰當關係的必要性,即合法性應當以民主為基礎,而民主則應當立足於合法性之上。(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生活與改革》下卷第三十九章第四節)

  在宗鳳鳴記述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趙紫陽對此問題顯然已有更為明確的答案。趙紫陽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六日的談話中說道:共產黨「為了統一意志,必須搞輿論一律,不能允許新聞和言論自由;為了穩定,進行統治,當然不能允許有不同政見者存在,實行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更不能允許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這就自然走上了獨裁專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變成為『馴服工具』的思想專政道路。」

  二○○四年趙紫陽在與友人談話中明確指出「一黨專政下搞商品經濟,肯定會產生腐敗」,「共產黨控制所有資源的基本事實不變,腐敗就控制不了。」 (王揚生《叩訪富強胡同六號》)

  一黨專政必然是「黨天下」、黨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黨主立憲,黨管幹部,黨管行政,黨管司法,黨管財經,黨管媒體,黨管文藝,黨管圖書出版,黨管互聯網,黨管手機短信,黨享有無限權力,黨無所不能,黨可以為所欲為、生殺予奪,卻不受任何制約,這正是今日中國政治體制諸種弊病的總根源。

  趙紫陽說得好:「所謂政治改革,就是要放棄黨壟斷一切的權力。不削弱不放棄黨的部分權力,社會組織就發展不起來,不能形成力量對政府實行監督。」

  破解一黨專政,實現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乃是政治改革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政治改革最關鍵、最重要、難度最大的內容。因此,趙紫陽的相關思索與見解,對於後繼者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政治改革無禁區,關於政治改革的研討更不是誰能夠獨家壟斷的。宗鳳鳴先生新書的出版,是中國政治思想史與政治改革史上的一件可喜可賀的重大事件。宗鳳鳴先生新書的熱銷,反映出國人對於政治變革的關心與期待。

  「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思想是他留給後人的最可珍貴的遺產,因為它能給予我們很多智慧和教益,幫助我們探索中國政治轉型之路,「破解中國政治變革的窄門」。

http://www.open.com.hk/0703p28.html

趙紫陽的最後思考

◎ 胡 平



以趙紫陽的非凡經歷,沒有給我們留下一部回憶錄,這是十分遺憾的。多謝宗鳳鳴先生寫下了這本《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使我們能對趙紫陽的晚年的所思所想獲得完整的瞭解。

今年一月,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了《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由宗鳳鳴記述,李銳、鮑彤作序,杜潤生題詞,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寫了出版前言。記述者宗鳳鳴是趙紫陽的老戰友,一九九○年從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離休,從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到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宗鳳鳴以氣功師的名義探訪被軟禁在北京富強胡同六號的趙紫陽,和趙紫陽進行了上百次的密談。這本《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共三百九十九頁,分為八十一節,每節記述趙紫陽的一次或兩次談話,並標出談話的主要題目,很便於讀者閱讀和查證。

談話內容非常豐富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這本書內容非常豐富。趙紫陽談到了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談到了他和胡耀邦的關係,談到了對毛澤東、鄧小平的評價,談到了對江澤民、胡錦濤的批評,談到了中美關係、蘇聯問題和台灣問題,還回顧了共產黨的歷史並進行了深入的反思。正如李銳在他的序言裡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這本書,紫陽的許多重要思想就不會保存下來,至少不會保存得像這本書所記述的那樣清晰。」

限於篇幅,我這裡只向讀者介紹一點,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他對當前中國改革問題的分析與評論。在長達十五年的軟禁期間,對這個問題,趙紫陽的思想有發展有變化,我這裡主要介紹他在生命最後階段的看法和主張。

中國經濟取得持續高速發展,舉世矚目。國際上有人提出了所謂中國模式,對之稱讚不已。趙紫陽正確地指出:「真實的情況是,中國的改革與經濟發展是在黑箱作業下做起來的。這便於權錢交易,便於侵吞國有財產,致使國有財產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設為名,大搞圈地、圈錢,實際上是對人民的一種掠奪。這跟原蘇聯不同,他們是在現代民主轉型中改革的,是公開發股票,每人一份,雖也有貪污腐敗,但都受公開輿論監督,又有多黨相互競爭,誰也不敢作得過分。俄羅斯改革曾一度震動較大,但現在他們的經濟也在高速發展。也就是說,經濟發展了,現代政治也轉型了。」

