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運動怎樣走下去

藍薔薇@CHENGMING
在寫此文時，特首選舉還沒有投票；曾蔭權和梁家傑兩位候選人，在投票前夕的造勢大會，也尚未舉行。但兩場的公開辯論，已經舉行；泛民主派的「爭取普選、改 善民生」的遊行也已舉行。整個特首競選過程，已經接近尾聲。本文與讀者見面時，投票的結果已揭曉。此時來評論此次選舉，以及探討選舉過後，香港的民主運動 將要怎樣繼續走下去，並不是過早。

兩次辯論和3.18爭普選遊行
先來說一說已經發生了的事。

一、兩次兩位候選人的辯論。第一次的辯論，事後的輿論和民意調查，梁家傑遠遠勝過曾蔭權。第二次的辯論，各方面的評價，梁家傑也略略勝過曾蔭權。但在民意 調查中，問：假如明天投票，你投誰的票？雖然第二次比第一次，兩人的得票率稍為拉近了距離，但仍是曾蔭權大大高過梁家傑。為什麼呢？

港人是很務實的。首先，他們沒有投票權，這是一個假設的問題，並不認真作答。其次，他們都知道，選舉委員會的投票結果，必定是曾蔭權勝出，便順著這形勢作 答。再其次，他們都知道，曾蔭權是北京欽點的，不願或不敢逆北京意旨，更恐怕倘若梁家傑得票率高過曾蔭權，會使北京對港人更有顧忌，更大力阻止雙普選的實 現。

二、三月十八日的遊行。事前，主辦者估計只會有二千人參加，但該日參加者有五千人。當時沒有什麼特別事件，刺激市民去參加遊行，竟有這樣的人數，實屬難能可貴。由此可見，雖然北京多方多次阻止，但港人爭取雙普選的決心和熱情，並沒有減退。

陳方安生的政改方案
三、前政務司陳方安生發表政改方案。她的方案，與泛民主派已發表的，略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二○一二年要有普選。有人在這兩個方案之間，進 行挑撥。但明理的人都了解，民主就是多元化，支持民主的人之間有不同的意見，這才是正常的，不像共產黨或在其控制下的聲音，只是「一言堂」。

四、陳方安生的政改方案發表後不久，陳佐洱即在兩會期間對傳媒說：香港有人鼓吹民主，打扮為民主英雄，但在《基本法》最後通過最終有雙普選時，他們做過些 什麼？這顯然是針對陳方安生而發，但因反應很強烈，他不得不否認是針對陳方安生或其他任何人。何鴻燊接著又說：投票不要投白票，因為會查出誰是投白票的。 這次反應更強烈，認為他的言論違反選舉條例，並有恐嚇性。他又轉口說是傳媒斷章取義，但有傳媒在網上發表了他的講話錄音。

五、泛民主派內有些人，不但一直攻擊梁家傑的參選，更發展至在三月十八日的遊行集會中，上台搶咪，發表反對梁家傑參選的言論。其實，梁家傑的參選，是得到廣泛認同的。這些人偏激的言論和行動，親者痛仇者快，只會孤立了自己。

梁家傑參選的意義
三月廿五日的投票結果，誰都可以事前估計得勝負。我們要來評價的，應著眼於全無取勝機會的參選，有什麼意義？

一、突破了過去兩次的特首選舉，只有一個候選人，成為自動當選的等額選舉。等額選舉是國內的政治文化，抗拒了這種政治文化的入侵，也可以說是民主運動的一個成績。

二、過去兩次特首選舉，由於是等額選舉的自動當選，港人覺得與自己完全無關，漠不關心，變得無聲無息。這次因為有了競選，大家都多了了解，進一步了解到「小圈子」選舉的不民主不合理，加強了爭取普選的決心。

三、在競選的過程中，迫使曾蔭權要面對沒有投票權的港人，發表其施政政綱。有一些政綱內容，如果沒有壓力，他是不會說出來的。例如：假如他當選，在未來五 年的任期內，要解決二○一二年的雙普選問題，以及落實教育的小班教學問題。財政司唐英年的下一年度財政預算，也是在同樣的壓力下，才會大灑金錢去「派 糖」。

政改方案綠皮書和施政報告
這次特首競選，是近一段時期以來香港民主運動的焦點。這一個階段過去了，以後怎樣繼續走下去呢？太遠不說，只就未來一兩年間的民主運動，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一、泛民主派盡可能提出多個政改方案，經過協調磋商，最後最好能得出一個絕大多數人同意的總方案。

