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
原載於 爭鳴
令民眾無法接受的不公平
從總體上說，中國的教改、醫改和房改都已經失敗。儘管它們也取得了若干「巨大成就」——比如：基礎教育普及率有所提高，高等教育規模達到世界標準，醫生、醫療機構、診療設備、病床的數目有所增加，房地產建設突飛猛進，人均住房面積有較大增長。但是，取得這些「巨大成就」的改革代價顯然更加巨大：它們以嚴重透支家庭收入和居民財產為手段，形成了供給各級政府和相關特權利益群體瓜分的巨大財政利益和商業利益，從而無可挽回地損害了改革，敗壞了前期改革所樹立的「品牌形象」；它們不僅沒有建立真正的市場體制，相反幾近摧毀良好市場體制賴以成立的社會基礎；它們不僅未能有效地擴大內需，相反普遍地降低了中國居民的消費安全感和生活信心，極大地壓抑了其他領域的內需；它們並沒有產生更高的效率，卻造成了令人無法接受的不公平；它們根本不可能得到民眾的理性支持，卻極有可能引發民粹主義泛濫，挑起新的社資爭論與左傾回潮。
這樣的發展本身就是問題
目前中國的學費、醫藥費、房價不僅達到了中國有史以來的歷史最高峰，其佔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比例也早已超過了全球最高的水準。與農村人均每年三千元左右、城市人均每年一萬元左右的可支配收入相比，動輒幾萬、幾十萬、上百萬的教育、醫療、住房支出顯然已經大大超過了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的實際支付能力。隨著這三項改革與發展的進程，普通中國居民的家庭消費結構急劇惡化，越來越多的中低收入者因過高的學費、醫藥費、房價而輟學、負債、貧困甚至喪命。有一則新民謠說：「學費把家長逼瘋，買房把家底掏空，治病不如提前送終！」官方媒體說，這是「發展中的問題」；但我們還不如說，這樣的發展本身就是問題！
這三項改革何以失敗？很多人將原因歸咎於「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和「房地產暴利」。這是目前最為流行的觀點，似乎也已經被官方所接受。中共當局已經由相關部委出面公開地否定了「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並試圖通過所謂「宏觀調控」來擠壓房地產暴利、抑制房價上揚。當局一面大張旗鼓地宣稱「改革不可動搖」，另一面卻大踏步地「向左轉」——在上述三個領域加強集權、收權，削弱市場作用，強化政府管制。然而，這一流行的觀點與事實並不相符，也替改革失敗的真正罪魁禍首推卸了罪責。
「市場化改革」並未發生
首先，教育、醫療、住房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什麼「市場化改革」。學校、醫院絕大多數仍然是公立機構，私人資本和外資極難獲准進入；校長、院長均屬於「黨管幹部」的範圍；學校辦什麼班、招多少生、開什麼課、發什麼證都由政府說了算；更關鍵的是，學費和醫藥費也由政府部門親自制定並有權隨時進行價格干預（由發改委、教育與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物價部門行使干預權，如一九九六年以來，國家發改委一共發佈降低藥價的指令十七次，但結果總是適得其反，被降價的藥都被藥廠立即停產，改頭換面的高價「新藥」又在藥監局和物價局的呵護下順利誕生了）。總而言之，這兩個領域既沒有自主投資權，也沒有自主經營權，更從來沒有「以市場調節為主」，高學費和高醫藥費一向就是「政府價格」而不是什麼「市場價格」。房地產業略有差異，投資經營主體比較多樣化，價格形成的方式似乎也是由市場供求所決定。但其實這也是一個大大的錯覺：房地產成本的大頭（尤其是高價房地產成本的大頭）乃是地價和稅費，而中國的土地資源絕非由市場配置，土地完全由政府獨家壟斷，它是財政資源和行政資源而非市場資源。至於房地產稅費，過高的徵收嚴重扭曲了資源配置，也是房價上揚的直接原因之一。比如政府最近的作法便是房價越高越加稅，據說是為了抵消暴利、抑制投機，但所有的稅費最終只可能加到消費者的頭上，房價也就只能繼續上漲。因此，若說高價房屋是由「市場化改革」導致，恐怕也沒有多少說服力。
顯然，我們沒有理由將中國目前的教育、醫療、住房體系稱之為市場體制，它們不過是傳統的指令型經濟體制的變形版本。或者我們不如說，它們僅僅是掛了市場化的羊頭，賣的仍然是政府壟斷的狗肉。廣大居民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責任，不可能由並未發生的「市場化改革」來承擔。
政府財政甩包袱轉嫁責任
其次，教育、醫療、住房的改革甚至也還稱不上是什麼「體制改革」。這三項改革的初始目標不過是財政「甩包袱」、國企「解困」，亦即向廣大居民轉嫁政府責任。此後，各級政府受到了真金白銀的強刺激，又陸續將「經濟增長點」、「支柱產業」、「拉動內需」等宏大功能加諸其上。這意味著改革不僅要使政府一勞永逸地擺脫對國民教育、公共醫療和基本住房的政府責任，各級政府還打算以此創造「政績」，並從中大撈一把。在此背景下，高學費、高醫藥費、高房價便騰空而起，一發而不可收拾。教育、醫療、住房的改革都改了些什麼呢？