在上面這段講話裡,趙紫陽指出了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的根本區別。蘇聯的私有化改革和經濟發展不管有多少問題,但畢竟是在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在那裡,人民有發言權,有投票權,這就使得那裡的改革││作為一個過程││具有一種基本的合法性。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的改革完全排除了公共監督與民主參與,等於是一場公開的大搶劫,所以它的結果就不可能被民眾所承認,由此形成的財富分配格局也就不可能被民眾所接受。趙紫陽提到中共現在的領導者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政治高壓之上的。這倒是不打自招。權貴們要搶走屬於人民的財產,手裡不拿著槍怎麼行呢?所以我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持槍搶劫。鮑彤講:「鄧小平認為,不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趙紫陽認為,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中國人民需要的共產黨。」這話一針見血,一語破的,把兩種路線、兩種模式的根本區別一句話就點穿了。

對經改的分析一針見血

趙紫陽還進一步指出:中國模式的經濟改革已經造就了一個緊密勾結的利益集團,就是一些受過西方民主文明熏陶的留學人員也加入這個利益共同體,被權力化了,即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形成三位一體。正是這些利益集團是中國的改革深入不下去,同時也制約著國家的政策路線的走向,使之向著既得利益集團的方向發展。

趙紫陽這段話非常重要。他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是被利益集團主導的改革,是向著既得利益集團的方向。因此,那種以為只要目前的改革再繼續下去,中國就會實現自由民主的觀點是南轅北轍,所以大錯而特錯。趙紫陽不同意有的人說的「中國的政治改革還得經歷二十年的過程」。因為這種說法暗中假定中國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只不過離政治民主的目標還有比較長的距離而已。實際上,中國的問題是走錯了路,目前中國改革的問題是大方向錯了,照這個方向走下去,只會越來越錯,只會離我們的目標越來越遠。趙紫陽說,照目前的方向繼續走,首先會使整個社會腐敗下去,不得了,會使整個體制爛掉啦!再是貧富懸殊這樣厲害,兩極分化這樣嚴重,廣大人民群眾能承受幾十年嗎?當政者不是採取疏通的辦法給人們以希望,而是採取高壓態勢加劇矛盾,形成社會嚴重對立,這樣能不反彈嗎? ...... 遇有突發事件,就會發生社會爆炸。

對於趙紫陽的這一警告,我們切不可等閒視之。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原載人與人權網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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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 2007

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學習札記

胡績偉@chengming

一周前,我從網上所讀到的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還不是全文,只是謝冀亮先生的介紹和摘要。不久前,再版的溫煇先生的《列寧主義批判》,已經刊登全文,我還沒有見到。

普列漢諾夫遺囑中的預言,已經被列寧、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所證實。當年,中國共產黨正是蘇共一手培植起來的,這幾十年,中共正是沿著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下來的,它的結局必然也會是同蘇聯一樣,同途同歸。

我讀了普列漢諾夫遺囑的介紹和摘要後,感慨萬千,思緒如潮。因為這個遺囑太令人震驚了。我這篇文稿,僅僅是對這個介紹和摘要加以再摘要,再進行一點編輯工作,稍稍加一點我的注釋和幾句聯想,把千言萬語濃縮一番,略微加以吐露。

「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領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

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寫的。在蘇聯解體以後,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才得以發表。到了二○○七年一月,經《博訊》網站播發,我才看到,時間已經過去很久很久了。八十一年後俄國讀者才讀到此文,八十九年以後才傳到我們這些中國讀者手裡,這說明好人、好著作被埋沒了八十多年,還是終於大白天下。蘇聯七十年的專制統治終於垮台。普列漢諾夫真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先知先覺者,他的那些驚世駭俗的偉大預言,終於得到鐵的事實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帝國必將同盛極一時的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一樣,得到必然的終結。老底總要揭穿,無非是早一點晚一點而已。