曾蔭權已說過，將在七月間提出政制綠皮書，去徵詢大眾的意見。泛民主派應在這徵詢期間之前，先各自發表方案，繼而協調磋商，希望能夠最終得出一個共同的總方案。這樣，既可帶動市民討論，泛民主派也可以存異求同，把力量結集起來。

二、嚴密監察曾蔭權的施政。今年十月，曾蔭權將會發表他連任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大家都要來監察他，在這施政報告中，是否有他在競選時作出的承諾。假如他背 棄了承諾，將會是他管治威信的很大的打擊。這些承諾，是他在競選中被迫作出的，承諾的貫徹，也是梁家傑這次參選的一個成果。

學術自由受干預和七一遊行
三、學術自由受干預的調查。這不單只是香港教育學院教師的言論受到教統局高官干預的孤立事件，也涉及回歸後，特區政府怎樣加強各方面的控制。現在，調查的 聆訊已展開，調查委員會主席大法官胡國興，因被指控與被調查的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有密切的工作關係，不能不辭職，曾蔭權須另委他人。羅范椒芬已被 點名，而且有人挺身指證，恐怕很難洗脫。如果證實她確曾干預學術自由的話，相信她現任的廉政專員的職位，也難繼續做下去。立法會民主派議員曾建議成立獨立 調查委員會，但被保守派保皇黨議員以先看看已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的結果如何而否決了。民主派應密切注視現在已開始的調查，而且要鍥而不捨，在調查報告發表 後，再在立法會提出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把問題挖掘得更深。

四、回歸十周年的遊行。今年的七月一日，是回歸十周年的紀念日，泛民主派和各民間團體，將會舉行大遊行。這一次大遊行，未必能像○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人數 達五十萬，但也要是聲勢浩大的。所以，事前必須做好宣傳和動員。○三年的經驗很值得記取，只提出一個最廣泛認同的總口號總目標，其他團體和社群，也可提出 各自最關注的口號和目標。要使這次遊行，成為「百川匯海」的活動。

回歸十周年研討的兩個方面
五、回歸十周年的研討。在今年七月一日前後，各團體和傳媒，都會回顧和研討十年來，香港到底有沒有變化，怎樣地變化了？國際輿論對此也極表關注。

筆者認為，在研討中，一方面要細心研究一些普通人不易察覺的變化。例如：一、特區政府的「親疏有別」，在用人、政策、撥款等，向左派傾斜。二、傳媒的受控 和自律，越來越嚴重；受控和自律的特點是什麼，好讓讀者警覺。三、國內的貪污猖獗和道德淪亡，對香港有沒有影響？四、董建華管治期間的顢頇無能，為什麼會 回歸後只換了一個人，整個政府都變了？

另一方面，也要檢討香港的民主運動，在「反倒退」中取得什麼成績，公民力量怎樣壯大了？下列事件，都是值得檢討的：反對《廿三條》立法，迫使葉劉淑儀和董 建華下台，立法不得不擱置。否決了曾蔭權提出的假民主政改方案，這方案的假民主實質還值得進一步探討。選舉委員會成員換屆，泛民主派參加了競選，取得成 績，為梁家傑取得了參選特首的入場券。梁家傑參選特首，是否像社會民主連線那樣要去反對，對民主運動有利還是有害？

公民黨民主黨的合作和合併
六、今年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明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這兩次選舉，中共必定會在背後大力支持保守派和保皇黨，不但派人廣泛參選，還會特別針對一些現任的民 主派議員，向其選區積極進攻。各泛民主派必須及早部署，定好策略，做好地區工作，不可有失。其中一點很重要，各泛民主派要做好協調，不可內鬥內訌，使漁人 得利。 七、公民黨與民主黨進一步加強合作。在這次梁家傑參選中，兩黨可謂通力合作。尤其難得的是民主黨，梁家傑不是其黨員，也全力支持。公民黨只成立了一年，聲 望已超越民主黨，因其成員大多是專業精英。民主黨也有其長處，歷史較長，地區工作的基礎較鞏固和廣泛。這次競選特首，兩黨都發揮了長處。

一直以來，都有人建議公民黨和民主黨合併為一黨。要接納這個建議，相信兩黨內都會有人反對，反而有不良後果。在目前，倒不如在競選特首之後，繼續加強合作，讓兩黨除了上層成員外，還讓中下層人員多接觸多了解，再來研究。

