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比婭：維族的母親

◎ 盛 雪@OpenMagzine

● 編者按：行年六十的新疆首富熱比婭前年流亡美國後，成為西方知名的人權活動家和凝聚世界維族人的領袖，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針對熱比婭崛起的聲譽，中共加緊迫害她的兒子，並誣指她為恐怖分子。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報導說，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副書記努爾．白克力在一月七日召開的新疆宣傳部長工作會議上表示：熱比婭是「一個連自己孩子都教育不好的人，怎麼可能成為一個擁有近千萬人口的維吾爾民族的母親？」報導還說，努爾．白克力做出這番表示，是針對不久前熱比婭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熱比婭在海外維吾爾社區被尊稱為「維吾爾人的母親」。努爾．白克力稱，「熱比婭近來的言行表明其旨在破壞中國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完全不符合諾貝爾和平獎的初衷」。同一篇報導並指熱比婭當年作為新疆女首富，曾經販賣過毒品，並存在嚴重的經濟問題。

　　報導顯示，熱比婭一年多來在國際間的人權活動，不僅使得全球聚焦維吾爾人的處境，也使得中共不得不關注熱比婭的動態。

一九九五年成為中國第八名富豪

熱比婭，是幾乎每一個新疆人都不陌生的名字。一九九五年，美國《福布斯》全球富豪龍虎榜估算熱比婭擁有兩億人民幣的財富，將之列為中國富豪第八位，成為新疆女首富。同年，熱比婭做為正式代表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熱比婭曾經歷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商聯副主席、新疆女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新疆自治區人大代表，並且被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熱比婭一九四七年出生於新疆阿爾泰山腳下的阿勒泰市。她十四歲出嫁，在十一年內接連生下了六個孩子。在「文革」期間，全國都禁止私人商業活動的年代，年青的熱比婭就顯示出經商的天分，她還因售賣兒童鞋和女孩穿的彩裙而被掛上「投機倒把」的牌子遊街示眾。據說，她也因此和前夫離婚。一九八一年，熱比婭與現任丈夫大學副教授司地克肉孜結婚。同年，熱比婭承包了烏魯木齊市區二道橋菜市場，將其改建成「三八市場」，主營維吾爾族民族服飾，成為新疆第一家個體市場。一九八五年，熱比婭又將該市場改建成一座商廈，並將大廈命名為熱比婭大廈。在蘇聯解體之際，熱比婭敏銳地抓住了時機，在邊境貿易中積累了大量財富。據報導，此前熱比婭曾經在阿克蘇市當過洗衣婦，「苦幹三個月，掙了三千元錢，成為她投身商業事業的第一桶金。」

九九年被捕判刑○五年流亡美國

　　經過十年打拼，到九十年代初期，熱比婭便擁有了上億家產。她當時是新疆阿克達工貿公司總裁，擁有八家企業。此外，還擁有一座佔地一點四萬平方米的熱比婭大廈，擁有烏魯木齊市繁華地段一點二萬平米的地皮等等。而且當時中國官方報導說，熱比婭在這十年期間內，沒有向中國政府要過一分錢、貸過一次款，沒有申請過任何政策優惠。在此過程中，她捐助了許多公益專案，幫助當地維吾爾人擺脫貧困，在維吾爾族中贏得很高的聲望。

　　但一九九九年八月熱比婭因試圖與訪問烏魯木齊的美國國會議員助理代表團會面而被捕。二○○○年三月，中國政府以熱比婭「向境外組織非法提供國家情報」判處她八年有期徒刑。二○○五年三月美國國務卿賴斯到訪前，熱比婭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隨即流亡美國。並隨後成立了「國際維吾爾人權與民主基金會」（ International Uyghu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oundation, www.iuhrdf.org ）。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起，熱比婭擔任美國維吾爾人協會（ 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 ）主席。二○○五年九月，熱比婭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熱比婭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World Uyghur Congress ）當選為該組織的主席。中國當局在第二天以「偷稅罪」判處熱比亞家族的阿克達工貿有限公司和熱比婭大廈商貿有限公司共計罰款二千二百元萬元人民幣；並判處熱比亞的兒子阿里木．阿不都熱依木有期徒刑七年，罰款五十萬；另一兒子卡哈爾．阿不都熱依木免予刑事處罰，但判罰金十萬元。此時，熱比亞還有一個兒子阿不力克木．阿不都熱依木也在被關押中。

　　第一次見到熱比婭是二○○六年九月在華盛頓。當時是在一個聚集了一些外交官和美國人權活躍人士的晚會上。熱比婭給人的感覺非常強烈，形象棱角分明，說話鏗鏘有力，凸現她剛毅果斷的性格。

受歡迎的國際人權活動家

　　熱比婭於○五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專程到多倫多出席在中領館前的抗議示威活動。活動由新近成立的加拿大中國人權網路主辦，包括了當地的中國民運組織、主流人權機構、法輪功群體，以及藏人、維吾爾人、台灣人組織等。熱比婭在集會上發表了激昂有力的講話，表示維吾爾人民也見證了中共政權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學生的事實，維吾爾人和漢人需要共同爭取民主和人權。她極具感染力的講話博得在場民眾的陣陣掌聲。這也是筆者第一次看到當地眾多維吾爾人公開參與活動。

　　熱比婭在隨後的兩天，到訪了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她與加拿大國際發展署主管會面，向對方介紹新疆維吾爾地區愛滋病的最新情況。熱比婭還在大赦國際加拿大辦公室會見了許多非政府組織代表。熱比婭和加拿大外交部長高級助理會面，要求加拿大政府營救在中國遭關押的加拿大公民維吾爾族人侯賽因．賽利爾。十二月十二日，熱比婭出席了加拿大國會舉辦的「中國人權聽證會」。她敦促加拿大政府關注在中國的維吾爾人的人權狀況，熱比婭在人權聽證會上提出，希望加拿大政府幫助促成中國政府同全球維吾爾協會進行人權對話；並向新疆地區派遣真相調查小組；支持在加拿大的維吾爾協會。她向加拿大的國會議員們介紹說，為了營救自己在中國被囚禁的兩個孩子，她得到了七十二名美國國會議員的聯合簽名支持。

　　熱比婭並稱讚加拿大總理哈珀十一月同中國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貿會議期間會面時，將人權置於貿易之上的立場。她希望加拿大做為一個有良好聲譽的民主國家，能夠在人權問題上起帶頭人的作用。她將中國的現狀比喻成一個溢出水的杯子。她說：「共產黨統治下，中國的人權迫害四處蔓延，令人壓抑，人民對此已經充滿了憤怒，幾乎無法控制了。」

　　熱比婭從一個農家女到女富豪，再從中國政界名人到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這之間走過了一條漫長而傳奇的道路。她流亡海外，使得一直處於分散、低迷狀態的全球維吾爾人社區，有了聚合振奮的機會。筆者曾多次聽到維吾爾人說，希望熱比婭成為維吾爾人的達賴喇嘛，吸引世界關注維吾爾人的生存真相，帶領維吾爾人走出重重迫害的黑幕，走到世界舞臺的聚光燈下。

　　近日，在中國官方控制的網站《強國論壇》上出現了「熱比婭││中國的女拉登」一文，並隨即被到處張貼。看來中國政府顯然已經注意到並開始應對熱比婭在國際社會正在增長的影響力。

　　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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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反思

◎ 許行@OpenMagzine

● 普列漢諾夫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早期傳播者。但他在十月革命剛成功之際便洞悉共產革命致命的謬誤，寫成遺囑，預言其必敗命運，數十年後一一得到證實。該遺囑成為今日研究者必讀的文獻。

● 普列漢諾夫（ 1856-1918 ），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創始人，曾被魯迅稱為「俄國無產階級之父」。

俄 國馬克思主義鼻祖普列漢諾夫，在他臨終之前，即一九一八年四月中旬，寫下一篇政治遺囑，嚴厲批評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及其所領導的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時距 離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只有半年時間。他覺得自己不該「同過去和現在都看作是兄弟的人作鬥爭」，所以特別叮囑，「只要布爾什維克還掌權，我的遺矚就不應公 佈」。結果這篇遺矚直到蘇聯崩潰之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才在俄國《獨立報》上發表。而我所看到的中譯本，己是去年五月廿八日發表在《觀察》網上的那 個版本。

預言資本主義不會被埋葬

　 　普列漢諾夫畢竟是一位開明的思想家。他雖然在俄國宣揚馬克思主義比列寧還早，人們都認為列寧是他的學生，但他卻在遺囑中說：「我從來都不曾是正統的馬克 思主義者」，但「始終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論者」。這樣的表白，正凸顯出他並不執著於馬克思的一言一語，或者某一論點，而是憑著馬克思的辯證思維去觀察 問題，因而能夠跳出馬克思時代的局限，提出獨立的見解。

　　他的一個重要論點認 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在蒸汽機工業時代是正確的，但在電氣時代己開始失去意義。主要原因是科學的進步將使無產階級變了樣子，真正 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將逐漸減少，而知識分子在生產過程中將躍居首位，從而緩和了階級矛盾。他更認為，自從馬克思逝世後，他發現，資本主義是一個靈活的社會結 構，它會朝著適應社會主義運動的方向調節，變得人道化，成為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由此他推斷：資本主義不會很快被埋葬，亦不需要有掘墓人，因而馬克思所說 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永遠不能實現的。

　　這真是一個大膽的見解，它出現在一九一八年，距今將近九十年，而且出自一位虔誠信奉馬克思主義者之口！

　　如果這個見解在一九一八年發表，他一定被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們罵得狗血噴頭。但是今天，當蘇聯和東歐各共產國家全都解體，改行資本主義，連殘存的共產國家如中國和越南也在經濟上改行資本主義的時候，便顯得普列漢諾夫的見解，確有先見之明。

　 　承認資本主義有自我調節的靈活性，無需掘墓人，實際上等於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所創建的唯物史觀，最基本的原理就在於說明：人類自從出 現階級之後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所謂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只不過用來替階級鬥爭理論找尋經濟基礎及其發展的動力而己。從階級鬥爭角度出發， 馬克思才有理由肯定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資本主義必定滅亡，由此才會推論出未來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如果說社會的進步會令階級矛盾緩和，資本主義 會自我適應社會主義的改良而不會滅亡，那末共產主義便成了烏托邦的空想。

否定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學說

　 　現在我們且來看看社會現實的狀況吧。遠的不說，光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其走勢確如普列漢諾夫所言。福利社會的興起，就是資本主義適 應社會主義改良的結果。這種適應性固然同科技發展、文明進步、階級變易等因素有關，更重要的還在於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社會，它允許反映社會各階級 各階層的政黨和新聞媒體存在，互相競爭、制衡和監督，這就使得社會自我調節的機能靈活無阻，富於生機。

　 　資本主義允許共產黨公開存在，允許它參與競選，便是最好的明證。反觀共產國家，不僅不允許資產階級政黨和媒體存在，連所有民間的媒體和社團都不允許存 在，甚至連他們自己黨內人要發出異議聲音都不可能。這就說明了一個事實，獨裁政制本身就是壓殺社會自我調節生機的屠宰手。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歷史上確有階級鬥爭存在，但並非所有歷史都是由階級鬥爭構成。歷史是複雜的，它有階級鬥爭，也有種族鬥爭、民族鬥爭、氏族鬥爭、宮庭 鬥爭、派閥鬥爭、權勢鬥爭、利益衝突、宗教衝突、文化衝突，而且還有不衝突不鬥爭的一面，也即屬於和平發展的和諧合作的一面，如科技的發展，企業結構和運 作的改進、社會基建的進步、教育文化和交通的發達、法制和社會秩序的健全、自然環境的改善、人民生活方式、思想、信仰和道德水準的提升等等 ...... 總而言之，歷史是多元的，它包括人類社會昨日的一切活動，不能簡單地用階級鬥爭去涵蓋一切。

　 　中共史學家們曾被「人類歷史就是一部社會階級鬥爭史」的教條害得很慘。他們從建黨開始，便絞盡腦汁，將世界史和中國史往這個教條框框裡套，到了延安時代 以迄毛澤東執政時期，更是變本加厲。現在反過頭來去看看那時候中國史學家們的著作，真要令人慨嘆歲月、精力和筆墨的浪費。

　　人類有階級鬥爭，也有其他鬥爭。社會越是處於專制的時候，鬥爭越厲害越殘酷。歐洲中世紀如此，中國在皇朝亂世的時候也如此。反之，社會越開明，鬥爭越緩和。

　 　現在，中共不再多強調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了，所以史學界開始就史論史，從頭重新整理。但階級鬥爭觀念在胡錦濤這樣的領導人頭腦裡仍舊存在。他們不會去 想一想，現在的共產黨代表什麼階級？代表無產階級或工農嗎？簡直是笑話。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代表一個階級，而是代表一群官僚權貴利益。他們憑藉一黨專 政，掌握國家政權，壟斷資源、企業和財富，從中央到省市縣以至鄉鎮，所有掌權者都沆瀣一氣，結成一個龐大的利益分沾的統治集團。為了保持利益，他們必須保 持權力，於是不惜一切，運用違憲的、違法的、甚至流氓式的辦法，去魚肉人民、壓制人民反抗，同時也禁止不利於己的新聞傳播、箝制異己輿論。這不是階級鬥 爭，它實質上是權貴和人民之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爭，也是獨裁和民主之爭。

電子時代企業否定剩餘價值論

　 　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在不再像普列漢夫所說的電氣時代，而是進入電子時代。今天在電子企業中服務的，己沒有無產階級，全是高等學歷的技術人員，他們被人稱 為中產階級。現代社會的發展是橄欖型的，中間大，兩頭小，也就是說中產階級越來越大，貧窮者人數在縮小。至於電子時代的資本家，其興起簡直同馬克思的剩餘 價值剝削論相距十萬八千里。