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指出:「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他又指出:「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自由,馬上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一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他還預言:「在城市和鄉村的工人階級沒有準備好社會主義革命的地方,任何專政都作不出任何事情來。」相反,「完成了革命可能產生一種政治的畸形現象,有如古代中國帝國或秘魯帝國,即是一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革新了的皇帝專制。」普列漢諾夫對武裝起義奪取政權,一直保持十分謹慎的態度,他不認為:「奪取政權就是革命的全部哲學」。遺囑批評列寧「死愛面子,絕對不能容忍批評」,「凡是不按列寧意見辦的一切都應該受到詛咒。有一次,高爾基說過,對於列寧來說,每一個在某個問題上與他不同意的人都是潛在的敵人,對這樣的敵人不值得起碼的交往文明。」列寧的政治信條是:「不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列寧是一個出色的輿論家,能言善辯的論戰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論敵弄得十分難堪,迫使他閉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列寧是二十世紀的羅伯斯比爾。如果說羅伯斯比爾砍掉了幾百個無辜者的腦袋,那麼列寧將砍掉幾百萬人的腦袋。」「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列寧同魔鬼的結盟是以魔鬼騎著他飛跑而告終,正如當年女巫騎著野馬飛跑一樣」。

我記得列寧說過:「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遺囑說:「布爾什維克有什麼新東西嗎?只有一個--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階級恐怖」。「利用不受限制的恐怖和戰時法律來實際上消滅一切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還說「布爾什維克這一恐怖的意識是以野蠻的、飢餓的無產階級」,「肆無忌憚幹粗活的賤民為取向的」,「布爾什維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

遺囑說:「社會主義是人道的公正的社會,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正如在惡的基礎上創造善,包含著更大的惡的幼芽一樣,建立在欺騙和暴力之上的社會,將帶來惡、仇恨,因而也帶來自我毀滅的炸藥。」

遺囑認為:「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發達資本主義的伴生物那樣,布爾什維克主義思想過去和將來始終是無產階級不成熟、勞動者貧窮、文化落後、覺悟低下的伴生物。」「是以流氓無產階級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識形態。」

這不能不使我想起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全面專政」和十年內亂前後的「無情鬥爭」和「殘酷打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系列暴行。

列寧的根本錯誤,就是超越歷史發展規律,要使封建落後的俄國跳過資本主義民主革命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就從第一步就違背了馬克思理論。

遺囑認為,列寧的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走錯了路。俄國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封建專制的沙皇,建立了資產階級性質的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僅僅過了八個月,列寧發動了「十月革命」,就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強加於俄國。普列漢諾夫認為,臨時政府在這八個月中已經給了人民一定的政治權利,如引進陪審團的審訊制度,允許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答應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給勞工組織以罷工的權利等等。搞垮臨時政府就等於取消了這些已經爭取到的自由權利。普列漢諾夫還認為,列寧的根本錯誤,就是超越歷史發展規律,要使封建落後的俄國跳過發展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遺囑說:「推翻專制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實質上原是不同的兩回事,如果把它們結合為一,進行革命鬥爭時指望著這兩件事將在我國歷史上同時發生,就會把前者和後者到來的時間都推遲。」他還說:「如果一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產力發展到那個高級階段,那麼,號召城鄉工人和貧苦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遺囑引了恩格斯一句十分正確的話:「對一個階級來說,最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災難,莫過由於不可克服的客觀條件而不能達到它的最終目的的時候就奪取政權。」

普列漢諾夫的遺囑還闡明,「過早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將帶來嚴重的不良後果。如果過早的否定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的政治上層建築更像封建主義的上層建築,而不像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而這引起的危險是,由於缺乏民主(上面已經指出,在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裡不會有民主),群眾文化低下,覺悟不高,國家則是一台沒有個性、沒有靈魂的機器。我相信,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是這樣的封建主。」這是普列漢諾夫一九一八年四月的預言。果然,以後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和中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近百年的所謂社會主義,都一再說明普列漢諾夫預言的準確性。

這是普列漢諾夫在對二十世紀初俄國社會現實的分析論斷,以充分的事實和有力的論據,敘述了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狀況,他的科學的結論是:「俄國將經過資本主義的『學校』嗎?那麼我們可以毫不躊躇的用一個新的問題來回答:為什麼不在已經進了的學校裡畢業呢?」他還引用前輩赫爾芩的論斷:「俄國必須經過歐洲發展的一切階段。」遺囑認為,列寧「精通馬克思主義,但是遺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議的執著朝著一個方向(篡改的方向)、一個目標(證明他的錯誤結論是正確的)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他不滿意的只有一點,那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他是一個假辯證論者,他相信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酷,始終朝著罪惡越來越深重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大錯誤。」

這些,不能不令我想起:幾十年來,毛澤東和他的幾代「領導核心」,一直偏執地沿著列寧的錯誤道路走下去,也是「始終朝著罪惡越來越深重的方向發展」,這不是鐵的事實嗎?