大聯合有利有不利，多元化也有有利和不利。這樣重大的決定，必須審慎。九二年，港同盟和匯點合併組成民主黨，有沒有值得汲取的經驗呢？

實事求是做好當前短期工作
香港的民主運動，路長漫漫。在未來的一兩年已有這麼多的工作要做，先做好這些工作，才看更遠一點。這不是見步行步的短視，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做不好當前的 工作，遑論未來。爭取民主的總的長遠目標，一定要堅持，但做好目前短期的工作，汲取了經驗，更清楚看清形勢，才訂下較遠的工作，這才是實事求是的。

謹獻上淺薄的意見，給所有支持民主的人參考。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54/354spfeature/spfeature11.html

胡錦濤的戰略

阮名@chengming
二○○七是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年，各種政治鬥爭的訊息已層出不窮。諸如：江（澤民）胡鬥，胡曾（慶紅）鬥，軍（隊）胡鬥，團（派）太（子黨）鬥等等，莫衷一 是。近來還有自稱「民間人士」者介入，出現了「民間維胡（錦濤）派」與「民間擁曾（慶紅）派」之爭。似乎中共十七大前有一場大戲可看。

我要給等著看好戲的觀眾潑點冷水。二○○五年以來，胡錦濤的大戰略已經確定，十七大不過是再確認而已。當然，枝節問題上爭議會有，人事安排的爭奪亦難免， 但不會如「民間維胡派」所預言，「十七大以後，一切都會改觀，胡錦濤一定要啟動民主政治改革，一定要搞民主」的奇蹟出現。

胡錦濤於二○○二年中共十六大出任總書記，二○○三年當選國家主席，但「槍桿子」（軍權）還握在江澤民手裡。等到二○○四年十六屆四中全會拿到中共中央軍 委主席，二○○五年三月就任國家軍委主席，才完成了黨和國家的權力轉移。正是在二○○五年，胡錦濤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大戰略。

胡錦濤的大戰略，涵蓋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現在就其國家發展戰略、全球擴張戰略與台海進攻戰略三個方面略作說明。

第一，國家發展戰略
胡錦濤的國家發展戰略，是鄧小平戰略的微調和強化。

鄧小平的國家發展戰略，是兩個基本點，兩手硬。一手是改革開放，即開放自由國家的資本、技術、管理人才進入中國廉價勞工市場，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一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奴役制度不變。

對鄧小平戰略的微調和強化
胡錦濤的微調：一個是提出科學發展觀，補充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一個是和諧社會，補充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

但這只是「微調」而已。只要鄧小平的「兩個基本點，兩手硬」不變，只要以壓榨勞工，虛耗能源、資源，破壞生態環境以汲取國家實力加快崛起的大戰略不變， 「科學」與「和諧」只是誘人的空話而已。今年人大會議公佈的數據足以表明：中國的GDP增長，國家財政收入增長，軍費增長全球第一，而中國醫學衛生總體水 準為全球第一百四十四位，衛生醫療公平性是全球第一百八十八位（倒數第一）！溫家寶報告裡那一點「微調」，不過是一箭之入大海，掀不起一絲波浪。

胡錦濤的強化，是強化國家實力，包括硬實力（經濟、科技、軍事）和軟實力（意識形態控制、文化宣傳陣地擴張、外交實力擴張等），以實現其「大國崛起」。

在毛澤東的封閉式共產奴役制度時代，主管計劃經濟的陳雲提出過一個公式，叫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一九八○年代初胡耀邦與陳雲的根本 分歧，就是這個「生產目的」之爭。胡耀邦主張生產目的是人的需求應以滿足廣大民眾的需求促進經濟發展，與陳雲主張「抑需求，捨發展，大集中，小分散」針鋒 相對。 今天封閉式傳統共產奴役制度演變為開放式現代奴役制度，陳雲的公式也調整為國家與外資拿大頭，地方、企業、特權精英拿中頭，廣大工農生產勞動者和下層知識 勞動者拿小頭。

所以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化是制度性的，而且中國的制度有傳染性，影響投資中國的自由國家向兩極社會演變。一方面與中國政府合作壓榨中國廉價勞工的外國資 本、企業上升到巨富地位（如台灣首富郭台銘），另一方面中國的廉價出口產品行銷全球市場壓低自由國家勞工的工資與生活水準，形塑如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 一鼓吹的「Ｍ型社會」。

向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宣戰
在政治文化領域，胡錦濤的戰略是以攻為守。過去鄧小平、江澤民拒絕政治改革，採取的是防守戰略。鄧小平說「中國經濟落後，打好民主法治基礎，還要三代人時 間」。江澤民講「中國有兩億文盲，首先要解決溫飽問題」。今天胡錦濤拒絕政治改革，抵制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轉守為攻。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國政府 第一次發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白皮書》，這是一篇以中國共產奴役制度下的假民主政治向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普世價值進攻的宣戰書。《白皮書》大言不慚地謊稱中 國一九四九年開始的共產黨一黨專政是「近代以來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敗嘗試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偉大跨越」。