　　世界首富的微軟公司比爾．蓋茨，十四歲編寫電腦程 式，廿歲從哈佛退學創辦微軟，全憑個人智慧創造財富，與剩餘價值毫無關係。同樣的例子多得很。蓋茨的合夥人艾倫、 Google 的兩位創辦人布林和佩奇，都是如此，他們都有一番從自家車房開始打造 IT 企業的傳奇經歷。最近更有 兩位年輕人赫爾利和陳士駿，他們創辦的 You Tube ，被 Google 以十六億五千萬美元收購，頃刻間成了巨富。另一位有新蓋茨之稱的廿二歲哈佛學生馬克．札克格伯，在校園裡創辦社交網站 Facebook ，風靡全美，雅虎出價十億美元收購，他不肯賣，逼使雅虎提高到十六億美元。這類靠智力一夜成巨富的例子，電子企業中多的是。

　 　在北美和西北歐，不僅電子企業如此，其他大企業也都如此。現在誰若想到西雅圖的波音公司或法國杜魯斯的空中巴士公司去找赤貧的無產階級都會被人笑話。當 然，波音和空中巴士的員工也有工會，那是出頭向資方談判待遇的機構，絕不是當年列寧所想像的由工會發動大罷工、奪取政權的工具。

　　時代變了，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代表勞工的社會黨有可能經由議會上台執政，但像布爾什維克那樣藉革命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會己無可能。

　 　布爾什維克革命當時在俄國之所能夠成功，主要因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處於疲困狀態。前線兵士普遍厭戰，後方民不聊生，列寧適時提出和平、麵包和土地的 口號，深得兵士、工人和農民擁護，聲勢大振。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發時，列寧和托洛茨基都還流亡在國外，列寧四月三日返國，托洛茨基繞道加拿大被英國扣 留，直至五月間抵達聖彼得堡。僅有五、六個月時間便奪到政權。這一奪權行動，外表上以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名義進行，實際上是該蘇維埃中成立不久的受布爾什維 克控制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密謀策劃攻打冬宮，將臨時政府成員圍捕而取得的，它實際上是一次軍事行動，類似軍事政變。

指出暴力奪權勢必走上恐怖專政

　 　對於這樣方式的軍事暴動，在全俄蘇維埃裡受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革命黨派的反對，甚至連布爾什維克裡面也有幾位重要人物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梁 贊諾夫、李可夫、諾根、米留亭等反對，列寧罵這些黨內反對者為革命的逃兵。列寧主張一黨奪權，一黨執政，結果由全俄蘇維埃產生的稱為人民委員會的新政府， 便清一色都是布爾什維克分子。俄國革命所產生的一黨專政，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普列漢諾夫當然不贊同布爾什維克的所為。但他在大戰中主張對德作戰，被指為沙文愛國主義，雖然他於二月革命後回國，在社會上卻不受革命陣營歡迎，況且體 弱多病，十月革命前便病倒了。他在遺囑中對布爾什維克政權有一段話倒說得很透澈，他說：「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變，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樣的政變要求其 組織者實行必然的專政，而任何一種專政都與政治自由權利和公民自由權利不相容。」由此他推斷，「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專政將變為黨的 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 寧很清楚這一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

　 　真是一針見血。類似的或同樣的見解，於一九一九年見諸於波蘭裔的德國馬克思主義革命領袖羅莎．盧森堡的《論俄國革命》和德國馬克思主義權威考茨基的《恐 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一九二○年見諸於英國大哲學家羅素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這些都是最早期洞燭布爾什維克獨裁和恐怖禍害的重要文獻。

　 　在列寧時代，走向恐怖政治之路，是以保護初生革命政權作為辯解而進行的。列寧執政共五年五個月，期間差不多有四年多處於內戰、外國軍事干預，以及農民抵 制徵糧，爆發零星暴動的十分惡劣狀態。其實這也正是所有孤立革命的必經之路，法國大革命時雅各賓黨的政權如此，列寧的政權也是如此。雅各賓黨的馬拉被女青 年夏洛特刺死，丹東被羅伯斯庇爾送上斷頭台，羅伯斯庇爾則被將軍們策劃的熱月政變推上斷頭台。列寧雖曾遭過謀剌，幸是死於中風，壽終正寢。但另一位暴動主 持者和內戰時紅軍領袖托洛茨基便不同了，他在列寧死後受到斯大林整肅，流放阿拉木圖和君士坦丁堡，後來流亡法國、挪威，最後在墨西哥死於斯大林派遺的克格 勃之手。

十月革命禍根之一：密謀暴動

　　將列寧的奪權稱為布朗基式的政變，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革命的社會條件根本未曾成熟，未成熟的果實去摘，等於冒險主義。另一種指布朗基式，即少數人密謀暴動。

　　所謂社會條件未曾成熟論，最流行的一種說法認為：俄國是一個資本主義未曾發達的國家，應該讓資本主義成熟之後再談社會主義革命。這種論調，倒真的成了列寧所指責的取消派了，太拘泥於唯物史觀所定的社會發展史五個階段的公式。

　 　就俄國當時局勢而論，革命條件是成熟的，這主要表現在工農兵群眾於二月革命後革命氣勢繼續高揚，多次在彼得格勒舉行大規模示威，並在全國各大城市成立蘇 維埃組織，而二月革命後產生的臨時政府幾度改組，完全無法改善局面。前線戰事失利，逃兵風熾，後方糧食恐慌，物價飛漲，國債飆升，貨幣崩垮。正所謂統治者 無法統治下去，被統治者也無法被統治下去。在這種局面下，實際上存在著兩重政權。一方面是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面是工農兵蘇維埃。雙重政權是無法長 期存在的，它必定要歸結於一個權力消滅另一個權力。七月四日彼得格勒工兵大示威，要求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八月廿五日柯尼洛夫將軍叛變

，這兩樁事件，正是革命與反革命雙方對雙重政權不耐的反映。

　 　蘇維埃作為群眾權力機關，六月前都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手裡，布爾什維克後來居上，九月初托洛茨基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該蘇維埃為了自衛，於十 月中旬成立軍事委員會，十月廿五日起義，就是通過軍事委員來進行的。所以奪權，名義上歸彼得格勒蘇維埃，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一黨奪權，蘇維埃中的社會革命 黨和孟什維克等都懵不知情。

　　通常，革命的暴動都是從群眾自動蠡起中產生，且在 暴動中推倒舊政權。法國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從群眾攻打巴士底獄開始，推倒路易十六王朝；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從工人大罷工開始，群眾湧上街頭，觸發兵 士譁變，推倒沙皇政府。但十月革命是由布爾什維克率赤衛隊攻打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來達成的。普列漢諾夫將這種由少數人密室策劃的武裝起義，稱為布朗基式政 變，是恰當的。布朗基是法國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時的激進革命分子，他主張秘密起義。曾入獄三十多年。

十月革命禍根之二：拒絕聯合政府

　　正因為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既得不到蘇維埃中其他革命黨派的認同，連布爾什維克黨內部也有許多人反對。這是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陷於孤立的原因，也是導致一黨專政的禍根之一。

　 　十月革命另一禍根，同列寧和托洛茨基剛愎自用的革命意志有關。最近我重讀美國親布爾什維克記者約翰．里德所著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深有所感。當赤衛隊 攻打冬宮，得到「阿芙樂爾」巡洋艦水兵起義響應，勝利在望的時候，全俄蘇維埃在斯莫爾尼學院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討論成立新政府問題、戰爭和和平問題、立 憲會議問題。雖然克倫斯基政府是由地方性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給推翻，若要設立革命政府，必須經由全國性的全俄蘇維埃產生。當時，也屬於激進的社 革命黨左派和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都願意同布爾什維克合作，主張建立一個社會主義者的革命聯合政府，由各革命政黨聯合執政。依照民主原則，這樣的建議完全合 情合理，布爾什維克溫和派加米涅夫等有意接受，卻遭到列寧和托洛茨基劇烈反對，堅決拒絕。在大會辯論中，布爾什維克的決絕態度和輕狂言詞，激怒了所有其他 革命黨派，他們紛紛退席，這樣一來，正中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下懷，於是提出自己早己內定的一黨執政名單，開啟了一黨專政的大門。

　 　歷史就是這麼一步之差。如果當時布爾什維克能夠寬宏大度，懂得政治是一門妥協藝術，發揚民主精神，答允建立聯合政府，那末，整個蘇俄的歷史便會改寫過 來。在此，我也同樣想到中國，如果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奪取全國政權之後，真的兌現他當時所倡言的聯合政府，允許民主同盟等分沾權力，實行監督和制衡，決不 會有後來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的禍害，中國歷史也會是另一番面目。

　　一 黨專政是共產黨的禍根，它起源於馬克思的階級論和階級專政論。其實，馬克思在生時，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仍有民主精神，主張走議會道 路。這批西歐馬克思主義者畢竟生活在民主社會裡，多少具有民主意識，故會成為人道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雖然流亡歐洲多年，骨子裡仍蘊藏著沙皇專制下十二月 黨人那種好鬥的暴力傾向。所以馬克思主義落入落後國家的革命者之手，自然會擯棄人道和民主。列寧如此，毛澤東也如此。

　 　或許有人認為，聯合政府多數不會穩固，這在俄國當時或許如此。但縱使聯合政府是一個短命的民主革命政府，也好過一個長達七十三年的獨裁專政。更何況聯合 政府也有另一種可能，它可能開啟革命政黨聯合執政的新歷史，走上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民主的社會主義，起碼可以團結更多革命黨派，減少革命陣營本身自 我鬥爭的內耗，甚至還可能減少協約國對新政權的敵視。若果然如此，內戰也不至於如此激烈，許多困局都將獲得紓緩。

革命恐怖吞掉敵人也吞掉革命元勳

　 　一黨專政對列寧來說實在也很辛苦。由於樹敵太多，到處都是敵人，便造成自我孤立局面。十月起義，不僅招致所有舊勢力反對，也招致所有社會主義黨派反對， 使得各地蘇維埃，尤其是農民蘇維埃、鐵路員工同盟，甚至連高爾基的新生活報等，都成了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所以在奪取政權之後，不僅政府各部門員工集體杯 葛，電訊局切斷布爾什維克總部電路，鐵路工人全面怠工，拒絕運送糧食和軍隊，各地白軍蠡起，加上英法意德美日各國軍事干涉，整個俄國陷於慘烈的內戰和飢荒 之中，既無和平，也沒有麵包，逼得列寧實行四年「軍事共產主義」。那四年經濟崩潰，生靈塗炭，淒慘至極。

　 　為了壓制各方面的反對聲音，列寧早在得權之初，便宣佈限制言論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派的報紙被禁不用說，連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普列漢諾 夫派的統一報，高爾基的新生活報等，都被逐一取締。到了一九二一年喀浪斯達水兵暴動之後，連所有不是布黨的政治組織全被取締，逼得大批社會主義革命分子流 亡國外。布爾什維克的專政，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從階級專政變成黨專政，從黨專政變成黨領導層專政，最後變成領袖專政。列寧死後，斯大林先拉攏季諾維也 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清算托洛茨基，然後反過來，再清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完成了斯大林的個人獨裁。自此之後的清黨和肅軍，使無數革命元勳 和革命幹部人頭落地，冤獄株連之廣，連斯大林妻子都無法倖免，逼得他的女兒流亡美國。這些殘酷和黑暗的迫害，史不絕書，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便是官方第 一次透露的正式文件。

蘇共為什麼能維持七十多年之久？

　 　普列漢諾夫逝世得早，沒有親眼見到這一切，但他的預言不幸都言中了。不過在十月起義開始進行之初，誰也沒有料到布爾什維克政權會維持七十多年之久。起義 當天，約翰．里德碰見一位孟什維克派的大尉，問他對局勢怎麼看法，這位大尉聳聳肩說：「嗯，布爾什維克可能拿到政權，但是，他們維持不了三天。他們沒有管 理國家的人。叫他們試一試看，倒也不錯，他們會失敗的。」當時不少人都與這位大尉一樣，對起義持輕蔑的態度。普列漢諾夫可能也不相信布爾什維克政權會維持 很久，所以才會叮囑這個遺囑等到布爾什維克垮台之後發表，誰不知一等就等了七十多年。

　 　布爾什維克政權能夠維持這麼久，而且後來還向東歐、中國、古巴、北朝鮮、越南伸延，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過去歷史上出現過的平民政權如法國革命中的雅各 賓黨政權，只存在了五年，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更短，只存在七十二天。 為什麼由布爾什維克孳生的共產黨政權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這是值得深思和探索的。好像中國，「六四」之後，劉賓雁預言中共政權拖不過兩年，現在劉賓雁自己 先走了，中共卻經濟持續發展，專制依舊，還企圖以一黨專政的面目，豪邁地擠上世界強國之林。

　 　當然，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發展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但有一點差不多是共同的，即共產黨的獨裁政制，比法西斯更厲害，具有特殊的頑強性。像北朝鮮和古巴， 無論政治上和經濟上至今仍墨守舊蘇聯的模式，在如此孤立環境下，依舊頑強地支撐下去，它們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高強度的壓制。胡錦濤之所以說要向北朝鮮和 古巴學習，就是學習高強度壓制的方法。由此可見，高強度的壓制是共產黨維持政權長久的重要原因。