「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知識分子將變成一個異常有影響的特殊階級。」「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來說,已經提高到知識分子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

普列漢諾夫的遺囑認為:「馬克思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還是未來,永遠不能實現。」因為「隨著高效能的複雜的電動新機器的使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科學成就的運用,社會的階級結構將變得對無產階級不利,而無產階級本身也將變成為另一個樣子。」而「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我毫不懷疑在不久的將來,知識分子將從資產階級的『奴僕』,變成一個異常有影響的特殊階級。」「知識分子人數的增長,將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環境。」至於「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來說,已經提高到知識分子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

這是普列漢諾夫八十多年前(一九一八)的預言,早在一八八八年,在《共產黨宣言》由德文版譯成英文版時,恩格斯在序言中已經把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改為「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這也不能不使我想起幾十年來,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都是打壓殘害知識分子的。直到現在,還把大批先進的知識精英打成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這難道不值得更深一層來思考這個「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究竟造下了多少罪惡!他們那樣憎恨「自由主義」和狠批什麼「資產階級民主」。普列漢諾夫的遺囑在批評列寧時,也說過:「列寧狡猾地玩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錄,往往對之作截然不同的解釋。列寧從關於個人和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一點:他作為『肩負』歷史『使命』的人物,可以為所欲為」。「許多為每一個文明人承認的全人類概念,列寧一概加以否定,或者從消極意義上加以注釋。例如對於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自由主義是一個正面的觀點體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無非是『自由主義的下流貨色』。對於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是『庸俗行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無產階級民主』,雖然從原則上說,民主即人民權力,不可以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以是無產階級的,因為資產階級也好,無產階級也好,單獨來談,只是人民的一部分了;而且遠非是大部分。」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兩人的根本分歧:普列漢諾夫認為應該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列寧認為應該跳過這個階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這裡,需要簡單回顧一下,從俄國革命的歷史來看,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爭論,在俄國革命初期就開始了。當時俄共就公開出現兩派:一派叫布爾什維克(即多數派),一派叫孟什維克(少數派),列寧是布派理論家,普列漢諾夫是孟派的理論家。俄國在二月革命(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建立八個月後,就由列寧發動的十月革命所推翻。普列漢諾夫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俄國的。他翻譯了德文的《共產黨宣言》,在俄國創立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勞動解放社,並協同列寧創辦了《火星報》和《曙光》雜誌。他的思想是從一九○三年就開始孟什維克化。他堅決反對推翻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克倫斯基政府。因此在十月革命後,列寧成了英雄,普列漢諾夫被斥責為反對派。從一九○三年俄國正式成立社會民主工黨時,黨的領導集團中就出現嚴重的政見分歧。兩派爭論很激烈,反反覆覆,各有勝負。一九○五年布派領導武裝起義,終於失敗。一九○六年,孟什維克佔多數。一九一二年布又佔多數,這時布爾什維克把孟什維克「驅逐出黨」,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早在一九一七年,孟什維克派聯合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進行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了臨時政府。同年列寧發表《四月提綱》,反對二月革命。同年十月,布派發動武裝革命成功,推翻臨時政府,成立工農兵聯合蘇維埃政府,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據溫煇先生的《列寧主義批判》一書中說,在十月革命前兩個月,普列漢諾夫苦口婆心地提醒布爾什維克:「俄國現在正在經歷資本主義革命」,「工人階級奪取全部政權是根本不恰當的」,還勸說俄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達成協議去完成「俄國面臨著發展生產力的偉大任務」,但是列寧完全不理這些勸說。

十月革命勝利後,普列漢諾夫認為,俄國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掌握政權的程度,「把這樣的政權強加給它,就意味著把它推上最大的歷史災難的道路。」他主張以各階級聯合取代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掌握的政權。他說:「政權應該依靠國內一切生氣勃勃的力量的聯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願意恢復舊秩序的階級和階層」,但是列寧堅持一己之見。以後普列漢諾夫流亡國外,仍然注意研究和總結這一段歷史經驗。到了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普列漢諾夫回到俄國,四月七日到二十一日,普列漢諾夫在病中口述這一《政治遺囑》,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才由俄國《獨立報》發表面世。

據我初步分析概括,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根本分歧,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一、布派主張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主張暴力革命;孟派主張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張和平過度。