《白皮書》定義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可靠保障」、「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 主」，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奴役制度的代名詞。最近海外一些評論家盛讚俞可平的《民主是一個好東西》，卻不去弄清胡錦濤、俞可平們的民主是什麼東 西？

第二，全球擴張戰略
胡錦濤的全球戰略，是從鄧小平的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

鄧小平的最後歲月，處於柏林牆倒坍，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瓦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之際，共產中國幾乎成了自由民主海洋中的一頁奴役制度孤島。當時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不出頭、不扛旗」，躲避全球自由民主浪潮的衝擊。

江澤民雖然喜歡吹幾句大話，秀幾段洋文，同克林頓玩些「中美戰略夥伴」之類，但基本上沒有超越鄧小平的全球防禦戰略。

　「聯美制美」的進攻戰略
胡錦濤的進攻戰略是「聯美制美」。這就是回到毛澤東的「既要同美國搞好關係，又要同美國鬥」。

聯美，是中國需要利用美國，靠美國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美國的廣大市場來發展自己經濟與軍事實力，實現自己的大國崛起。而其最終目標，則是制衡美國，與美 國爭奪全球目標。對此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二○○六年五月十一日發表的《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明確宣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不僅頂住了蘇東劇變的巨大衝 擊，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走出低谷，逐 步走向復興。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必將被中國領導的社會主義全球化所替代。」

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權，這是胡錦濤的終極目標。胡錦濤的中國不再「韜光養晦」，又「出頭」，又「扛旗」，反過來衝擊全球自由民主浪潮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中國全球擴張戰略的衝擊下開始退潮。

在對美關係上，中國比前蘇聯狡猾得多。中國不把「埋葬資本主義」掛在嘴上，中國是口蜜腹劍。《黃皮書》裡那些話，不是當著美國人的面講的，在美國人面前講 的要好聽得多。從季辛吉、布里辛斯基到佐立克，都被騙得服服貼貼，把共產中國當作美國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像佐立克就認為：「今天的中國絕非前蘇聯可比。中 國不尋求反美意識，也不認為自己正與全球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鬥爭。最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認為，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與當代世界聯網，中國已經比其他發 展中國家更開放。」

的的確確，中國領導人是認為其成功是依賴向全球自由國家開放，依賴自由國家的資金、技術、市場實現其共產奴役制度的「大國崛起」。但這絲毫不意味著中國放棄其終極目標，而恰恰是當作實現其終極目標的過程和必要手段。

胡錦濤的「吸星大法」
今日中國的全球實力只佔GDP總量的百分之五，而其主要自由國家對手美、日、歐盟佔全球GDP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中國成功地依賴那百分之七十來擴張自己的百分之五，反而讓那百分之七十感覺愈來愈離不開對這百分之五的依賴。

另一面中國又從利用這百分之七十壯大起來的實力，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東盟10+1」、「非洲論壇」等等，向全球擴張勢力，挑戰這百分之七十，使這百分之七十籠罩在中國崛起的陰影之下。

中國正是運用這兩面戰略，贏得美國頒贈給它的那個「Responsible stakeholder」，「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那就是：負責任地把資本主義自由國家的綜合國力，轉化為中國開放的共產奴役制度的綜合國力，這就是胡錦濤的吸星大法。

有位經濟學家質疑：中國買了三千五百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又說四千八百億），利息只有百分之四十，美國企業在中國壓榨勞工的利潤是百分之十五，三倍以上，似 乎中國很吃虧。此人只懂小經濟，不懂中國奴役制度制服美國自由制度的大經濟。不捨得本國勞工被壓榨，能吸得住全球自由資本、技術滾滾而來麼？

第三，台海進攻戰略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胡錦濤簽署《反分裂國家法》，是共產中國的台海戰略從防禦轉為進攻的標誌。

從毛澤東到江澤民，中國的台海戰略是防禦性的。毛澤東說「台灣問題可以等一百年，由後代去解決。」鄧小平「聯美制台」，想靠美國政府壓蔣經國上「國共和談」談判桌，蔣經國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堅拒。江澤民的文攻武嚇只是虛張聲勢，因為力不從心。

視台海戰略為全球戰略核心
胡錦濤的《反分裂國家法》，非和平（軍事）手段與和平（統戰）手段「兩手硬」，硬實力，軟實力，槍桿子，筆桿子，內政，外交，都把台海戰略放到全球戰略的核心地位。