歷史在頃刻間重寫

　 　現在回到布爾什維克問題上來。布爾什維克與雅各賓黨不同，雅各賓黨的恐怖統治是靠群眾的一時革命熱情，靠以雅各賓黨成員為主的「救國委員會」。群眾的熱 情如潮水，有漲有落，而且還會改變方向，到了羅伯斯庇爾上斷頭台的時候，巴黎群眾通街狂歡。布爾什維克當時除了靠工農兵的革命熱情之外，一、有服從中央集 權的黨組織；二、成立「契卡」（秘密政治警察），即後來的克格勃；三、禁止言論自由，取締一切反對勢力的組織，嚴密控制社會秩序，使任何反對勢力都動彈不 得。其中「契卡」的作用特別大，它不僅正面對付反對勢力，而且潛入反對勢力內部加以破壞，像癌細胞破壞好細胞一樣。所以有人稱共產黨政權是警察國家，意思 是指它的統治既靠公開的警察，也靠秘密警察。「契卡」在列寧時代主要是用來對付反對革命的勢力，到了斯大林時代己改稱克格勃，斯大林更用克格勃來對付黨內 政敵。清黨和肅軍都是克格勃幹的，它可以使所有被整肅的革命元勳意志摧殘得公開自認罪狀，然後加以槍決。集中營的折磨，無端端的人間蒸發，正所謂消滅任何 反對勢力於萌芽狀態之中。

　　但是這樣的政權最怕自由和民主。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 的，「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一九八七年冬，戈爾巴喬夫以他的首創精神提出新思維，強調開 放、民主和改革，他確想振衰起疲，但潘拉朵匣子一打開，自由和民主便從莫斯科開始飛翔，很快飛向東歐，僅僅兩年多時間，整個蘇聯和東歐的共產專政全部解 體，也中了普列漢諾夫的預言。

頑強乎，脆弱乎，歷史就在頃刻間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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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西藏的爭議

◎ 茉 莉@OpenMagzine

● 最近達賴喇嘛的特使首次披露了中藏談判的一些內情，其一是有關大西藏的爭議。此爭議不能越過，談判永遠不會有進展，那麼出路在哪裡？

「今天，我樂意與諸位分享我們藏人在尋求解決西藏目前的局面得到改善的過程中所經歷的和遭遇的挑戰。作為達賴喇嘛任命與中國政府進行接觸的負責人，我希望自己的觀察將有助於加強營造一個信任和誠心的氣氛，並最終能引導一個有利於雙方的協議。」這是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布魯金斯學會上，達賴喇嘛特使嘉日．洛珠堅贊講話中的一段。

這個講話不同尋常之處

　　這個講話令人吃驚，自二○○二年以來，西藏特使每次到北京參加會談之後，對中藏的會談的具體內容諱莫如深，只是籠而統之地向媒體宣稱：「會談氣氛良好」，「結果令人鼓舞。」而現在，他們終於利用在布魯金斯學會講話的機會，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政策性的宣示，把中藏兩方五次接觸中的分歧，如實道來。

　　為甚麼達賴喇嘛的特使要在此時，發表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講話？我們可以從嘉日特使的講話中看出原因。

　　首先，是中國政府率先公開雙方分歧的。中共不但在國內報刊雜誌上用署名文章詳細公開會談內容，而且向駐北京的外國官員通報會談情況。這樣單方面的宣傳，甚至可以說是抹黑攻擊，對西藏方面很不利。因此，嘉日先生說：「通過單方面來公開對話情況，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內容變得片面、觀點單一，這樣不但給國際社會發出了混亂的信息，也歪曲了達賴喇嘛的立場和對中國人民的友好初衷。」

　　其次，西藏特使也需要向各方面做一個交代。中藏談判已經進行了五次，許多西方人想要知道談判進程如何，一些流亡藏人也在詢問：流亡政府致力於和中國政府談判，為此在海外停止了一些抗議示威活動，到底獲得怎樣的成果？看來，這是由於談判陷入僵局，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西藏特使才走出公開內情的這一步。

「大西藏」稱呼的不同理解

　　嘉日先生在講話中，談了幾個他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一、西藏的地位；二、同一行政區域下的西藏民族；三、高度的自治；四、其它需要講清楚的問題。但在中文媒體中，這個有多項重要內容的講話，只被突出了其中一個問題：邊界問題。

　　例如，「多維新聞」的報導題目是《達賴喇嘛特使呼籲中國重新劃定「藏區邊境」》，ＢＢＣ中文網的報導是《達賴特使建議中國重新劃定藏區邊界》。這個問題還被冠以「大西藏」的名稱，例如「達賴喇嘛希望統轄大西藏」。ＢＢＣ中文網發起網友討論，標題是「如何看恢復大西藏地區的建議？」

　　把藏人要求在同一行政區域下的自治，說成是「恢復大西藏」，這在大中國民族主義者佔相當比例的網民中，引起一片反對之聲。甚至新聞媒體ＢＢＣ也遭到中國網民指責，說你們英國人過去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現在又別有用心地偏向達賴喇嘛。嘉日先生在講話中承認：「藏民居住的地區約佔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四分之一」。在一些中國網民看來，藏人要把這麼一塊土地拿去統一管理，簡直是「獅子大開口」的漫天要價。

　　而西藏方面卻否認他們企圖建立一個「大西藏」。嘉日先生在講話中說：「藏族處在同一個行政區域之下不應該看成是試圖建立一個『大西藏』，也不是在為分裂主義充當幌子，而是藏族人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和一個獨特的民族，重建民族的尊嚴，平等地立足於各民族之中的根本問題。」

　　這裡的不同認識在於，西藏人認為他們不是要建立一個大西藏國，而只是要廣大藏區的統一自治，但在一些漢人看來，即使是指自治，仍然可以稱為「大西藏」。

漢族朋友認為大西藏要求不現實

　　一些關注西藏的漢族朋友在私下和我討論時，都對藏方堅持大西藏統一感到不好理解，覺得這樣的要求很不現實。我把郭羅基、彭小明等人的意見綜合起來，大致有這麼幾點：

　　第一，五個藏區的劃分，並不全是共產黨幹的，而是自滿清和民國以來「分而治之」政策的遺產。世界上許多歷史遺產不合理，但是卻成了既定事實，要推翻既定事實是很困難的。國際上的糾紛，凡是涉及到歷史遺留問題，一般都採取現實的態度對待。

　　第二，西藏人不必非要大西藏統一自治不可。如果中共能夠讓他們在小西藏（即指現在的西藏自治區）裡真正自治，就非常不錯了。這樣，拉薩就成了傳播藏傳佛教的一個基地，其他藏區的藏人也可以共享宗教文化傳統，西藏就不至於像現在這樣繼續漢化下去。

　　第三，這些真誠希望達賴喇嘛回歸的漢族朋友擔心，專制成性的中共對漢藏談判本來就缺乏誠意，如果藏方繼續堅持大西藏，剛好給北京找到一個借口，設置談判的障礙。

　　蘇紹智先生和郭羅基先生都在他們的文章中談到，達賴喇嘛當年回答他們有關「大西藏」的問題時，曾表明了一種開放的態度，似乎並不是非要統一大西藏不可。曹長青也曾問過達賴喇嘛關於大西藏版圖的問題，當時達賴喇嘛堅定地說：「他關心的不是版圖、邊界和地盤大小，而是保存西藏的文化和宗教。」

　　筆者也曾在各種場合親耳聆聽過達賴喇嘛講「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可以理解，在一個佛教徒眼裡，邊界和行政區域大小並不那麼重要。不管是大西藏和小西藏，只要能保護藏族的文化與宗教，能給人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就好。

「大西藏」要求的合理性

　　那麼，為甚麼西藏流亡政府要堅持「大西藏」的統一自治呢？從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的保護者來看，要求大西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位藏族詩人充滿感情地告訴我：「我們是一個身體，一個靈魂，即使已被分割，總有一天會重新連在一起。」這是一個民族夢寐以求的理想，這種執著的理想是值得尊重的。

　　特使嘉日在其講話裡，闡述了藏區統一自治的必要性：「今天，西藏自治區境內藏人還不到藏族人口的一半。其餘的藏人生活在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省的藏族自治州，藏族自治縣和藏族鄉。全藏區的藏族人民共享同一個語言文字和文化傳統，就像中國是許多不同的地區統一而組成的一個國家一樣，藏族人民也希望全體藏人生活在同一個行政區域內，這樣他們就有效地，更和平地維護自己的生活習慣，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

　　對此，ＢＢＣ網站上的一位發言者反駁說，中國境內其他一些民族也是分散居住的，如回族、壯族等，只有西藏人為了民族的完整性要求重新劃定邊界，這就「暴露了要求西藏獨立的本意。」

　　事實上，西藏人並不是像有些漢人所懷疑的，為了未來的獨立想把整個民族聚集在一起，相反，他們恰好是因為放棄了獨立，才希望獲得藏區統一自治的回報。鄧小平曾說「西藏問題除了獨立，其他甚麼都可以談論並可以得到解決」，已經失去了主權的西藏人，當然有權提出自己的要求。

不能不提「大西藏」的原因

　　據我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在思想上有個先決條件，即談判就先要談藏區的統一自治。除了民族統一保護獨特文化的理念之外，從流亡藏人現實狀況這個角度來看，他們也不能不提「大西藏」。

　　由於離印度比較近，幾十年來逃亡出來的普通藏人大部份來自衛藏地區（習慣上以拉薩為中心的前藏叫「衛」，以日喀則為中心的後藏叫「藏」），而流亡政府的領導階層，卻大多來自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區，那裡大都是五十年代發生過起義的地方。例如我認識的幾位，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是雲南藏人，特使嘉日和現任台灣達賴喇嘛基金會董事長的才嘉來自四川藏區，外交部官員達瓦才仁是青海藏人。

　　如果不要大西藏，流亡政府主要官員的原籍家鄉，就不在未來的西藏自治區範圍之內了，流亡政府也許就因此失去代表性，經歷過國破家亡之痛的民族又要四分五裂。同時，已經走上民主道路的西藏流亡政府，不能不接受來自議會的集體決議。

　　在《天葬》一書裡，王力雄曾經談到安多青海和康區（主要是四川西部）的流亡藏人的影響力。他分析說：「流亡議會一共四十五個議席，其中三十個議席是根據安多、康區和衛藏三大地區分配的，每個地區各十個議席，那麼任何拋棄安多和康區（哪怕是出於暫時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也不會被議會通過，在流亡藏人中更是會遭到激烈反對。」

回到「十七條」是解決辦法

　　大西藏問題因此被視為難解之結，王力雄評論說：「僅此一點，就決定了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的談判，幾乎永遠無法找到共同點。」實際上，任何解不開的死結都有解決的辦法，關鍵在於中共有無誠意給西藏人真正的自治。

　　根據嘉日先生的講話，「大西藏」只是中藏會談中的一個議題。正如任何議題都是可以討論、以至達成妥協的，「大西藏」問題也是如此。這次嘉日先生公開了中藏會談的分歧，中共方面尚未回應，但我估計雙方還會繼續接觸。只是過去五次會談，沒有拿出一個雙方認可的歷史文本作為依據，因此很難談到一塊去。甚至可以說，外界認為的所謂「談判」根本就沒有實質性地進行過。

　　踏破鐵鞋無覓處，其實，一九五一年雙方簽訂的條約可以視為一個解決辦法。最近，我在〈回歸十七條協議－－中藏談判的可行途徑〉一文中，建議中藏雙方慎重考慮：以十七條協議為依據、為基點，重新開始談判。我分析了十七條的兩個不可偏廢的基本精神，指出十七條為談判基礎對中藏雙方的好處，以及其可行性。

　　也許大西藏問題可以因此迎刃而解。由於五十年前中藏之間沒有清楚的邊界，管轄權也很模糊，當時匆匆制訂的十七條，沒有做明確的疆域劃分。但是，如果雙方同意回到十七條，就可以回到當時拉薩政府實際控制的行政藏區。這個區域的版圖，將比現有的西藏自治區要大一點，但會比佔中國領土四分之一的大西藏要小。未能歸入那個區域的其他藏區，仍然可以視為文化大西藏，在精神上與拉薩連為一體，在行政上作為其他省份的自治州、縣而存在。

　　接下來的中藏會談是否有成功的可能，這取決於雙方的誠意和智慧。盡管中共是這樣一個令人難以信任的強橫對手，盡管談判前景渺茫，但是，西藏人在爭取本民族的利益時，要能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既要考慮歷史因素，也要考慮既成事實，不能只憑感情和主觀願望，而要清醒而理性地審時度勢。

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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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的價值困境

陳彥@chengming
中國於二○○六年十一月剛剛在北京舉辦規模空前的中非峰會，一月底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旋即再次踏上非洲土地。自胡錦濤二○○三年全面執掌中國黨政大權以來，這已是他第三次出訪非洲。

競爭外交
中國最高領導人頻頻訪非的大背景，是中國與非洲的經濟合作近年有了迅速的發展。二○○五年，中國已經成為除美國、法國之外非洲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六年來， 中國與非洲的貿易額由每年的一百億美元增長至目前的五百億美元。由於中非合作的明顯進展，中國一方面通過領導人出訪，具體落實有關措施，鞏固成果，擴大優 勢；另一方面也希望從整體上論證這種成功。即是說，中國非洲政策的成果不僅是中國對非外交實用主義策略的成功，也是中國所信奉的某種國際關係準則的成功。 比如，在去年的北京峰會上，中國總理溫家寶就表示：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是真誠的、無私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目前對非洲的積極進取外 交乃意味著同西方及其他國家在非洲的一種競爭外交。

中國加入非洲競爭，從促進非洲發展的角度來說，應該是一件好事。按照北京峰會的承諾，中國在今後三年內將繼續擴大援助規模，向非洲國家提供五十億美元的貸 款。非洲能夠提供中國發展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市場。中國如能以優惠經濟條件既促進非洲經濟、社會的發展，也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當然值得歡迎。然 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與非洲這樣規模的合作注定是全方位的，也注定不可能是排他的。這也是為什麼此次中國方面表示：中非合作是公開透明的，歡迎其他國 家與組織參與對話的原因。換句話說，今後的中非合作必定是在一個既有世界輿論又有非洲各國國內輿論監督之下的合作。