二、布派主張共產黨一黨專政,搞階級鬥爭,建立統一集中的專制制度,進行恐怖統治;孟派主張搞議會鬥爭,建立各黨派聯合的自由民主制度,保證基本人權。

三、布派主張公有制,計劃經濟;孟派主張各種所有制合作,主張市場經濟。

四、布派主張平均主義的等級供給制;孟派主張充分體現平等博愛的社會福利制。

五、孟派主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個很長的階段,要幾十年、一百年、幾百年;布派主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間很短很短,實際上是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經過幾十年的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再看看這五條概括,就更加清楚地看出:沿著列寧的道路走下去,同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偏離正確的方向,結果越走越遠,在錯誤的沼澤裡越陷越深。

根據九十年前普列漢諾夫的闡明,我們所堅持的什麼「馬克思主義」,不是太荒唐了嗎?

普列漢諾夫在《政治遺囑》的最後一部份,也很簡單明瞭地重申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的理想。遺囑說了這樣一段話:「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社會主義,即使在西方國家裡,也是一百年間的事,更不說俄國了。因此,在俄國目前(注:指十月革命後)的歷史階段裡,應該增加生產力,擴大政治權利和自由,形成民主傳統,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傳和實行個別社會主義因素,應該逐漸改變國家制度,同時從經濟上、政治上和宣傳上影響各階層的居民,目的是使俄國富裕起來,使俄國民主化和人道化。一個國家只要它的公民還貧困,就成不了偉大的國家!公民富裕,國家富裕!決定一個國家真正偉大的,不是它的國土遼闊,甚至不是它的歷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傳統、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沒有民主,國家就難保不發生社會動盪,甚至難保不土崩瓦解。」

深入思考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幾個根本分歧,就更加明確:毛澤東說的和所推行的社會主義,走的的確是列寧的路線。回想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雖然一再向世界宣稱: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是資產階級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且他還批評過,跳過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把這兩個不同的階段合而為一的「畢其功於一役」的錯誤思想。但是,這幾十年的實際,他所進行的還是執著地朝著一個錯誤的方向堅持走下去。他急於消滅資本主義,把「走資本主義道路」視為罪大惡極。他的繼承人也是這樣,執著地反對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樣,我們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他們所謂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是多麼的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了!

毛澤東的人品性格很多都像列寧,但有一點根本不同:列寧「不尚虛榮,不唯利是圖」,毛卻是一個謀權又貪財的人普列漢諾夫對列寧的人品性格有很深刻的了解。《遺囑》指出:「列寧是一個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自己的目標,以狂熱的執著一往無前地去追求它。他十分聰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極強,不尚虛榮,不唯利是圖,但病態地愛面子,絕對不容忍批評。」又說,「列寧是一個典型的領袖,他的意志壓制著周圍的人,使他們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堅決、從不喪失自制力,剛強、能算計、策略手段上很靈活。但同時他不講道德,殘酷無情,毫無原則,從本性上說是一個冒險主義者。但是應該承認,列寧不講道德和殘酷無情並非出於他本人毫無道德和殘酷無情,而是出於他對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寧不講道德和殘酷無情是通過使道德和人道服從於政治目標來擺脫個性的獨特辦法。」還說:「普遍認為,政治是骯髒的事情。遺憾的是,列寧現在的行為十分直觀的證明了這個說法。沒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個大權在握的人,或者一個享有巨大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動中,首先應該遵循全人類的道德原則。因為沒有原則的法律,不道德的號召和口號對國家及其人民來說,可能變為一場巨大的悲劇。列寧不懂得這一點,他也不想懂得這一點。」