非和平手段：千枚飛彈瞄準台灣。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飛彈擊毀氣象衛星，女大校在瑞士宣佈太空超強不會只有一個。海軍宣佈中國已有能力製造航空母艦。空軍宣佈殲十成軍。這些動作，目的顯示，中國不僅已有武力犯台能力，並且擁有阻止美軍協助台灣自衛的軍事能力。

和平手段：政治領域統戰台灣內部各派政治力量。首先誘使國民黨從反共政治力量演變為「聯共反台獨」政治力量。其次分化民進黨，統戰其內部親共勢力。經濟領 域統戰台商，經濟、政治手段雙管齊下以商逼政。意識形態領域強化對台宣傳攻勢，同時統戰台灣內部媒體，使公眾輿論向中國傾斜。

台灣評論者對胡錦濤的台海戰略作出「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的判斷是不對的，似乎胡錦濤的非和平手段比過去（鄧、江時代）軟化了。事實是胡錦濤對台部署的軍事、統戰兩手都強化了，而且在《反分裂國家法》出台的兩年中齊頭並進，對台灣的威脅有增無減。

胡錦濤的台海戰略，是以強化攻台軍事力量為威懾手段，積累台灣內部和國際社會恐懼台海衝突的妥協勢力，滿是共產中國以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圖謀。而一旦共產中國選擇非和平手段，則以其軍事部署迫使美日同盟不敢或來不及協助台灣防衛，以實現其併吞台灣的終極目標。

「解決台灣問題」只是胡錦濤戰略進攻的第一個目標，絕非其最終目標。共產中國與自由人類的衝突是奴役vs.自由的制度性對抗，人類社會的未來不是自由的全球化，就是自由被奴役制度再度擊敗導致新的歷史災難。

不能縱容奴役制度的崛起
在自由力量遠遠超過奴役制度力量的今天，制止奴役制度的擴張，避免災難的來臨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對奴役制度的進攻和擴張失去警覺，甚至盲目歌頌和縱容 奴役制度的「崛起」，重犯自由國家在慕尼黑和雅爾達的歷史錯誤，則人類再次面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災難也是完全可能的。

不久前王丹兄接受台灣《中國時報》彭志平專訪，批評外界看中國看的都是「過去的中國」，不是「現在的中國」。王丹說：「現在的中國」社會力量成長，國家力量後退，「六四」前政治主導一切，「六四」後政治不再主導，政治已經沒有影響力。

然而王丹的判斷並不符合「現在中國」的真實。

事實正好相反。從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過去的中國」倒是有一點「經濟掛帥」。鄧小平對政治是「宜粗不宜細」，軍事開 支也有所下降，叫軍隊「忍耐」。民間社團也較活躍。以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為代表的「左」派打手雖幾度在陳雲支持下掀起「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 「不是運動的運動」（鄧力群語），但在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抵制下未成氣候。這就是後來鄧小平怪罪胡、趙，發動「六四」屠殺和清查的遠因。

「六四」屠殺以後，接著大追捕，大清查，國家力量（軍隊、武警、黨機器）大舉進攻，社會力量被迫退卻、沉默。江澤民的「三講」，核心就是「講政治」，胡錦 濤政治回歸毛澤東，還要向北朝鮮、古巴學習。軍事開支「六四」以來每年兩位數增長（僅二○○三年一年百分之九點六），國家財政增長大大超過全國GDP增 長，形成今天貧富懸殊、國富民窮的開放式現代奴役制度國家。國家的硬實力、軟實力都大大強化。一個GDP只佔全球百分之五的窮國，怎麼可能在全球崛起和擴 張，靠的就是高度集中的黨國權力，像納粹德國、前蘇聯的崛起和擴張一樣。

「現在的中國」，所謂「千年盛世」，就是靠飛彈射星，登月計劃，一萬億外匯存底的國家力量，一絲一毫沒有「後退」。槍桿子和筆桿子，都掌握在黨國獨裁者手 裡。有人以為禁書只是鄔書林幹蠢事，章詒和一抗議國家力量就後退了。哪有這等事？鄔書林明言他查處那幾本書，是奉命執行黨的文化政策，他自己連一本均未過 目。今年一月中央展現嚴控兩桿子（筆桿子、槍桿子）的部署，豈止鄔書林禁書一樁？

中國國家力量正在進攻
一月十一日，飛彈射星。同日全國圖書訂貨會開幕「通氣會」，鄔書林宣讀《二○○六年出版違規書選》，點名七出版社八部書違款處罰，指明根據《中共中央關於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出版物內容涉及反右、文革，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等內容，得履行重大選題備案程序。