世界輿論壓力
去年北京峰會期間，中國領導人也已經感覺到世界輿論關於中國可能走殖民主義老路的壓力，於是利用官方傳媒大力批駁有關論調。兩個月後這種壓力不降反升。雖 然官方解釋此次胡錦濤訪非的基本目標是落實北京峰會承諾，但實際上，胡錦濤必須面對眾多的中國不願面對的問題：蘇丹的達爾富爾人權危機，中國工人在尼日利 亞遭到綁架；中國在贊比亞金屬礦的投資造成的社會衝突；中國被指控在非洲投資破壞生態環境；中國向非洲大量出口導致當地失業現象嚴重等等。

任何可以持久的合作必須遵守起碼的價值準則。如何解決此類問題不僅是中國同非洲合作的關鍵性問題，同時也是中國同世界接軌對中國提出的嚴峻挑戰。此類問題 不能解決，中國就無法同非洲長期合作，也就是說，中國在非洲同西方競爭中就很可能很快敗下陣來。那時，中國的任何冠冕堂皇的無私合作的宣示就會站不住腳， 而中國自己就有可能被再次擠出非洲。從中國能源戰略利益的高度來說，這個前景是嚴重的。國際上近年流傳一種「中國模式」的說法，認為中國的經濟起飛乃是一 種經濟開放、政治集權的統治模式的成功，而在對非外交的成功便是這種模式的延長。然而，問題恰恰是目前中國在非洲遇到的困境正是此種「模式」無法輸出的困 境。在一種國際競爭的格局下，中國無法以不干涉內政為由對非洲踐踏人權、種族暴力、專制腐敗的現象熟視無睹甚至放縱庇護。經過殖民與受殖民潮流洗禮的非洲 社會，民主已經深入人心。非洲一些專制政權即使是有意照搬中國模式，也難以付諸實施。非洲不少國家雖然徘徊於專制與民主之間，但總起來看，非洲大陸更靠近 民主。即使在一些專制國家，公民社會業已相當強大，政治對社會、對言論的控制也達不到中國的程度。

非洲問題即是中國問題
在這種大格局下，中國如果有意以「專制集權經濟開放」模式與西方進行全方位競爭的話，實際上競爭還未開展，勝負已經先定。這即是所謂中國模式的價值困境。 中國在非洲所遇到的問題，不僅是非洲的問題，也同樣是中國的問題。非洲國家的人權問題，社會衝突問題，失業問題，生態問題在中國同樣存在。無論是解決非洲 問題，還是解決同類中國問題，採取所謂不干涉、不附加條件的態度，實際上正是助桀為虐，罔顧正義。如在達爾富爾地區的人道災難問題上，如果中國不能向蘇丹 施加足夠的壓力，使其走上聯合國決議軌道上來，中國在非洲將背上為了一己石油之私利，不惜縱容暴力之惡名。對於整個非洲來說，中國如果不能獲得非洲公共輿 論的認同，不能從人權、公義、公開、讓利等基本價值準則出發，將投資與民主、社會保障結合起來，中國將成為非洲國家的眾矢之的，即使在短期內利用某些專制 腐敗政府而得利於一時，遲早也會失去非洲。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在非洲加入國際競爭遇到的問題，也正是中國新階段發展本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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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書劊子手與溫家寳

朱建國@chengming

過街老鼠鄔書林
章詒和就其新著《伶人往事》遭非法禁止的抗議（《我的聲明和態度》），二○○七年一月十九日十二時三十三分在網上一問世，立即「天下風走而響應」，海內外文化人和網民義憤填膺，群起聲援--著名劇作家沙葉新迅即於一月二十日十五時四十八分在網上發表《支持章詒和正告鄔書林們！》--鄔書林頓時由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變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禁書劊子手」。對此，我曾從眾叫好，但在仔細思索了該案背景材料後，卻想冒天下之大不韙，專寫此文來三謝鄔書林。

考驗溫家寶
一謝鄔書林敢於大膽考驗溫家寶。

話說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北京人民大會堂，與出席中國文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座談，突降官腔，大力鼓勵文學藝術家講真話寫真話：「文學藝術要追求和弘揚真善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文藝界要提倡講真話，反映真實的社會情況，鼓勵人們去追求真理。」一時間海內同聲禮讚，皆以為文藝家說真話的時代這一次真的到來了。

孰料，不到兩月，鄔書林就故意逆鱗溫家寶，公然在二○○七年一月十一日全國圖書訂貨會開幕當日，一口氣宣佈八本說真話的書為禁書，名曰「二○○六出版違規書選」，尤其特別坦白：此次禁書的「探花」（第三名）--章詒和的《伶人往事》--之所以要嚴禁，「是因人廢書」，「這個人已經反復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言下之意分明說：儘管《伶人往事》是一本「提倡講真話，反映真實的社會情況，鼓勵人們去追求真理」的好書，但因為一些「同志」不喜歡作者章詒和身為大右派之女，卻始終頑固為右派鳴冤，雖說所鳴皆實事求是，但有損聖祖和「中國特色」之聲譽，此書必須成為禁書。

查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乃直屬國務院的主持言論自由的行政部門，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算得是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的「頂頭上司」，理當有令必行；然鄔書林竟然如此公開與溫家寶唱反調，意味什麼呢？無非三條：其一，鄔書林深知溫家寶所謂鼓勵文學藝術家說真話，實乃言不由衷的官場假話；說一套做一套向來是「有中國特色」的潛規則；宣佈八本說真話的書為禁書，溫家寶高興嘉獎還來不及呢。其二，溫家寶鼓勵文學藝術家說真話，乃未經中央討論同意的個人意見，鄔書林另有更大後台，此乃奉旨糾正溫家寶（恰如當年朱鎔基總理讚央視「焦點訪談」為「群眾喉舌」，中宣部長丁關根立馬糾正為「黨的喉舌」），以求正本清源；其三，鄔書林乃一有勇有謀的「黨內民主派」，故意將現在暗暗進行的「輿論一律」陽謀公開，通過深受海內外讀者敬重的章詒和之新著《伶人往事》被禁，激化社會矛盾，曝光「假和諧」，最終讓專制體制在眾怒難犯的形勢下解除「報禁」或突然崩潰。

這三種猜測哪一種屬實？只要看看溫家寶對此如何應對便可知。若溫家寶對該事件不聞不問，裝聾作啞，則說假話的真面目暴露無遺，其信譽與威望將一落千丈；如溫家寶若過問該事件，則必須為章詒和新著《伶人往事》等禁書平反，或者在力不從心時如趙紫陽一樣揮淚說「我來晚了！」，溫家寶有無這等勇氣與能力？無論如何，此舉都是對溫家寶德才人品進行大考驗的一次難得良機。所以，不論鄔書林此舉動機何在，其客觀效果皆值得感謝。

考驗俞可平
二謝鄔書林大膽考驗「文膽」俞可平。

鄔書林此舉不僅僅在大膽考驗溫家寶，也在考驗總書記「文膽」俞可平。有目共睹，二○○七年一月五日，《新浪》等主旋律網站皆轉載了一篇轟動中外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其作者就是號稱總書記胡錦濤「文膽」的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在近年文網愈來愈密時，總書記「文膽」俞可平忽然出來呼喚民主，讓許多文化人頓起南柯一夢，以為久盼的「大赦」將到，時來運轉。俞文說得真動人：「一些政客則把民主當作其奪取權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義，嘩眾取寵，欺騙人民。在他們那裡，民主是名，獨裁是實；民主是幌子，權力是實質。」「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應當是國家的強制，而應當是人民的同意。」

身為高級文化官員，鄔書林不會不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是篇大有來頭的文章；不會不知道，以研究「治理與善治」聞名的政治學專家俞可平早已是聖眷正隆的文膽，其文意味著總書記現在也需要借光民主。然而，明知如此，鄔書林仍要頂風而上，「因人廢書」，圈禁章詒和，再緊言路。所以者何？莫非是要試一試「文膽」俞可平及其幕後者是否真的在倡導民主？

從事發十天來不見俞可平對鄔書林禁書與章詒和抗議有任何關注，似乎可見俞可平及其主子的真心情，亦可見《民主是個好東西》之真意，並非在於說「民主是個好東西」，而是在強調「民主需要啟蒙，需要法治，需要權威，也需要暴力來維護正常的秩序。」鄔書林「因人廢書」，圈禁章詒和，正是俞可平所稱讚的一種斯文的「民主暴力」--「善治」的「開明專制」。

以為「文膽」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代表俞可平及其主子準備實施民主自由的人，通過鄔書林禁書事件應該清醒了，中共建黨八十六年來從來就沒有諱言過民主，但從來也沒有真正試行過民主--延安時代毛澤東就宣佈要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果建立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五六年毛又在中共「八大」上高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結果是百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一九六一年周恩來與知識分子代表談心，許諾黨將給知識分子創作自由，結果是來了「打倒封資修」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九八四年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宣佈「文藝從此不從屬於政治」，結果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持續二十年不息；此次剛有了溫家寶鼓勵文學藝術家說真話和《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民主宣言」，馬上就有「禁書八本」、圈禁章詒和--真是每頌一次民主就猛來一次專制。的確是「民主是名，獨裁是實；民主是幌子，權力是實質」！

鄔書林「禁書八本」讓人想到以上諸多，能不對他二謝？

逼迫章詒和由謙讓變為勇敢
至於三謝，我要感謝鄔書林「禁書八本」逼迫章詒和由謙讓變為勇敢。

章詒和雖乃著名民主運動領袖、大右派章伯鈞之女，是戲曲研究名家，中國民主同盟的老盟員，但卻一向謙卑膽小安當順民。新世紀來雖有《往事並不如煙》兩本書接連遭禁，她都以一個「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婦」姿態聽之任之。人以為她必將如此逆來順受到老。沒想到，此次鄔書林「禁書八本」竟讓她一反常態，「衝天一怒護奇書」，煥然一新，大膽走上了維權護憲之路，強烈抗議鄔書林及其後台機構非法剝奪公民出版自由-- 章詒和霹靂雲天：「再鄭重地重覆一遍：我不會放棄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維護，因為它維繫著一個人的尊嚴和良知。鄔先生的行為是違反憲法的！從精神到程序，他都沒有遵守。官場可以盛行『一致通過』，面對領導人可以做到『聆聽教誨』；與此同時，是否也可以給草民騰出一點兒空間：給他們留下一張嘴，叫他們說說；給他們留下一枝筆，讓他們寫寫。和諧社會的搭建不是靠勒緊，它需要的恰恰是鬆動。」

章詒和的護憲檄文震撼人心：「前兩本書的被封殺，我均以『不在乎』應之。但事不過三。這次，我在乎，很在乎！鄔先生，告訴您：我將以生命面對你的嚴重違法行為。祝英台能以生命維護她的愛情，我就能以生命維護我的文字。」

是啊，古有祝英台，今有章詒和--對自由共生的愛情是一種更偉大的情愛！

章詒和此行創造了一個新名言：「遵守憲法的首先該是政府。」--政府其實總是違憲的首惡！

泱泱中國知識界，有多少人曾像章詒和一樣，一向以溫良恭儉讓任憑專制凌辱，以為只有這般「理性」，「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實。」但新年二○○七忽然給了章詒和新的啟示與勇氣，章詒和一反示弱之道，如同焦國標討伐中宣部，如同李大同抗議團中央，也成為了一名維權壯士！

一個章詒和站起來了！千萬個章詒和在緊跟！

這是何等壯觀的民主自由共生景象！

作為引發這一壯觀景象的導火線鄔書林，難道不該值得人們感謝麼？

特此三謝鄔書林！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52/352spfeature/spfeature07.html

21世紀人類面臨的威脅

阮銘@chengming


羅馬俱樂部的報告《私有化的局限》，開卷就是一個警號：「謹防極端」！指出今日人類面臨的威脅是極端主義。報告指出：

「這個世界正因走向極端而遭受痛苦：

--在一個富足的社會裡卻一味讓極端貧困持續；

--極端不平等引發仇恨和絕望；

--政治和宗教極端主義分子試圖用暴力和恐怖襲擊來『拯救世界』；

--基於落後工藝的無節制增長正導致生態災害。」

報告主要內容是通過世界各國公共建設的大量案例，證明缺乏政府管理和公民社會監督的私有化，導致對公眾利益與生態環境的損害。但這個世界走向極端而遭受痛苦的因素，不止是私有化。全球化的迷失，恐怕是世界走向極端更重要的因素。

‧世紀兩個寧靜革命
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人類創造了兩項巨大的歷史進步，即兩個寧靜革命。

第一個是寧靜的民主革命。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從南歐開始，迅速擴展到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又回到歐洲，使柏林牆倒坍，龐大的蘇聯、東歐帝國瓦解，在全球大部分國家終結奴役制度，讓全球大多數人民獲得自由。與以往經歷戰爭與暴力的革命不同，這次遍及全球的民主化沒有流血，是寧靜的民主革命。

第二個是寧靜的科技革命。有趣的是，這場巨大的科技革命，起因於美國列根總統的「國家戰略防禦」（即「星球大戰」）計劃。但星球大戰沒有發生，為星球大戰研發的軍事科技轉為民用起動的科技革命，使人類從現代工業社會寧靜地跨進現代信息社會。

這兩個寧靜革命，奠定了全球化時代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按理說，在這樣的基礎上進入的全球化時代，應使民主和科技進步推動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環境的均衡發展，使人類社會更自由、更平等，使每個自由人的生命力、創造力獲得更充分的實現，構建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美麗新世界。「全球化」迷失方向

