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給世界帶來的最大的變化莫過於蘇聯和東歐集團的突然瓦解。許多人認為，隨著蘇東集團的瓦解，持續了近五十年的冷戰也就從此結束了。冷戰結 束後，不少人天真地認為，兩種政治和經濟制度孰優孰劣的爭論從此也結束了。這種樂觀主義的根據是，在經濟上，幾乎所有過去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在全身心 地擁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在政治上，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不是已經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就是正在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種情緒，充分表現在著名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的名著「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他在書中聲稱，人類歷史的變化將再無新意可言，因為人類在意識形態上的發展與爭論 已告終結。過去一百年來，人類的歷史是在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的鬥爭之中發展的。現在，自由主義已經擊敗了共產主義，自由理念與民主政治已成為舉世公認 的道理。人類已經進入了「後歷史」時期，這個世界將不再有真正意義上的理念衝突。
當然，福山並沒有幼稚到閉眼不見現存的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脅。他將西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東亞的「新專制主義」列為當代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兩大威脅。但 是，他在當時所沒有能夠估計到的是，這種威脅事實上正在演變為一場新的冷戰。而代替蘇聯成為反對世界民主自由理念的主要冷戰對手的，正是繼承了一黨專政制 度衣缽的北京政權。
正在形成的第二次冷戰與第一次冷戰在意識形態上和政治制度上一脈相承。「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只有中國能夠救社會主義」，這本是中國人對自己政府的 調侃，但是卻也千真萬確地道出了北京政權在第二次冷戰中的集權陣營的旗手地位。北京正在通過強化與非洲、拉丁美洲等現存的集權政權的關係，通過抵制和限制 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各地獨裁政權的制裁，重振一個與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對抗的陣營。這個陣營的政權，與前蘇東集團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他們都是剝奪民眾的民 主權利，依靠警察和軍隊來治理國家，壓制新聞自由，實行一黨專政。
北京在第二次冷戰中作為集權陣營的旗手地位，也能夠從那些西方國家內部的左派知識分子的態度得到體現。過去西方的左派們視斯大林模式的蘇聯為他們的精神家 園。蘇東集團頃刻瓦解的時候，他們個個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現在，集權的北京政權則成為了他們的全部希望。他們處心積慮地杜撰出了一個所謂的北京共 識，來為世界上的集權政權塗脂抹粉。所謂的北京共識的核心就是反對自由民主的價值，它是集權陣營在第二次冷戰中的政治綱領。
與第一次冷戰不同，第二次冷戰中的集權陣營不再完全地排斥市場經濟制度。相反，他們正在試圖利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所培育出來的市場經濟制度，來拉攏他們 一貫視為仇敵的國際和國內資本，來挽救集權的政治制度，來對抗自由民主的價值。面對這種變種的意識形態，自由民主陣營一時尚未找到有效的應對策略。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不少西方政治家被第一次冷戰中民主陣營所取得的勝利衝昏了頭腦。一時間，「冷戰思維」在國際關係上已經成為了一個貶義詞。問題是，新的冷戰已經在進行，沒有適應新形勢的「新冷戰思維」，自由民主陣營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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