一月十九日，公安部《關於加強部署、調配警力、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若干意見》，從全國各大中主要城市、交通口岸，從武警、公安、軍事院校，抽調二十五萬人 加入執勤。同日，國務院新聞辦、廣電總局頒發文件到全國新聞、廣播、電視系統，要求播放節目體現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堅持以正面、積 極、健康、進步為主體進行報道、宣傳。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胡錦濤指出：要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擴大宣傳思想工作陣地，增強我國軟實力。必須以積極的態度，創新的精神，大力發展和傳播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切實把互聯網建設好，利用好，管理好。

一月二十四日，新華社報道：中國外宣辦網路宣傳局成立。

這一切，難道是國家力量（包括胡錦濤所謂的「軟實力」和「硬實力」）的「後退」，而不是國家力量的進攻？ 對於胡錦濤的戰略進攻，全球自由力量不可掉以輕心。這一戰略自二○○五年以來已經確定形成。今秋的十七大只會確認，不會改變。所以今天是自由力量覺醒和聯合起來，面對共產中國現代奴役制度的崛起和擴張，採取因應之策的時候了。

二○○七年三月十六日台北淡水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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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一代新聞人致敬

李南央@chengming
李大同，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的總編，老三屆，曾經的「黑幫」子弟，在內蒙草原生活了十一年，沒有上過大學。一九七九年進入中國青年報社，沐老總編鐘沛璋知遇之恩，從駐站記者做到編輯、部門主任。一九九五年創辦《冰點》特稿版。

《冰點》，《中國青年報》的專刊，創刊於一九九五年。最初以講平民故事為特徵，一版，每周兩期。開刊之篇《北京最後的糞桶》一炮打響。後逐漸過渡到直擊敏感新聞事件，「由軟轉硬」。二○○四年六月擴為四版周刊。

李大同在香港出版的新作《用新聞影響今天》，是我在從紐約飛往印度新德里的十三個小時航程中一口氣讀完的。我不具備寫書評的資歷和能力，但是看完這本書，忍不住要寫點什麼，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有這麼一本書，能夠買來看看，多些文化的沉澱。

「黨性從來都在踐踏人民性」
李大同的前言開宗明義：在這種黨化的新聞體制中，新聞的「黨性」與新聞必須面對公眾的「人民性」之間，會經常發生矛盾甚至激烈的衝突。「黨性」從來都在踐踏「人民性」。而新聞從其本質而言，「人民性」絕對高於一切--我們不能對人民大眾的疾苦、願望和要求視而不見。

新聞從其本質而言，是「真實性」還是「人民性」絕對高於一切，似乎還可商榷。但是「『黨性』從來都在踐踏『人民性』」這樣的黃鐘之聲，出自一位共產黨領導 下的主流大報--《中國青年報》的專版主編之口，給我的震撼是讀海外言論時的感受不可同比的。此開篇之言是為全書主旋律，讀來因之迴腸蕩氣。

中國新一代新聞精英
我看過朱正先生寫的《一代報人浦熙修》，還看過一些寫老報人王芸生、徐鑄成的短文。因為父親的緣故，更是接觸過不少由父親在建國初期招進《新湖南報》工作 的新聞工作者，瞭解他們在開國後一系列運動中的悲慘命運。那些故事總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上一代新聞工作者在共產黨建立的專制制度下的掙扎顯得那麼無力，結 局是那樣屈辱。但是我在李大同的書中看到了與他們前輩完全不同的一代新聞人。從舊社會走過來的報人，會因新中國領袖的一個翻手為雲的讚揚而感奮、激動；領 袖隨即覆手為雨的厲斥又讓他們陷入惶惑和不知所從。而李大同這一代則參透了專制制度與新聞人之間的關係是個解不開的死扣，他們把中宣部的「精神」看成是官 方的「屁話」，根本就不當回事。「他說他的，我們幹我們的，兩股道上跑的車嘛！」李大同在書中如此縱橫發論：「顯而易見，我們這一代新聞人所建立起的思想 體系和職業忠誠，與我們所身處其中的一黨專制的新聞體制之間，或明或暗，會發生怎樣的衝突。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這一代新聞人的從業歷程，就是與傳統新聞體 制『博弈』的過程。這是時代的宿命。」一個「博弈」，道出了李大同一代對自己面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和面對現實一往無前地去做的堅不可摧的意志。而這種意志之 所以能夠在實踐中實施，得益於這新一代新聞人同行（hang）同（Xing）的團隊戰鬥精神，這是時代賦予他們的特徵。