然而，現實中的「全球化」迷失了方向。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過：「你本來想走進某一個房間，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你發現「全球化」的現實不是更自由、更平等，沒有使人的生命力、創造力獲得更充分的實現，也沒有走向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新世界。

現實中的「全球化」，是全球勞工和中產階級地位下降，少數豪門巨富與權勢者寡佔「全球化」的利益，形成貧富兩極化的所謂「Ｍ型」社會。也就是羅馬俱樂部報告指出的，「在一個富足的社會裡卻一味讓極端貧困持續。」

在「全球化」現實中迅速崛起的中國是一個典範。由於大量自由國家的資本、資源、資訊、技術、人才挹注中國，同中國開放式新奴役制度下的不自由廉價勞工相結合，製造各種產品暢銷全球市場，使中國的GDP增長全球第一。但據世界銀行的分析報告，二○○一年至二○○三年間，中國經濟每年以近百分之十高速增長，但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最貧窮的百分之十，實際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二點四。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發現，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更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中國窮人已經不僅集中在經濟不發達的農村，而且分佈全國各地，不僅在農村地區，也在各發達地區的發達城市。城市的貧困群體，由於生活費用高，比農村的貧困群體更難過。

這就是說，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帶來的利益，被少數人佔有，沒有為多數人帶來幸福，沒有帶來人與人、人與自然得以永續發展的環境。所以現實中的全球化，只是片面的，或者應稱之為半開放、半封閉的「半全球化」：可以在全球通行無阻的，是跨國大企業、大財團的資金、資源、資訊、科技、專業人士以及政府官員、豪門顯貴，也就是資本和權勢者的全球化。絕大多數辛勤工作的勞工和中下階層，並沒有全球流動的自由，出國做苦工要籌措重金買通「蛇頭」，冒著生命危險歷盡千難萬阻才能「非法偷渡」海外！

這不是自由、平等、開放的全球化，而是半自由、半奴役、半開放、半封閉，對少數人自由開放，對多數人奴役封閉的不平等的「半全球化」，造成權力與金錢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使多數人陷於貧窮與無權地位。這就產生一個吊詭現象：科技革命與全球化，本來應當提升全人類的生命力與創造力，自由與平等，創新精神與流通效率，在全球擴展自由勞工制度，使奴役制度下的勞工擺脫奴役枷鎖，獲得自由、尊嚴與平等待遇。而現實中的全球化卻讓已經獲得自由、平等、尊嚴的自由國家勞工失去自由、平等、尊嚴，套進不自由、不平等、失去尊嚴的枷鎖。一九四○年代海耶克（Hayek，Friedrich A. Von）寫過一本《走向奴役之路》，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是「走向奴役之路」。今天現實中的半吊子「全球化」，製造著貧富兩個極端的「Ｍ型」社會，正是二十一世紀的走向奴役之路。

貧富兩極的Ｍ型社會
日本有一位「趨勢專家」，名叫大前研一，最近出了一本書《Ｍ型社會》，在台灣十分暢銷。這本書很有趣，書的主旨是論證貧富兩個極端的「Ｍ型」社會在「全球化時代」的合理性和永恆性，讓趨向貧窮一端的中下階層放棄提升自己地位的願望以免失望；但作者又申明他的書「是為百分之八十的中下階層寫的」。

大前研一說：「認為你只要靜靜去做，就會加薪、升遷，這個大前提在全球化時代已經完全崩坍！因為中國以低廉工資為武器在後面急起直追！所以日本也必須降低成本，讓社會發生質的變化，即所得階層兩極化，中產階級消失，中下階層平均所得與物價雙雙下滑。中產階級下降到中下階層的將一生在中下階層，不再往上流動，日本的年功序列主義將徹底崩潰。」

如此說來，下降到「Ｍ型」社會中下階層的中產階級，不是前途無望了麼？大前研一發明的安慰劑，是「分隔Ｍ型社會的兩種消費方式，讓中下階層滿足於價格便宜的低消費。」

大前研一說：「東京有兩種商店，一種在東京市內高級住宅區『自由之丘』的精品店（Interior Shop），賣意大利、北歐、日本製造的高價商品。另一種是『百元商店』，如『自然廚房』（Natural Kitchen）。」大前研一創造了一個「感覺中上階層，價格下流階層」的「新概念」，那就是：「拿著精品商店的樣品到中國，要求依樣畫葫蘆大量生產，賣一百日元，還有二十五日元利潤。」大前研一形容這樣的消費方式「價格便宜，感覺如在『自由之丘』。」

大前研一的「Ｍ型」社會，是人類歷史上奴隸社會的現代版。上層的奴隸主貴族永遠在上層，下層的奴隸勞工永遠在下層。這種現代奴役制度在中國已經形成。大前研一說的利用中國廉價勞工大量複製日本精品商品的樣品，指的就是利用中國被奴役的「農民工」。「農民工」是中國開放式新奴役制度獨創的一種身份，他們從貧窮農村到城市工廠、工地打工，不分晝夜建造高樓大廈，為全球廠商製造大量從廉價到昂貴的各種產品行銷世界各國，為全球富豪和中國權貴創造巨大財富；而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永遠是被剝奪平等國民身份的「農民工」，也就是現代奴隸勞工。

中國現代奴役制度的廉價勞工
最近美國的「中國勞工觀察」組織和「全美勞工委員會」公佈一份報告，披露了這個聖誕節銷售量高居美國娃娃市場百分之四十的玩具娃娃「布拉茲」（Blythe）是怎樣生產的？報告說：中國製造一個布拉茲娃娃的工資是十七美分，是售價十五點八九美元的百分之一。中國工人一天工作時間是十三到十五小時，每週平均九十四小時，工人累得半死，每小時工資僅五十一美分。工人生病，不但病假無工資，一天病假倒扣三天工資。工人被強迫完成苛刻的定額，不完成定額不准下班。工人生活條件極為惡劣，十多名工人擠在一間無淋浴設備的小房間內。

報告還說：市場上有一種「中國價格」的說法，就是把價格越壓越低。美國的大型連鎖商店也參與施加價格壓力。

這樣的事實中國到處都是，對中國現代奴役制度來說不是什麼秘密。區別只在於：美國的「中國勞工觀察」組織和「全美勞工委員會」認為這種事實違背人權，應該改變；而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及其擁護者認為這在「Ｍ型」社會是天經地義，應當永遠存在！

因此，大前研一的「Ｍ型」社會「新概念」可以概括為：在中國利用「取之不竭」的奴隸勞工（「農民工」）大量複製昔日先進國家精品商店的「樣品」，滿足全球中下階層窮人的生活需求；在先進國家複製今日中國貧富兩極分化、不平等、不自由的「Ｍ型」社會。這是因為，當大量中國廉價商品佔領全球先進國家市場時，先進國家也就跟著中國進入勞工失業、工資下降、中產階級消失，貧富懸殊，不自由、不平等的「Ｍ型」社會。

大前研一提出這樣的「新概念」可以理解，因為日本在歷史上曾經是最善於模仿、複製先進國家「精品」的國家。美國的電腦，美國的汽車和機電產品，歐洲的名牌衣飾，日本都能精心模仿並以大量生產降低成本擊敗被模仿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對此曾有批評，他說：「日本在物質上獲得成功，是以損失其生命力和創造力為代價的。一個國家即使像日本那樣成功地效法西方，它是除了在無從釋放新的創造能量的基礎上，僅僅擴大被模仿國機器生產的貨物數量，其他便一無所獲。」

但日本昔日的模仿、複製致勝術，今天已無法同中國開放式新奴役制度下的廉價勞工相競爭。日本經濟經過失落的十年（Lost Ten Years），已經超越湯因比批評的時代。日本經濟學家櫻井真（Makoto Sakurai）指出：今天的日本已是強調R&D（研究與發展），徹底實施產品差異化以提升全球市場競爭力的國家。以豐田（Toyota）汽車為例，今年（二○○七）全球生產八百萬輛，其中在日本國內保持穩定生產三百萬輛。國內生產的這三百萬輛，是以高價位、差異性高的產品為主。這是日本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新生，從「日本製造」（Made in Japan）提升到「日本創造」（Creativity of Japan）。

‧世紀人類命運的選擇
新上任的美國第一一○屆國會，也提出與大前研一「新概念」不同的方向。美國歷史上首位女議長裴洛西在新國會發表演說，宣佈將提出一百小時立法議程，回應「要求變革」的美國選民，「優先啟動」的項目是：

--提高最低工資。

--鬆綁聯邦對幹細胞研究的經費限制。

--降低大學生就學貸款率。

--終止對大石油公司的補貼並為替代能源研究提供獎勵措施，等。

裴洛西說：「新國會將引導一個新的方向，一個為所有人民服務，加強中產階級的新方向。」

於是我們看到了兩種方向：一種是鼓勵創新，重視學習和研究新知，加強中產階級，提高全民的生活水準。

一種是鼓勵大量複製過去，壓低勞工成本，製造貧富兩個極端，為少數大資本集中財富，消滅中產階級，降低多數人生活水準。

二十一世紀人類命運將取決於選擇何種方向。

美國《時代》雜誌在方向選擇上，似乎徬徨不定於二者之間。去年年底選擇二○○六年「封面風雲人物」時，放棄了一度打算選擇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最終選中了「在Web 2.0平台上自由馳騁」的一代新人「YOU」！《時代》雜誌指出：透過新一代的Web 2.0平台，多數人將從少數人手中奪取大權，創建出一種全新型態的「數位民主」，爆發出無盡的生產力和創新力，不僅將改變世界，更改變了「改變世界的方式」，因此今天的風雲人物非「你」（YOU）莫屬！

但接著《時代》雜誌又在二○○七年一月以「中國世紀」為「封面故事」，稱中國已成為「新超強」，正處於「新王朝的開端」，使二十一世紀成為「中國世紀」。《時代》雜誌還說：「美國因處理中東問題不當，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中國正好趁機填補權力真空，取代美國的區域霸主地位。在非洲及拉丁美洲，中國影響力也快速擴張中。」

《時代》雜誌的第二種選擇，正好符合中國新奴役制度擴張的全球戰略。去年五月十一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前言《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發展前景的展望》宣稱：「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不僅頂住了蘇東劇變的巨大衝擊，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走出低谷，逐步走向復興。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必將被中國領導的社會主義全球化所替代。」

走向奴役還是走向自由？
這裡必須指出，「中國領導的社會主義全球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學說，既非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亦非現代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實踐，而是「鄧小平理論」的假社會主義，即中國開放式新奴役制度。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是假，其餘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皆真。中國特色的假社會主義，是極端民族主義，是極端不平等主義（「農民工」、「Ｍ型」社會），是一黨專政主義，是社會法西斯主義。

假如真有一天「中國領導的社會主義全球化」替代了「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那就是新世紀走向奴役之路，是人類歷史的大悲劇。二十一世紀人類面對的，正是「中國世紀」的威脅。

二十一世紀「中國領導的社會主義全球化」與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全球民主化浪潮，代表兩種對立的價值觀：

走向奴役，還是走向自由？

走向壓迫，還是走向平等？

走向仇恨與暴力，還是走向愛與和平？

走向生態災難吞沒全球，還是走向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中國新奴役制度也講「和諧社會」、「和諧世界」，那是權力者與奴才、霸主與屈從的「和諧」。

中國新奴役制度也講「民主」，什麼「民主是個好東西」，發表《關於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那是一黨領導、一黨專政、權力集中於「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好東西」！

這一切，統通都是用來欺騙世界、麻醉國民，以擴張其「中國領導的社會主義全球化」的權勢。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再次處於走向奴役與走向自由的十字路口：

或者是世界縱容中國開放式新奴役制度的霸權擴張，讓中國極端主義改變世界，這就是人類走向奴役之路。

或者是世界改變中國，結束中國的開放式新奴役制度，同時也救出自己，共同走向自由，使二十一世紀成為人類自由世紀，而不是「中國世紀」。

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台北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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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O7年的幾件大事

藍薔薇@chengming

新的一年剛剛過了一個月，這時候來估計這一年將會發生的幾件大事，相信還不致於太遲吧？這幾件大事，一般人都會預見，但對它們為什麼會被視作為大事，其影響如何，則並不深究，再作思量。其實，這幾件大事，只不過是一些事態發展的開端，足以影響以後的四五年，是不能不細心觀察，藉以測算未來的。

曾蔭權在競選中提出的政綱
第一件大事，是曾蔭權連任特首。他的連任是任何人都可以判斷的，為什麼也算作是大事呢？

一、這是回歸以來，特首選舉是首次有競選對手的。梁家傑當然不能贏得選舉而當選，但卻在競選過程中，在政綱上與曾蔭權展開辯論。倘若在這辯論中，曾蔭權處於下風，即使當選也影響了民望，給他在當選後的施政造成困難。因此，他不能不認真對付。

尤其是在他接任董建華之後，民望持續下跌，他不能不利用這次競選來挽回頹勢。連任的五年，是他在政壇的最後五年了，為了歷史上的名聲，不能不全力以赴。所以，他的政綱馬虎不得，既要能給予港人願景，又要能執行兌現。這的確是考驗政治智慧的一項試題。

港人從他發表的政綱，亦可探視他的政治智慧以及未來四五年特區政府的施政方向。他不必假大空去拉攏選票，但如搞出一個假大空的政綱來，港人就不能不小心香港的前景了。假如他是實事求是的，港人也就可以預見未來幾年的發展。

三司十一局的新領導班子
二、曾蔭權連任後，所組織的是一個怎麼樣的三司十一局的新領導班子？他接替董建華時，這領導班子原封不動。這顯然不是他的意願，而是北京當局為了減少震盪，下令只換特首一人，其餘三司十一局一成不變。

