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於二○○六年十一月剛剛在北京舉辦規模空前的中非峰會，一月底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旋即再次踏上非洲土地。自胡錦濤二○○三年全面執掌中國黨政大權以來，這已是他第三次出訪非洲。
競爭外交
中國最高領導人頻頻訪非的大背景，是中國與非洲的經濟合作近年有了迅速的發展。二○○五年，中國已經成為除美國、法國之外非洲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六年來， 中國與非洲的貿易額由每年的一百億美元增長至目前的五百億美元。由於中非合作的明顯進展，中國一方面通過領導人出訪，具體落實有關措施，鞏固成果，擴大優 勢；另一方面也希望從整體上論證這種成功。即是說，中國非洲政策的成果不僅是中國對非外交實用主義策略的成功，也是中國所信奉的某種國際關係準則的成功。 比如，在去年的北京峰會上，中國總理溫家寶就表示：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是真誠的、無私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目前對非洲的積極進取外 交乃意味著同西方及其他國家在非洲的一種競爭外交。
中國加入非洲競爭，從促進非洲發展的角度來說，應該是一件好事。按照北京峰會的承諾，中國在今後三年內將繼續擴大援助規模，向非洲國家提供五十億美元的貸 款。非洲能夠提供中國發展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市場。中國如能以優惠經濟條件既促進非洲經濟、社會的發展，也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當然值得歡迎。然 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與非洲這樣規模的合作注定是全方位的，也注定不可能是排他的。這也是為什麼此次中國方面表示：中非合作是公開透明的，歡迎其他國 家與組織參與對話的原因。換句話說，今後的中非合作必定是在一個既有世界輿論又有非洲各國國內輿論監督之下的合作。
世界輿論壓力
去年北京峰會期間，中國領導人也已經感覺到世界輿論關於中國可能走殖民主義老路的壓力，於是利用官方傳媒大力批駁有關論調。兩個月後這種壓力不降反升。雖 然官方解釋此次胡錦濤訪非的基本目標是落實北京峰會承諾，但實際上，胡錦濤必須面對眾多的中國不願面對的問題：蘇丹的達爾富爾人權危機，中國工人在尼日利 亞遭到綁架；中國在贊比亞金屬礦的投資造成的社會衝突；中國被指控在非洲投資破壞生態環境；中國向非洲大量出口導致當地失業現象嚴重等等。
任何可以持久的合作必須遵守起碼的價值準則。如何解決此類問題不僅是中國同非洲合作的關鍵性問題，同時也是中國同世界接軌對中國提出的嚴峻挑戰。此類問題 不能解決，中國就無法同非洲長期合作，也就是說，中國在非洲同西方競爭中就很可能很快敗下陣來。那時，中國的任何冠冕堂皇的無私合作的宣示就會站不住腳， 而中國自己就有可能被再次擠出非洲。從中國能源戰略利益的高度來說，這個前景是嚴重的。國際上近年流傳一種「中國模式」的說法，認為中國的經濟起飛乃是一 種經濟開放、政治集權的統治模式的成功，而在對非外交的成功便是這種模式的延長。然而，問題恰恰是目前中國在非洲遇到的困境正是此種「模式」無法輸出的困 境。在一種國際競爭的格局下，中國無法以不干涉內政為由對非洲踐踏人權、種族暴力、專制腐敗的現象熟視無睹甚至放縱庇護。經過殖民與受殖民潮流洗禮的非洲 社會，民主已經深入人心。非洲一些專制政權即使是有意照搬中國模式，也難以付諸實施。非洲不少國家雖然徘徊於專制與民主之間，但總起來看，非洲大陸更靠近 民主。即使在一些專制國家，公民社會業已相當強大，政治對社會、對言論的控制也達不到中國的程度。
非洲問題即是中國問題
在這種大格局下，中國如果有意以「專制集權經濟開放」模式與西方進行全方位競爭的話，實際上競爭還未開展，勝負已經先定。這即是所謂中國模式的價值困境。 中國在非洲所遇到的問題，不僅是非洲的問題，也同樣是中國的問題。非洲國家的人權問題，社會衝突問題，失業問題，生態問題在中國同樣存在。無論是解決非洲 問題，還是解決同類中國問題，採取所謂不干涉、不附加條件的態度，實際上正是助桀為虐，罔顧正義。如在達爾富爾地區的人道災難問題上，如果中國不能向蘇丹 施加足夠的壓力，使其走上聯合國決議軌道上來，中國在非洲將背上為了一己石油之私利，不惜縱容暴力之惡名。對於整個非洲來說，中國如果不能獲得非洲公共輿 論的認同，不能從人權、公義、公開、讓利等基本價值準則出發，將投資與民主、社會保障結合起來，中國將成為非洲國家的眾矢之的，即使在短期內利用某些專制 腐敗政府而得利於一時，遲早也會失去非洲。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在非洲加入國際競爭遇到的問題，也正是中國新階段發展本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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