李大同的書講述了我們從網上已讀到的盧躍剛挑戰團中央書記趙勇在中青報社訓話的事情。在盧的信發出不久，報社發出通知，取消所有版面上責任編輯的署名。李 大同的判斷：這是中宣部和團中央再也不願看見盧的名字每期照樣出現在《冰點》版面上想出的花招，打擊是衝著盧躍剛一個人去的。李大同是怎麼想的？「對《冰 點》團隊之中一個人的打擊報復，如果我們置身事外，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還會有下一個！這是決不能接受的。」……「他不是為了自己在表達，而是為了《中國 青年報》，為了中國新聞界的權利在表達。現在，對他的報復，就是對我們全體的報復，除了迎頭痛擊，沒有別的選擇。」

互聯網築起的支撐鐵壁
此述令我萬分、萬分地感慨！記得父親（李銳--編者按）對我不止一次地說過，廬山會議後他失望已極，全會那樣多的中央委員，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彭德懷 講一句話。因此在國家機關黨委徵求他對開除黨籍的意見時，他毫不猶豫地說：同意，沒有意見。他說那時對這個黨有一種絕望的感覺。

彭德懷真的沒有同行者嗎？怎麼可能？廬山會議初期神仙會階段，不少人都發表了與他類似的對大躍進的看法。毛澤東的震怒並沒有讓彭德懷低頭，讓他屈服的是來自朋友葉劍英、聶榮臻的勸告：要從大局出發，從黨的利益出發。這麼僵著，幾百人不得下山，不得工作，怎麼得了。

我又想到了一九八七年胡耀邦的下台。歷史在那時進了一步。據說生活會上有習仲勳拍案而起：「你們這是幹什麼！」會後有田紀雲默默地陪著痛哭的胡耀邦站了很 久。趙紫陽則耿耿於吳江在《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書中誤寫了他。對於他在生活會上沒有替胡耀邦說話的解釋是：「耀邦下來，我沒有站出來說 話，也沒有落井下石。我沒有說話是因為已經沒有用了。」但是如果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們不僅僅是無奈的沉默，而是和習仲勳一起肩併肩地站在胡耀邦身後， 就真的沒有用嗎？

當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過去了就過去了。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所親見的歷史，總是翻餅折餅，讓人不忍卒讀。

終於，歷史寫到李大同們這一頁的時候變了。李大同們在來自上方的打壓前選擇了發聲，選擇了還擊。結果呢？團中央對盧躍剛的政治報復，在《冰點》和報社同仁 們的群起抗爭下被徹底瓦解，歷時總共一天。不能否認，時代確也是不同了，互聯網在李大同們的背後頃刻間築起了一座支撐的鐵壁。但是如果《冰點》自己集體囁 嚅，即便是諸葛亮也扶不起阿斗。

更讓人感佩的是，《冰點》的勇氣決不止步於為自己的兄弟而戰。它的《冰點‧文化》創刊版的報道標題即如此醒目：《保衛三聯書店》。這篇報道立即受到官方嚴厲批評，但那位濫賣書號、濫發書刊的不學無術的黨官，最終被調出這家文化傳統悠久的嚴肅出版機構。

李大同們的官位自然無法與中央委員們相比，更不能與政治局委員們並論，但是誰又會說他們「為了中國青年報、為了中國新聞界的權利」決定「迎頭痛擊」的選擇 比「為了黨的利益」而放棄「人民的利益」、「因為老爺子已經發話說也沒用」而不戰自降的上一代人的歷史地位低呢？我從不因為彭老總最後的檢討而覺得他的形 象不夠高大；我更因為趙紫陽的至死不檢討而以為他走得壯哉。李大同們則讓我長長出了一口氣：同行同行，到底在新一代知識分子身上看見了豪俠之氣！

在禁區邊緣遊走的報道
李大同在書中說：「我一直有一個看法，並且努力付諸《冰點》的實踐：中國主流媒體的新聞工作者……要敢於接觸那些雖無禁令卻按經驗具有重大風險的新聞題 材。……這類報道有一個特定的附加功能，那就是可以逐漸提高新聞管制官員的敏感閾值。……第一次看到『犯規』的報道，他們也許會跳起來。但是兩次、三 次……不斷地看到在禁區邊緣遊走的報道，他們的敏感閾值就會逐漸提高。俗話說：見慣不怪。在目前體制下，新聞報道的廣度和深度，只能這樣一步一步、一篇一 篇地『擠』出來。」