這一次曾蔭權是否會有一個新班子呢？當然，他不能完全抗拒北京當局的意旨，但是否也有一些迴轉的餘地呢？從他長期的公務員背景來說，相信他對原來由港英培植的公務員，在信任和了解上，都會多於公務員隊伍以外的人。但他又說過「親疏有別」這句話，推測這句話不是自己的話，甚至可能是北京指示的原來的語句。這親疏的標準，就是北京的標準，就是親北京所親、疏北京所疏。這次他組織新的領導班子，是進一步貫徹還是陽奉陰違「親疏有別」？

從這新領導班子的組成，也可探測未來幾年特區政府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本港和國際對回歸十年的評價
第二件大事，是回歸十周年紀念。把這紀念視作為大事，並不是慶典舉行得怎樣隆重盛大，而是與其有關的兩項。

一、在這回歸十周年的前後，本港與國際有關這過去十年的評價，必會很熱烈。在這些評價中，一方面從各種政治力量對香港過去和未來的取態，得到概括性的意見；另一面，也可從這些取態中，了解得這些政治力量在香港事務上輕重緩急的策略和路向。

二、北京在此慶典中的姿態和言論。據聞，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會親臨主禮，並為特首和三司十一局監誓就職。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出現，姿態不可謂不高，但更要看一些什麼官員陪同而來，接見一些什麼港人，發表一些什麼與香港有關的言論。被接見的港人，與過去是否有別？由此將可窺見「親疏有別」有什麼變化發展。胡錦濤過去對董建華的訓示，已透露了董要下台的端倪；最近，又強調要搞好特首的選舉，也是「有的放矢」。他是一個善於養晦韜光的人，微言中常有大義。

今年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
第三件大事，是今年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這次區議會選舉，是明年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兩者的得失有直接的影響。

上一次區議會的選舉，泛民主派挾○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人「反對廿三條」大遊行的餘威，取得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勝。未來十個月的政治形勢和社會氣氛，還未能完全可以逆料。但以目前來說，泛民主派的旗艦民主黨，聲望下跌而未有回升，內部紛爭未見完全平息；公民黨的聲望雖然不錯，但地區的蛃琱u作開展不大；社會民主連線有極左偏激傾向，尤其是在泛民主派的聯合陣線中，只求突出自己，不理協調。假如這些缺點不盡快補救克服，必會影響區議會選舉的戰績。

連任的曾蔭權和親共保守派，也必會利用泛民主派的弱點缺點，積極部署，發動強大的攻勢。泛民主派特別要警惕抹黑的負面新聞。

金融市場向國內開放的震盪
第四件大事，是香港金融市場向國內開放。上月中旬，本港的專題小組向曾蔭權提交了一份《行動綱領》，主要的內容是建議本港和內地金融體系，要「互補、互助、互動」，尤其是鼓勵內地資金「走出去」買港股，引入「外匯自由行」，容許內地居民自行匯錢來港投資，等等。這些建議雖仍未落實，但逐步落實的可能性很大，必會給香港金融市場帶來很大的衝擊。

去年底與今年初，香港股市大起大落，港幣兌換人民幣跌破了一比一，股市成交額大增而大量是國內流入的資金。可以預見，當上述的《行動綱領》逐步貫徹時，香港股市更為熾熱，有更甚的大起大落，股市的波動幅度既大而又頻密。國內資金龐大，而且官商不分，官商勾結，且往往與貪污腐敗結合，毫無監管，飽食高颺，本港中小股民全不是敵手。

過去經驗證明，股市的波動損害了中小股民（亦即中下層居民）的利益，引發憤懣，造成社會不安，一與其他事件結合，便會引致騷亂。這些騷亂雖然只是一時和小規模的，也會影響繁榮和安定。

中共十七大、維權和奧運
第五件大事，是中共的十七大將在今年十月舉行。這雖然只是國內的大事，但也必然對香港有所影響。

這次十七大，將會決定明年春人大所決定的政府人事變動。胡錦濤和溫家寶不但要連任國家主席和總理，還要徹底清除江澤民留下的舊勢力，達到鞏固和全面掌握權力的目的。胡錦濤已逐步讓嫡系的團派上位，佔據了不少部、省、市的重要位置。這次十七大，是要全部佔領了。

香港的商界和政界人物，都與內地官員有人脈關係。國內人事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到這些人脈的變化，失去舊人脈的要急於建立新的人脈。這也是一種另類的權力鬥爭。

此外，國內的維權事件持續不斷。明年奧運會將在北京舉行，國際、海外、國內民運人士，必會利用此機會，爭取中國人權的改善。針對維權和奧運的人權活動，中共必會加強打壓干擾。香港是最接近國內而有較大自由的地區，支持維權和爭取人權的國際、海外、國內人士，必會使用香港這個跳板。中共也必然嚴禁香港發生這樣的作用，一定會透過特區政府去打擊，因而也會對香港本身的自由人權作出限制。這些情況，今年只是一個開始，明年才是白熱化的階段。

泛民主派切忌急躁冒進
從上述各大事來看，香港的○七年將不會是平靜的一年。除了金融問題外，其他的都似只是政治上的事件。但政治必然會影響經濟，尤其是與金融的震盪同時發生，經濟上也會出現震盪，影響了民生。

在這樣的背景下，泛民主派切忌急躁冒進，要實事求是，穩打穩紮，只求小勝，反倒退，不要只著眼選舉的勝利而增加議會議席，卻須著眼公民意識的提高和公民力量的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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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被禁的八部文學作品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一月十五日的宣傳和出版工作會議上宣佈近期出版的八本書禁止發行。

被禁的八部文學作品簡介如下：

曉劍的小說《滄桑》（上海文藝出版社二○○六年版），時間跨度從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刻畫了霍達東如何帶領農民造反，靠砸倉搶糧、游擊而成為共軍將領；一九四九年之後，當上副省級高官的霍達東卻完全不適應毛澤東時代的官場，最後落得功敗垂成。

朱凌的報告文學《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海南出版社二○○六年版），記錄了民權活動人士、民間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坎坷經歷，他連續十二年自薦競選，屢敗屢戰，永不退縮；他在人大會議上敢於一次次大聲地喊出「我反對」！

章詒和的《伶人往事》（湖南文藝出版社二○○六年版）。通過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的浮沉，寫出了那些名動一時的戲劇名角怎樣被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所淹沒，京劇這門古老的藝術又是怎樣在中共政權的糟蹋下凋零。京劇的輝煌聲明由一代名角譜寫，文化革命革掉了名角和京劇的命。

國亞的回憶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二○○五年版），講了一個家族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沉浮（一八五○年--二○○四年），有評論稱之為「一部能讓千百萬人流淚的人民信史」，特別是作者記述他所經歷的一九八九年的學運。

袁鷹的回憶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中國檔案出版社二○○六年版），以親歷講述了《人民日報》在一九四九年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角色，批判《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運動、胡風事件、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等重大歷史事件；記錄了反右中巴人、徐懋庸、吳祖光等人，文革中的鄧拓、吳礡B廖沫沙、夏衍、唐弢、孟超、陳笑雨等人的悲劇命運；還記述冰心、胡喬木、周揚、林淡秋、袁水拍、趙樸初、趙丹等人的經歷和思想狀況。其中的真相和是非，加上作者多年來珍藏的信件、手稿、照片，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曠晨編的《年代懷舊叢書》，分為五○年代、六○年代（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二○○六年版），七○年代和八○年代（廣西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記錄了五○年代的沒收官僚資本、控制物價飛漲、抗美援朝戰爭、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躍進運動、西藏和平解放、創建人民公社，廬山會議；六○年代的饑餓記憶、學習雷鋒、學大慶、學大寨、原子彈爆炸、文化大革命、破四舊、大串聯；七○年代的上山下鄉，批林批孔、周、朱毛死亡、天安門事件、「四人幫」的垮台、中越之戰、平反冤假錯案；八○年代重大新聞事件、有影響的電影、電視劇、歌星、書籍。

胡發雲的小說《如焉》（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二○○六年版），觸及網絡時代的真實中國，記錄沙士危機和孫志剛事件中的眾生態，有官場的黑暗，官權的謊言，官員的勢力，也有知識分子的犬儒化，老一代的深切反思，中年一代良知者的吶喊。

朱華祥的小說《新聞界》（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二○○六年版），記錄了中國新聞界的種種醜態，被評論界譽為新聞官場現形記。

這些被禁作品，或挖掘荒謬而殘酷的歷史，或直面其他作家不願正視的現實，史實大都是黑色的，人物命運大都是悲劇，即便有喜劇色彩，也以「黑色幽默」為主。其中，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和胡發雲的《如焉》，很受歡迎。兩部著作在新浪讀書頻道連載，得到諸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高度評價。

民企原罪爭議的貨後

吳俊@chengming

一九八九年，江澤民曾經說過「80%以上的個體戶都是靠不住的」，還說過「要讓私營企業傾家蕩產」。為什麼這位當年的黨國新貴如此痛恨私企呢？箇中原因，卻並不是現在所說的「民企原罪」，而是有一些私企的業主居然在大是大非面前站在了支持「動亂」、「暴亂」的「錯誤立場」上。按照這位前總書記的政治邏輯，這些業主明明是靠了「黨的富民政策」才發家致富的，卻膽敢在黨有危難的時候不思報效，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時候還沒有發明「原罪」這個詞兒，所以，江沒有說明是要讓一部分私營企業還是要讓所有的私營企業傾家蕩產，也沒有說明要用什麼罪名去讓他們傾家蕩產。到了一九九二年，老鄧南巡要求大力發展私營企業，江澤民也就漸漸把這個「傾家蕩產」的莊嚴宣誓忘得一乾二淨了。

民營企業是否有原罪？
然而從那以後，關於「民企原罪」的話題卻逐漸成了一個越來越熱的話題。每隔一段時間，官、商、學界就會為此爭論不休，民間的反應也非常的火爆，觀點對立的雙方都帶著濃烈的火藥味。當人們在談論貧富差距、分配不公的時候，在談論產權改革、民進國退的時候，總會有一些人有意無意地將話題扯到「民企原罪」上面去。每當有款爺犯案、富豪落馬的時候，如牟其中、賴昌星、楊斌、劉湧、周正毅、顧雛軍們令人難忘的垮台，似乎也總是在提醒人們私人資本和民營企業都是不乾不淨的。

「民企原罪」說的謬誤
說民營企業有原罪，在理論上，它來源於「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馬克思主義正統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如果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既是剝削的產物，又是剝削的工具，它產生於剝削又用之於剝削，因此，任何私人資本當然都不可能是先天清白的，也永遠不可能在循環增值的後續過程中被人為漂白。依此馬克思謬說，「民企原罪」的命題自然也就絕對正確、無可爭議了。然而，如果真是這樣，那鄧小平以來的開放搞活、市場化改革就不僅是從頭錯到尾，簡直是明知故犯、罪莫大焉了。所以，反對民企有原罪的人（如改革領袖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理所當然地要將一頂「否定改革」的政治帽子扣到對手的頭上去。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民企原罪」之爭與防左反右、姓社姓資的中共意識形態衝突總是脫不了干係。

藉否定民企原罪掩蓋真罪行
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主流派」的經濟學家們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們認為私人資本不僅前世沒有原罪，連剛剛犯下的新鮮的現行之罪也都可以通通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似乎只要輕飄飄地說一句這是「改革的代價」，是「發展中的問題」，就可以把一切罪錯就此放過。為了「改革」、為了「效率」、為了「先進生產力」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了GDP和財政收入，當然也為了設租尋租、為了更方便官員貪污受賄和更有利於黨政部門壯大「小金庫」，他們不僅要不拘一格地招商引資，還要想方設法地幫黑金洗白、將贓款脫罪。他們主張對來路不明的資本一律實行「大赦」、「特赦」，只要進入「改革與發展」的官方流程，就可以一概不追究；非但不追究，甚至還要賦予它們平民們連想都不敢想的各種優惠待遇（河北、福建、河南等地方均先後出台過有此類曖昧條款的所謂投資優惠政策）。

不法資本、不法收益應予追究
今天，如果我們承認財產權是一項基本人權，如果承認個人擁有佔有、使用、處置自己私產的基本經濟自由，那麼，馬克思對私有制的抨擊就不值一駁，一切資本均來源於罪惡的「民企原罪」之說也就是無稽之談。然而，說資本沒有原罪，卻絕不等於說它就能終生免疫，就可以永遠不犯現世之罪。眾所周知，中國的一些「紅色資本家」是靠貪污受賄、私分國企、官商合謀、造假上市等等手法發家致富的。即使是按照中共當局制定的並不完善、並不健全的現行法律，也足以認定某一些人的某一些資本是不法資本、某一些人的某一些收益是不法收益，對之進行事後的法律追究與經濟清算無可厚非。所以，「民企原罪」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十足的假問題。拿了黑金贓款去冒充私有資本的就是罪，作奸犯科觸犯了刑律才有罪，除非有案在身、有證可查，人們當然沒有理由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搞有罪推定。

揭穿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詭計
既然民企無所謂原罪，那麼，那些要求「赦免」的論調就是包藏禍心的將錯就錯，是試圖拿一個假問題去解除某些人的真罪行，大有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惡意。他們的理由，一是說因為中國「法制不健全」，許多民企的「原始積累」都有政治和法律上說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處在罪與非罪之間；二是說儘管有些民企的早期資本曾經與犯罪有牽連，但年深月久已經無從追究，一旦追究又怕引起富人恐慌、撤資外逃；三是說那些犯過一些小罪的大資本早就改惡從善、造福於民了，他們靜悄悄地以改革與發展之功贖清了貪贓枉法之罪，何必還得理不饒人地糾纏那點陳年醜事呢？