我以為,經歷過毛澤東統治時期這代的同志,只要看看普列漢諾夫對列寧的批評,就可以明白的比較透徹,毛澤東的人品多麼像列寧!但是有一點,我要特別指出:毛澤東絕不像列寧那樣「不尚虛榮,不唯利是圖」。以前的,就不說了,只提一點:解放初期,毛澤東進入北京就住進皇帝的御花園--中南海,而且是一個好色之徒。在三年困難時期,毛在全國很多地方大修豪華行宮。在十年浩劫時期,批判領取稿費,停發稿費,可是毛澤東偏偏領取而且存入銀行的稿費就有好幾千萬(又一說上億)。僅僅這三點,就可以肯定毛不僅是一個貪謀權力的人,還是一個貪謀錢財的人。我以為毛在人品上這些污點,就在「文革」時期,也是影響很壞的。他死整走資派的政策時,紅衛兵普遍進行「抄家」,還「掃地出門」,掠奪了大批財物。江青、康生、陳伯達等等「中央首長」,也撈了一大把。那時,社會普遍貧窮,人民更是一貧如洗,造反派造出來的新官們無錢可貪,只有多吃多佔。以後,特別是鄧小平實行「先富起來」的政策以後,很多高級幹部的子女、親屬都成為富翁,貪污腐化之風吹遍全國,以致成為當前國家的一大災難。這不僅僅是毛澤東所傳下來的一黨專政、集中統一體制的毒瘤,我看,也是受到毛澤東貪圖個人私利的帶頭作用。這也是毛澤東的又一個政治遺毒。他的什麼「主義」、什麼「思想」、什麼「制度」、「體制」,當然遺禍嚴重,而這種個人品質道德的遺毒也是不可輕視的。至於毛澤東所創建的什麼「社會主義」,不只是那些權貴政治者謀取權力的制度,也是他們霸佔財富、謀取財富的制度。

僅僅突出這幾點,略微提一下,也就更加看出:至今仍然把這位「偉大領袖」的鬼魂奉若神明,是多麼愚昧的了!

二○○七年一月三十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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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特首候選人提名人名單

梅幸河@chengming

梁家傑在先,曾蔭權在後,兩人都已正式報名參加競選特首。按照規定,在八百名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中,要取得一百名或以上的委員作為提名人,參選者方能成為候選人,得到參選的入場券。梁家傑取得的提名票,有一百三十二張;曾蔭權取得的提名票,有六百四十一張;另有二十三人,沒有參與提名。曾蔭權取得的提名票,比八百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八成人數還要多一個。當三月廿五日投票時,他取得過半票數而當選,是毫無疑問的,也是早已預料得到的。但梁家傑成功取得入場券而成為一個候選人,打破了回歸以來,選舉特首只有一名候選人而自動當選的局面,這已是一個勝利。

沒有做提名人的立法會議員

雖然誰會當選,已成定局,但分析一下兩人的提名人名單,將會對香港的政治生態,有所了解。
首先,來說說那二十三個沒有做提名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其中最觸目的是七個立法會議員:劉千石、劉慧卿、范徐麗泰、梁家傑、梁耀忠、梁國雄、陳偉業。

范徐麗泰不是沒有保皇親共的傾向,而是她身為立法會主席,要保持一貫的中立的立場,不偏幫任何一方。她很努力保持這樣的形象,這次也如此,值得一讚。梁家傑自己是參選者,不能作為提名人去提名自己,這是理所當然的。劉慧卿、梁國雄、陳偉業,是社會民主連線的成員,立場是連梁家傑參選也反對,認為有違爭取普選的原則,所以雖然屬泛民主派,也不做梁家傑的提名人。梁耀忠不是社會民主連線的成員,但一貫立場與偏激極左接近,所以與社會民主連線走在一起。

至於劉千石,這次進一步暴露了他的真實面目,已再難被認為是泛民主派的一員。三年前,他高調公開宣佈退出支聯會。其後在立法會的辯論和表決中,凡敏感議題不是棄權,就是缺席,立場態度曖昧。

其他沒有做提名人的選委
還有幾位沒有做提名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也值得一提。

法律界的戴啟思,他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一向支持民主派,立場態度鮮明。這次,適逢因事務離港,未能及時簽名作為提名人,並非轉恁C 人大代表的李鵬飛,他的言論一向傾向支持民主派,贊同爭取普選。但這次卻採取中立的立場態度,未有作為梁家傑的提名人。看來,其言行之間是有距離的。

教育界的蔡國光和何漢權,都是有靠左傾向的教育評議會的重要成員,另一位重要成員曹啟樂,卻是曾蔭權的提名人。教育評議會是中共地下黨培植和支持的教育團體,來與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抗衡。教師的絕大多數是支持民主的,為了掩飾立場態度,以便欺騙和爭取群眾,蔡國光和何漢權便表態中立,只由曾啟樂一人去交差。

高等教育界的程介明,他的左派背景是人所共知的,為什麼這次沒有做曾蔭權的提名人呢?由於他的左派背景,在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中得票大跌,僅以低票當選。為了繼續扮演開明的角色,而且想到曾蔭權的提名人,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便去做騎牆派。