事實上，最主要、最核心之處只是改變了「由誰掏錢買單」，即是把曾經由財政、國企開支的費用和理應由政府、社保開支的費用，改為由居民自付，而至於體制的內部構造則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在中國財政收入不斷高速增長且教育規模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急劇擴張的同時，財政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並無相應的上升（二○○五年財政教育支出為三九五一點五九億元，佔GDP的比例僅僅是2.16%，低於二○○四年的2.79%和二○○二年的3.41%），中國的公共教育支出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排在世界倒數第八位。因此，中國教育改革的成就、其快速的發展，顯然是以消耗個人財產和透支居民收入為代價的。中國衛生總費用佔GDP的比例從一九七八年的3%上升至目前的5%，而在衛生總費用上升的過程中，政府的衛生支出比例卻從32%持續下降至目前的15%。同期，社會支出（社會保險機構和病人所在單位的支出）的比例也從48%降至25%，而個人的衛生支出比例則從佔20%左右逐漸攀升到現在的60%左右。這也說明，改革之後的「醫療衛生事業」同樣是以侵蝕個人財產和透支居民收入為代價的。不僅如此，我們還必須切記，財政所支出的那部分教育經費只有少部分是「撒胡椒麵」的，而主要的部分則只服務於機關、事業、壟斷國企的人員和大中城市的部分居民。由政府與社會所支出的那部分衛生費用，甚至比多少還撒點胡椒麵的教育費用還要糟糕得多，其主要的受益者僅僅局限於佔人口30%左右的、以吃皇糧為主的固定中高收入群體（因此WHO將中國的醫療負擔公平性排到了世界倒數第四位）。擁有優質資源的重點學校、三級醫院不僅在價格上，而且在地理分佈上都以親官遠民、嫌貧愛富為顯著特徵，無怪乎普通民眾上學看病不僅貴而且難了。
土地住房成了政府的聚寶盆
至於住房，過去是城市居民以人為的低工資來換取福利分房，改革之後，住房不僅不再是政府和國企的負擔，反而成為了地方政府的聚寶盆和搖錢樹。二○○一至二 ○○三年間，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為九一○○億元，約佔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二○○四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高達五八九四億元，佔同期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7%；二○○五年收緊地根，土地出讓金總額仍有五五○五億元；二○○六年土地出讓金再次出現井噴，一季度全國土地出讓金總額已達三○○○億元。預計全年土地出讓金佔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將突破50%，成為地方政府名副其實的「第一財政」（事實上，北京、廣州、深圳等房地產熱點區域上半年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就已超過了二○○五年全年的總額）。除了土地出讓金之外，政府在房地產建設、交易的全過程中，以各種名目收取的稅費又佔到了房地產價格的30%至 40%，其中，有明確法規依據的稅費就有：土地有償使用費、土地增值稅、土地收益金（土地增值費）、徵地管理費、耕地佔用費、土地價值評估費、土地權屬調查費、地籍測繪費、房產稅、營業稅、契稅、房屋維修基金、印花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中介評估費、土地證書工本費、房產交易手續費、房屋所有權登記費、房產證工本費等等。
典型的假冒偽劣「改革」
所以，教育、醫療、住房的改革是三項典型的假冒偽劣的改革，它們與「市場化」、與「體制」都沒有太多的關係。說白了，不過就是千方百計多收錢、死皮賴臉不付帳的改革，就是讓老百姓額外掏錢，去辦應該由政府開支的事情。中央財政對教育、醫療的「惜付」與地方政府對土地、房產的「暴斂」，正是導致教育、醫療、住房吸血坑民並遭到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近十多年來，大多數年份裡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都超過了20%，在這種形勢下，「惜付」與「暴斂」實際上又構成了變相的、掠奪性的新徵收。由此，在整體經濟沒有明顯通脹的情況下，形成了這三個領域裡長期高熱的局部惡性通貨膨脹。
人們經常用「做大餅、分大餅」來比喻經濟發展與二次分配的關係。這個比喻的意思是說，必須先把大餅做得足夠大，然後才有可能公平分配。但這個比喻並不正確，因為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之下，做出來的大餅不論大小，都絕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擱置到它足夠大時候，負責保管大餅的特權階層一定會在老百姓忙著把餅做大的時候偷吃大餅。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改革成果這個大餅恐怕等不到它做得足夠大的那一天，就已經被保管大餅的那幫人分得差不多了。結果只能是這樣，到了應該分大餅的時候，不僅已經無餅可分，掌握分配大權的那幫人甚至還會反過來要求人們把已經吃進嘴裡的大餅再吐出來。這就是中國教育、醫療、住房現狀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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