「赦免權」只應屬於人民
這些理由，倒也貌似有理，其實卻說不過去。第一，它故意混淆了政治罪與經濟罪之分，將突破政治禁區的改革收益如小崗村民的承包收入與某些貪官奸商的犯罪收益如貪贓枉法、坑蒙拐騙的收入混為一談；二者雖然均有「違法」之嫌，其性質卻大不相同，前者該受鼓勵而後者卻應追究。第二，它大大低估了中國民眾的判斷能力，以為人們就必定找不出一種辦法、一種機制去把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分辨清楚，似乎為了不冤枉好人就必須要放過壞人。第三，它嚴重蔑視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即使不法資本功大於罪的說法成立，即使「赦免」比清算對中國社會更加合理，但是，這個「赦免權」只應該屬於已經擁有了民主權利的廣大人民，而不可能讓昔日的犯罪者及其同盟者自說自話、自行赦免。

挑起姓社姓資之辯與保護黑金
歸根到底，「民企原罪論」的雙方周期性地進行一場接一場的熱鬧爭論，如此折騰，無非是一邊有人要借這個假問題挑起姓社姓資之辯，以便利用普通民眾對貪污腐敗的不滿來加緊左傾回潮，復歸馬列原教旨主義。另一邊有人要借用鄧小平「改革新教」的政治教義，來混水摸魚混淆視聽，以便將某些權貴們巧取豪奪的黑金贓款合法化。這才是問題背後隱藏著的兩個真問題。

這兩個真問題倒是切切不可小視。它們產生於一種極其嚴峻的社會背景：中國特色的「改革與發展」不僅僅造就了超過三百萬的先富階層（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正是民營企業主），也不僅僅讓超過一千萬的貪官污吏們佔足了便宜，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一個至少包括二千萬下崗工人、三千萬失地農民（也可以稱為「下崗農民」）的絕對困難群體，而十多億的城鄉中低收入階層從「改革與發展」中的獲益也與他們的人數極其不成比例。由於高層官僚的貴族化、中層官商的附庸化、基層政府的流氓化、底層民眾的貧困化，使得中國社會已陷入了嚴重的貧富懸殊、利益對立、階層分裂的狀態。在此嚴峻情形之下，是左傾復辟、集權升溫、逐步背棄改革？還是罔顧公平、讓權貴奸佞們把改革的便宜佔到底？還是挖肉治瘡、刮骨療傷，將有致命缺陷的改革引向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正義航向？這就是「民企原罪」問題的政治實質。

廓清「原罪」引入民主的重要性
目前，底層民眾對以官員、富豪為代表的上流社會不僅缺乏基本的信任，甚至於仇官、仇富的現象時有顯現，極端民族主義、平均主義、無政府主義不時抬頭。我們看到，一些「突發性群體事件」經常會成為自發性民粹主義的表現平台。在那裡，有著強烈的不滿、普遍的怨憤、盲目的仇恨、兇險的戾氣，人們盡情地發泄對官僚機構、上層社會和現行政策的不滿。一些代表上層社會和官僚機構的象徵性物品，如一部奔馳或寶馬汽車、一個吉利的車牌號、一個口出狂言的官員、一件生活奢侈品、一個荒誕不經的謠言，都會引起民眾的激憤情緒。人們恨屋及烏，由對權貴與奸商的不滿，擴展為對私有制、經濟自由主義、WTO、全球化的不滿，甚至將對現行當局的不滿扭曲為對毛澤東時代的虛假回憶和不實頌揚。如不及時地廓清「原罪」的迷霧，如不果斷地引入民主法治的機制，遲早會有左、右都討不到好的那一天。這種現狀再一次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在自由與極權、市場與專制、法治與黨治之間，任何共生狀態都是脆弱的。在發展與穩定、公平與效率、財富與分配的衝突中，任何非民主的解決方案都必然後患無窮。

帶原罪的是專制政權
原罪這個詞用在私有經濟的身上毫無道理，但是，用在專制政體的身上倒是恰如其分的。所有的專制政權，不論是從列祖列宗那裡繼承的，還是從「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那裡傳下來的，它最初的前世淵源，總免不了殺人放火、成王敗寇那一套。就以當前的中共政權來說，其前身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戴罪之身」。從南昌到井岡山、從江西到陝西，當它還是四處逃竄的「流寇」的時候，即以背祖滅宗投靠蘇俄為榮、以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為生。當它立足延安偏安一隅當了「坐寇」的時候，又一面忙不迭地內部「整風」血腥清洗，一面消極抗日積極叛亂，甚至還偷偷摸摸地做過種鴉片販毒品一類令人不齒的罪惡勾當。說它有原罪，這是一點也不為過的。可是，它卻偏偏有意遺忘了其前世的罪孽，從來也沒有打算要以謙卑的姿態求取人民寬恕，以贖罪的行為實施自我拯救。它一心要超度別人，卻不知道最需要自我救贖的正是它自己。今天，那些敢於犯下現行之罪的不法資本，所依靠的就正是這個有原罪在身的專制政體。中國的一切問題，也端賴於首先把專制政治的罪惡洗涮乾淨，只有它不再犯罪，才有可能解決其他一切的罪與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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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民主 擴展軍力 中國的政軍政策

楊力宇@chengming

近年中國向俄羅斯購買大量先進軍備，積極研發新型武器，軍力大幅成長，引起台灣、美國、日本及其他亞歐國家的關切。

中國飛彈摧毀衛星
今年一月十一日，中國軍方首度成功地試驗發射可以攻擊衛星的飛彈，精準地擊落在太空軌道運行的一枚中國氣象衛星，震驚美日等國。

美國情報機構及軍方最近一直在追蹤中國的反衛星飛彈之測試。此一訊息於一月十六日首先由美國《航空與太空科技周刊》報道，白宮國家安全會議隨即證實。根據美方的資訊，這是人類首度由地面基地發射飛彈，摧毀在軌道上運行的衛星；發射時間為十一日美東時間下午五時三十分（北京時間為十二日清晨六時三十分）。

在美蘇冷戰時代，雙方均曾試圖發展反衛星武器，但均是從同軌道發射「反衛星的衛星」來擊珗B行中的衛星，從未成功地發展從地面發射摧毀衛星的飛彈。

中國的軍事重大突破立即導致布殊政府的抨擊，認為中國有意向太空軍事科學進軍，必然引發太空武器競賽，國務院因而召見北京駐美大使周文重，表示嚴重關切。美國的軍事衛星的主要功能為偵察、通訊及高科技武器發射之引導，現承受中國反衛星導彈之威脅，因而高度關切。

然而，中國官方遲遲未發佈有關資訊，遲至一月下旬，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才予以證實，但否認中國有意進行太空武器競賽，也未透露任何具體訊息。

美國政府指出，中國所發射的飛彈應是東風二一型導彈，被擊猁漱什篚穫P可能是「風雲一號Ｃ」氣象衛星。美國認為中國飛彈所擊毀的衛星是與美國軍事衛星在同一高度，因此未來也可能擊毀美方的軍事衛星，對美國形成重大威脅。

除美國外，日本、英國、澳洲等國也均表示關切，並要求中方提出說明。

多位西方專家指出，在太空武器競賽中，中國迎頭趕上，七年完成美、俄等國四十年的成就，十年內可能超越歐洲先進國家及俄國，甚至挑戰美國。中國有意爭奪「制空（太空）權」，「中國威脅論」之說將因此更為盛行。

中國積極提升軍力
除上述飛彈外，中國軍方近年也積極發展其他新型武器，以提升軍力：

‧中國已成功研發C704反艦導彈，並曾在去年珠海航展中展出。C704射程約二百九十七公里，在地面基地、艦艇甚至從空中均可發射，其四百五十至五百五十公斤的彈頭可能擊沉五千至一萬二千噸的艦艇，甚至可能重創五萬至十萬噸級的巨型航空母艦。原美國中央情報局亞洲事務專家諾爾頓‧費格遜（現任職荷蘭 SMU情報分折中心）於去年十一月指出，C704強化中國對台海的掌控。

‧中國近年大幅擴建潛艦（包括核子及柴電潛艇），宋級及其他潛艦頗具威力，可能威脅通過台灣海峽的他國艦艇。

‧中國發展航空母艦的計劃已日漸具體。中國有意成為軍事大國，認定建造航母為不可或缺的軍事建設。根據台灣軍方的評估，大陸將於二○二○年左右擁有第一支航艦戰鬥群，由十一艘艦艇組成，以仿照瓦雅格號航艦的自製母艦為核心，輔以基輔級直升機母艦及七艘飛彈驅逐艦與兩艘核武攻擊潛艇。航艦的戰機起降能量每天約六十架次，與美國航母起降量二百架次仍有相當差距，但在台海卻可發揮相當大的威力（上述瓦雅格號及基輔級艦均為俄羅斯現役戰艦）。

此外，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首度證實中國自行研製的殲十戰機已開始服役。此一新型戰機可以空中加油及發射導彈，為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三代戰機，其空戰性能不亞於美軍的F十六戰機。殲十也有升級改造為第三代半戰機的潛力，以更進一步強化在複雜背景中的作戰能力。

與此同時，香港親中報刊（如《大公報》）於十二月三十日報道，中國正積極籌劃建立「海上警衛隊」，以有效保護中國的合法海洋權益，並提升中國海洋執法的效率及協調性。

胡錦濤的建軍宣示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國召開海軍黨代會，中共軍委主席胡錦濤於會中發表談話，強調中國為海權強國，並指出：「我們必須致力建設一支強大的遠洋艦隊，擔負我們在現階段及未來的歷史性使命。」胡錦濤更進一步指出，中國應「正確建軍，確保在任何時刻均能以武力有效達成任務。」

與此同時，路透社及其他外電報道，中國正積極擴建海軍軍力（包括增建潛艇、新型巡洋艦及新建航空母艦），引發美國的關切，認為將影響亞洲各國軍力的平衡。

美國也特別關切胡錦濤有關中國有意構建強大遠洋艦隊之宣示，北京似有意挑戰美國的海上霸權。

雖然中國積極擴建軍力，但也同時宣佈已完成裁軍二十萬，軍隊規模已降低至二百三十萬人（但仍是世界最大的軍隊數目），而裁減的軍力多是陸軍部隊。明顯地，中國一方面裁減陸軍，另一方面卻擴建海軍、空軍及飛彈部隊--中國已加速擴建軍力及軍事現代化。最近十年來，中國在軍事建設上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及其他資源。

中國發表國防白皮書
針對近年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欠缺國防政策、軍事預算、建軍規劃透明化的批評，中國政府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五次發表國防白皮書，除宣佈上述裁軍行動外，並申述中國的國防政策、國際安全形勢、國防動員和後備力量、國防科技工業、國防經費、國際安全合作、國防領導管理體制、人民解放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及邊防海防等，共十大部份。

自一九九八年中國首度發表國防白皮書以來，其內容逐漸擴大。二○○六年發表的白皮書背景應是中國的崛起及胡錦濤主導下的中國國防戰略及政策之轉型，反映中國強化海空軍及飛彈部隊之新政。白皮書批評台灣推動「憲政改造」，以謀求「台灣法理台獨」，認為威脅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因而提出嚴重警告，威脅意味極濃。

白皮書發表後，美國有關官員及智庫學者紛紛作出回應：

‧白皮書為中國擴軍作辯解。

‧白皮書維持反美基調，似乎有意挑戰美國的軍事霸權。

‧白皮書雖透露某些方面的訊息，但在其他甚多方面仍欠缺透明化（如太空武器及真正的國防預算數目）。白皮書所透露的中國二○○五年國防預算為三○六億美元，與實際數字恐相距甚遠。某些專家認為此一數字可能只是實際數字的三分之二。

‧白皮書批評台獨，嚴重警告台灣政府（其實也是警告美國政府）。根據美國軍方消息，中國瞄準台灣的短程飛彈（M9和M11，射程分別為六百和三百公里）已增至九百枚。台灣軍方坦承，美國對台所提供的反飛彈系統無法全力攔截。美國國防科技專家也認為，如台海發生軍事衝突，中國的反衛星導彈為重大的嚇阻力量。

雖然白皮書在其「前言」中強調，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也堅持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並致力於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但中國全力擴建軍力，強化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之意圖已十分明顯。

抑制民主　擴展軍力
綜如上述，近年中國大力擴展軍力，一方面強化國防安全，另一方面嚇阻台獨運動，並有意成為世界軍事強權。明顯地，中國雖強調追求和平發展、和平崛起，其實北京所追求的也是經濟、外交及軍事的崛起；「大國崛起」似乎是中國的最終目標。然而，在政治上，中共仍然大舉逮捕異議人士及維權律師，抑制維權及民主運動，國際社會的批評因而日益強烈，嚴重傷害中國的國際形象。

美國雖是政治、外交、經濟及軍事強權，也是全球一霸獨大，但卻是先進的法治、民主國家，尊重人權及各種自由。

中國如欲發展為真正的強權，為世界各國所尊重，就必須在發展經濟、外交及軍事力量之時，也推動民主化--富強的民主中國應是中國的目標。

孫中山先生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為一普世價值，民主化也是一股全球無可阻擋的洪流，中共不可能永遠抗拒--中共似乎仍未認清此一洪流，不瞭解「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之真義。

筆者認為，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崛起必須也包括民主化--這是海內外華人及世界民主國家的共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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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崛起：天下心態的復活