提名曾蔭權的幾個特別選委
接著,來說一說曾蔭權的提名人名單。

第一,要提一提幾個特別的人。鄭經翰一向被視為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但這一次不但不做梁家傑的提名人,反做了曾蔭權的提名人。他自○四年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後,一直被傳聞與曾蔭權有特殊和密切的關係,綽號「煲呔針」。這次,他的立場態度完全暴露了。倘若他明年九月繼續競選連任立法會議員,恐怕得票會大降而落選。

另一個是張炳良,他是現任行政會議成員、前匯點主席、前民主黨副主席。港同盟與匯點合併組成民主黨,他便由匯點主席變為民主黨副主席。任了一屆,因民主黨內少壯派支持劉千石與他競選副主席,他落選,便連中央委員之職也辭去,自此不參加民主黨工作。其後,更公開宣佈退出民主黨,另組民主力量。更進一步,被曾蔭權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這次,他一直沒有表態支持曾蔭權還是梁家傑,到最後才成為曾蔭權的提名人。

最後是衛生服務界的潘德輝。在競選選舉委員會委員時,他是聲稱支持梁家傑的,因而當選。但當選後,卻背棄承諾,轉扆竣F曾蔭權的提名人。在原來支持梁家傑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中,就只有他一人轉恁A他的政治生命可謂從此死亡。

曾蔭權提名人在各界的人數
綜觀曾蔭權的提名人名單,佔該界別一百分之一百的,即該界別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全部都做了曾蔭權提名人的,如下:政協、漁農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鄉議局、港九各區議會、新界各區議會、中醫界、商界一、商界二、工業界一、工業界二、進出口界、地產及建造界、金融界、金融服務界、保險界、紡織及製衣界、旅遊界、航運交通界、批發及零售界、酒店界、飲食界、香港僱主聯合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界。

從這些界別,可以看見中共勢力在港的控制範圍,以及特首是代表什麼人的利益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方法,也是為了能完全控制這些界別而制定的。

法律界有二十名選舉委員會委員,但沒有一人成為曾蔭權的提名人。由此可見,曾蔭權完全失去該界的支持。法律界可說是精英中的精英,他們不支持曾蔭權,是一個很突出的特點。

此外,很少人作為曾蔭權的提名人的有:高等教育界,只有兩人;教育界,只有三人;社會福利界,只有九人;會計界,只有十一人;工程界,只有十二人;衛生服務界,只有十四人。這些界別都屬專業,由此可見曾蔭權在專業人士中的支持度不高。同時,這些界別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是一人一票的,當選者大多能反映出該界別大多數選民的民意。

曾蔭權獲很少提名票的界別,也就是支持梁家傑的基本陣地,大多是專業人士:法律界、高等教育界、教育界、社會福利界、會計界、工程界、衛生服務界。此外,醫學界和資訊科技界,也有一些提名票。

最後,還有一人須提一提,他就是李嘉誠的兒子李澤楷。在競選選舉委員會委員時,他屬資訊科技界,高調發表要支持「真民主」的言論,使人耳目一新。有人猜想,他或會提名梁家傑,但結果他成為曾蔭權的提名人。

這是一場勝負早已分明的選舉,出現了特首不是自動當選的競選,在選舉結果之外,還增加了港人對香港政治生態的認識。

投票的最後結果值得觀察
三月廿五日才正式投票,兩個候選人最後所得的票數,還是值得觀察的。由目前直至投票結束,其中還存在著鬥爭的。當然,曾和梁兩大陣營,都在力爭實際得票多於提名票。

提名票是要記名和公佈的,可以說是一種公開的政治表態,都會承受壓力,未必一定是內心的真正立場態度,有時為了避免壓力,或會作出違心的行動。正式投票是不記名的,票投給誰或是投空白票,沒有人知道。但有沒有去投票,卻有紀錄。所以,作為提名人卻沒有去投票,即沒有盡提名人的責任,這也是一種政治上的缺失。我們要求傳媒要報道哪些提名人沒有去投票,讓市民清楚他的政治面目。我希望做了曾蔭權的提名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不去投票,或是改投梁家傑一票,或是投空白票。這也是暗中為香港的民主出了一分力。假如梁家傑的得票,多於提名票;曾蔭權的得票,少於提名票,這就是打破特首自動當選之後,又一個勝利。港人要由此事去看選舉的勝負,而不是誰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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