劉曉波@chengming

對台日美態度日趨強硬
中國式高增長可謂一支獨秀，中國吸引外資世界第一，中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已經高達一萬億美元）；中國人手機世界第一；中國網民增長最快且很快也將躍居世界第一；中國的軍事投入大幅提升，中國航空母艦的誕生也為期不遠；中共政要的足跡遍佈世界，每到一處都慷慨撒錢；中國廉價商品無所不在，令發達國家頭痛不已；中國遊客出手大方，讓富足的西方人看得目瞪口呆；孔子學院出現在世界各地，中國開始強力向外輸出軟實力……於是，西方主流社會紛紛以專題方式大篇幅關注中國的發展，西方輿論不斷驚呼「中國的崛起已經不可避免」，「中國威脅論」的警告也不絕於耳。

越來越財大氣粗的中共政權及其御用精英，表面上駁斥西方輿論炒作的「中國威脅論」，骨子裡卻很享受西方人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挑戰，甚至得意的有些飄飄然。當「申奧」、「申博」和「入世」接連取得成功，江澤民已經毫不掩飾其躋身於大國領袖的強烈渴望，所以，他不再固守鄧式「韜光養晦」的低調外交遺訓，而是迫不及待地提出江式的高調「大國外交」。江澤民任內的出訪次數遠遠超過任何前任，每到一國都要大肆作秀，給世人留下笑柄；與此同時，江政權全力提升軍力，積極經營「上海合作組織」，用金錢外交拉攏歐洲大國和厚待被美國指控的「邪惡國家」……其目的不只是針對台灣，更是想取代俄羅斯而成為抗衡美國的領袖。

胡錦濤上台以來，內政上用贖買底層代替江時代的贖買精英，但在外交上卻大力強化江時代的路線，用更具攻擊性的「和平崛起」代替「大國外交」。所以，胡錦濤政權對台對日對美的態度日趨強硬。針對台灣，一面高調出籠授權戰爭的「反分裂法」，一面大打統戰牌，請來國親兩黨黨魁；針對日本，官方不但操控了改革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日風潮，而且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中斷中日元首的互訪；針對美國，胡錦濤作為國家主席的首次訪美受挫，使之更趨向於聯合世界上的所有反美國家，從邪惡國家朝鮮、伊朗、古巴到日益左傾的拉美各國，從西歐大國到越來越獨裁的俄羅斯，胡溫政權開始了所謂的全球金錢外交。更有甚者，胡錦濤與普京發表「聯合宣言」，不點名地警告美國；中俄聯合舉行大型軍演，也有給美國看的意味。二○○六年十一月四日-六日召開「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國仿佛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外交，居然不惜花大錢請來非洲四十八國元首，共同拱衛著中共黨魁胡錦濤，很有點眾星朝北斗的意味。

大國崛起的高調民族主義
隨著統治集團對迅速躍升為世界大國的渴望，作為大陸新貴的精英們也變得越來越傲慢，以至於，官方及其智囊們非但不再掩飾其大國野心，反而通過中共頭號的電視喉舌高唱「大國崛起」的主旋律。引發輿論熱評的央視十二集專題片《大國崛起》，就是這一主旋律的重頭樂章。在今日中國，反美反日反台獨的愛國主義變成絕對的「政治正確」，「大國崛起」也變成備受矚目的公共話題，百度一下「大國崛起」，截至二○○七年一月十二日，搜索到的條目竟然高達二百二十三萬多條，古狗搜索到的「大國崛起」條目更是高達近三百多萬條。

雖然，這部電視片跳出了以往的宣傳模式，極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轉而採取一種相對客觀、中立的敘述，介紹了世界九大國的崛起，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對英、美兩個對世界近現代歷史進程具有主導性影響的民主國家進行了重點介紹，對源於西方的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等現代化制度有所肯定，甚至被外界解讀為胡溫當局準備啟動政治改革的信號。

然而，該片既與中共高層的自上而下的推動有關，更是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視化表達，貫穿全片的底色仍然是「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落腳點還是在中國崛起上。

隨著中國官民的反台獨聲浪不斷高漲，作為跛足改革主要受益階層的精英們，不再羡慕台灣人的富足；作為獨裁式崛起的吹鼓手，他們也不太看得起台灣的民主成就，反而張口閉口把台灣本土意識貶之為「島民心態」或「小家子氣」，最通行的說法是：「再富裕再民主也是一島民」。大陸新貴對台灣的鄙視，甚至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滿清貴族對「彈丸日本」的不屑。

呼籲抵制聖誕節的排外意識
大國傲慢的背後是狹隘的仇恨心理和排外意識。君不見，去年聖誕節來臨之前，中國十所名校的十位博士生發表了聯署倡議書《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　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我們對「耶誕節」問題的看法》，號召國人抵制聖誕節。綜觀呼籲書全文，透出一股煽情、空洞、冷酷的傲慢，通篇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排外和不寬容，字裡行間，不僅浸透了對西方文化的仇恨和抵制，也充滿對商業文明和民眾狂歡的輕蔑，似乎商家借聖誕節賺錢挖了他們的祖墳，民眾加入聖誕狂歡是在為他們哭喪。

呼籲書的發起人王達三在《既要攻乎異端，更要立乎其大》的解釋中，公然搬出從孔孟到韓愈的古董來為「拒斥耶教」正名，他非常明確地指出：「拒斥耶教」，不僅符合儒家的基本立場，也是復興儒學、重建儒教的必然命題。因為，孔子早就說過要「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也主張「放淫辭邪說」。中唐時期大儒韓愈等人的極力「辟佛」，帶來了宋明儒學將中國文化復歸正統和正位。他說：「孟子曾說：『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天我們可以這樣說：『能言拒耶教者，聖人之徒也。』不僅要『拒斥耶教』，『天主教』以及近來在東三省有所活動的『東正教』，都應在拒斥之列。」

更令人作嘔的是，十博士生號召抵制聖誕節的理由全是高調的道德指控：「部分社會精英則欲借『耶教』以『挾洋自重』」，「中國的信仰危機、倫理失範、道德滑坡、誠信缺失、文化匱乏，『祛魅』的『現代性』帶來的精神支離與價值虛無」，「『聖誕節』作為巨大的商機和利潤而為廠家、商家所鼓噪與利用。」「國人在沒有任何價值認同與宗教歸屬的情況下，更在完全不知『耶教』為何物的情況下，便隨波逐流地沉浸於『耶教』之中，也就是國人在文化上陷入集體無意識。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體性沉淪，亦即經過百餘年來國人對自家歷史文化傳統系統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顛覆之後，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已經呈建制性退場和整體性崩潰，導致中國缺少主幹性的價值信仰和文化形態，進而導致中國現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亂化，從而為『西風勁吹』和『諸神亂舞』打開了方便之門。」

緊接著這些高調道德指控而來的是上綱上線的危言聳聽：「歷史和現實還告訴我們，『耶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泛濫，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和宗教問題，同時也是西洋國家『軟力量』在中國的滲透與擴張。」所以，必須「從國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來深刻反思中國的『耶教』問題，從建設中國『軟主權』、『軟力量』、『軟邊界』的角度重視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積極引導國人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警惕和防範中國的進一步『耶教化』。」

真不愧為在名校就讀的博士生，看上去充滿了強烈的歷史感和憂患意識，下筆全是大詞，通篇貫穿霸氣，張口國家，閉口文化，但就是沒有具體的人性、人情、人心，沒有個體自由，也就沒有現代人的氣息，讀上去冰冷、僵硬，猶如把一個無生命的面具拋向公眾，還要擺出一副學識淵博、目光遠大、盛氣凌人的架勢。究其實質，除了一股民族主義的戾氣之外，根本拿不出像樣的理由來為鄙視基督教和仇恨西方正名。

更可笑的是，這些學人文的博士生，中文沒學好不說，西方文化也半生不熟，通篇都是不文不白、不中不洋的用詞和句子，倒是有點翻譯體的「後現代」味道，讀起來味同嚼蠟，讓人想起錢鍾書筆下那些賣弄「洋涇酜」的人物。

不僅是在語言上這些博士生受西化的影響，而且其衣食住行也西化了。君不見，呼籲書參與者之一的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周鋒利，作秀也不選好行頭，穿著西裝接受採訪，痛斥以聖誕節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這種言行背離，正是中國知識人的典型生存方式。在今天的中國城市裡，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越來越遠離傳統，特別是高喊「民族復興」的中共權貴和知識精英，他們的衣食住行，他們的賺錢方式和消費方式，他們的家居用品和學術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數生活細節，甚至細節化到內衣內褲。

十博士生對西洋的「聖誕節」是怒目金剛，肅然民族主義鬥士，而對本國官權卻媚態十足，一臉「懇請聖諭」的奴才相。在官權無所不至的中國，他們還嫌獨裁衙門管得不夠，居然拿出法律原則來要求行政權力的干預。這麼點兒過聖誕的個人自由，竟讓他們憂心如焚，扯上憲法原則、國家安全、文化安全、民族大義、傳統存廢，非得懇請衙門出面。

傳統天下心態的當代復活
無論是「大國崛起」的張狂，還是「拒絕聖誕節」的狹隘，無不透露出一種居高臨下的大漢族心態。而這種心態，並不全是中共意識形態灌輸的結果，也與傳統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態」一脈相承。

在清末之前的漫長帝制時代，中國基本上沒有遭遇過強有力的外來文明的挑戰。國人沒有「民族國家」的觀念，而只有統領宇宙的「天下」觀念。統治精英們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個邊界明確的國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即便意識到遭遇到其他國家及民族，也以自我中心的態度俯視周邊國家的存在。國人稱自己是「文明」，而把其他國家及族裔貶為「蠻夷」；把自己作為萬邦來朝的中心朝廷，而視其他國家為臣屬國。蠻夷諸小族與文明大漢族之間的關係，只有不平等的君臣關係--諸臣屬國對上的「朝貢」義務和中心國向下的「恩典」權威。甚至在西方人強行打開中國的大門之後，國人的天下心態仍無實質性改變，直到大敗於被貶為「彈丸之地」的日本，國人才被迫收斂了君臨天下的大國傲慢。

然而，這種大漢族傲慢並沒有在百年的落伍和恥辱中消失，只不過轉變為另一極端--自卑自賤，一旦自以為重新強大起來，天下心態必然復活且膨脹。毛澤東為了滿足他個人爭當世界領袖的野心，而置人民的死活於不顧，在國力完全不具備的條件下，全力發展軍事工業和核彈，發動趕英超美的大躍進，與前蘇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為了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毛拋出第三世界論，對外輸出毛式革命，領導世界性的「以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切極富進攻性的舉動，說到底，正是天下心態在全民中的全面復活，縱容了毛澤東想做全球帝王之野心的極端膨脹。

改革開放的鄧時代，儘管奉行「韜光養晦」，但骨子裡的稱霸心態並沒有真正改變，臥薪嘗膽的低調是為了在國際舞台上重演「報仇雪恨」的吳越春秋。在鄧小平之後的江、胡兩代獨裁者的身上，傳統的「天下心態」以「大國外交」和「和平崛起」的形式重新復活，所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中國將在五十年後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等大言不慚，屢屢出自知識精英之口。

知識精英還營造出一種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學，兩者共同使用著以古頌今的獻媚技巧，臆造漢武、盛唐、康乾的盛世狂歡，重溫狂歡中的大一統夢想，煽起夢想中的英雄主義和救世主義。比如，春節晚會的開場歌舞名曰：《盛世大聯歡》，收場節目名曰：《盛世鐘聲》，首尾呼應地突出當下中國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題。

更有甚至，中國的名導們紛紛拍起謳歌古代帝王的大片，從張藝謀的《英雄》到陳凱歌的《無極》再到馮小剛的《夜宴》，依靠一種自我改編的歷史和一種自我標榜的正義，用民族主義和天下主義的合流來歌頌帝王文明，宣揚一種英雄主義的暴力美學。那些具有英雄主義情結和大一統野心的暴君們最不在乎生命，自然也不在乎臣民的犧牲，因為他的獨裁權力可以任意驅使百姓作為他實現帝國夢的工具。也就是說，這些贏得高票房的大片，用奢華的排場表現帝王的氣派，用美麗的風景裝飾嗜血的鏡頭，為暴力崇拜披上道義的盛裝，對本來就良知匱乏和是非模糊的臣民進行審美麻痹。

儘管現在的中國還遠遠不具有能夠抗衡美國的實力，但是獨裁政權的野心和在民族主義狂熱之中復活的天下心態，已經為將來的稱霸準備好了可怕的精神資源。

不能走「獨裁崛起」之路
在人類歷史上，有兩種方式的崛起--獨裁崛起與自由崛起。凡是依靠獨裁崛起的大國，無論是拿破侖的法國還是希特勒的德國，無論是明治天皇的日本還是斯大林的蘇聯，不僅無一例外地衰落了，而且無不給人類文明帶來巨大的災難。

英國和美國的崛起與上述的獨裁崛起極為不同，兩國都是以自由憲政立國，首先著眼於國民的基本人權和全民福利的提升，由此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動蕩，也很少遭遇內憂外亂的大災難，可以稱為長治久安的大國。如果說，大英帝國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而回歸正常國家，那麼，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崛起及領袖地位，不再依靠對大片殖民地的佔領和掠奪，而是奠基於推動了反殖民運動和領導了自由民主運動。

換言之，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在根本上不是取決於統治集團的野心，也不取決於科技的發達和軍力的提高，而是取決於人的崛起和制度創新，取決於優秀國民和自由制度的鍛造。如果崛起的目標僅僅是用民族主義包裝的獨裁政權及特權集團的壟斷利益，而不是人的解放、人權保障和全民分享崛起的好處；如果崛起的方式仍然是獨裁主義的決斷和對外武力擴張，而不是全民參與的民主決策和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那麼，一個對內不尊重基本人權和對外不講普世規則的國家，不可能造就優秀的國民，無法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接納，也就不可能有國家的真正崛起。

總之，今日中國之崛起，決不能再走德、日、蘇的「獨裁崛起」之路，而必須開出英、美式「民主崛起」之局。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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