李大同接著娓數家珍：《冰點》是如何敏銳選題、精心編輯、巧妙過審，一篇一篇地「擠」，一旦見報就引發巨大反響。讀得我目瞪口呆。原來，那些曾在海外網 絡、媒體上看到的一個個轟動一時的事件、新聞、故事，竟然許多都是從《冰點》的報道「內銷轉出口」的。即使身在海外，我們也能感受到《冰點》的一些報道觸 及的均是大陸的「敏感」問題、「危險」題材，並且都可在前加上「超級」兩字。採編這些報道本身就需要勇氣，而結果不但寫了，還要冠以尖銳、醒目、一針見血 的標題，這簡直就是「我不下地獄、誰下」的拼命三郎了。但是拼命三郎的命運常常會是一頭撞死在牆上，《冰點》卻存活了十一年。這其中需要怎樣的智慧和在邊 緣遊走的平衡技巧，分寸如何拿面o恰到好處，李大同在書中有精彩的描述。我在看這些章節時有一種強烈的衝動，真想在李大同的麾下當一次記者，好好地過把 癮。

中國近代史向前邁進一大步
《冰點》停刊也曾是海外網站沸沸揚揚了一時的話題。我們瞭解到的是因為《冰點》登了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和袁偉時教授的一篇說「喝狼奶」的文 章。讀了李大同的書，才知道《冰點》早在此之前就有了許多犯忌的報道，李大同和《冰點》能平安無事，才是邪門兒，才是不合規矩。再頂尖的體操運動員在平衡 木上作高難動作時，也有掉下來的那一次。

但是《冰點》停刊與過去不同，官方事後表現出空前的心虛。中宣部新聞局局長說：「根本不是中宣部的決定，是團中央自己搞的，現在搞得中宣部很被動。」而團 中央書記趙勇又對記者說：「《冰點》停刊和我沒關係！」被整肅一方的李大同們卻表現得正義凜然，抗爭過程堪稱大氣磅礡，轟轟烈烈。

其中最值得珍貴的是，共產黨的老黨員中終於有人衝破了他們那一代所經歷的動輒被劃入「反黨集團」的夢魘，出來說話了。他們以「集團」出擊的方式對下一代精 英伸出支援之手，中國近代史在《冰點》事件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去年我回國在父親八十九歲的生日宴上，老頭子再次津津樂道了他們幾個老傢夥們寫聯名信聲援 《冰點》年青人，可見此事在他心中的份量。

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說：「由於科技的進步，越來越封鎖不住。網民假定有一億人的話，那後面要站一億警察。中宣部怎麼這樣愚蠢呢。」

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說：「（《冰點》停刊）如果是黨中央批准的，……就是等於自己向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明白宣佈：中國共產黨是連自己領導制定的憲法也要背叛的政黨。」

《中國青年報》老報人馮蘭瑞說：「中宣部某些權勢人物的粗暴行為，不僅嚴重違反了公民的權利，也是對國家憲法的蔑視與挑戰。」

明天的太陽一樣會噴薄而出
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國青年報社黨組作出決定（李大同說傻瓜也明白這是團中央的決定）：免去李大同《冰點》周刊主編職務；免去盧躍剛《冰點》周刊副主編職務；《冰點》周刊於二○○六年三月一日起復刊。

看起來這是一個兩敗的結局。官方敗了，他們沒有能夠封掉《冰點》；李大同也敗了，他被踢出了《冰點》。 但是在大陸的現狀下還能有更好的結局嗎？讀過李大同條縷清晰、環環相扣的事件敘述，結論是：不可能了。

那， 李大同贏了。一個人，一個周刊的榮辱、命運，能夠在全球掀起一場如此狂悍的聲援風暴，而本人沒有被投入監獄，這不但是一個勝利，而且是一個奇蹟！李大同、 他的《冰點》團隊，還有為了保衛《冰點》和《冰點》所代表的精神聚攏在它身邊的人們伸出的如林之手，攥成了鋼鐵般堅硬的拳頭，終於卡住了那吞噬了一代又一 代精英，將他們不斷絞成肉泥的絞肉機！讀到此處，我絲毫不覺窩囊，只感到痛快。

「明天的太陽一樣會噴薄而出」，這是李大同在敘述完《冰點》停刊後接下來一節的標題。在第十節裡，他全文錄下了在接到免職通知後和盧躍剛一起寫的聯合聲明，其中有一段感我至深：

我們確信，任何強權都不能扼殺包括中國在內的人類社會對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冰點》倒下。《冰點》無罪。《冰點》再生！

語言無法表達我對《冰點》每一個記者和編輯的感佩，這其中也包括對雖然幹了不少蠢事，但是畢竟讓那麼多《冰點》報道發排的總編輯李學謙、李而亮的感激。我們實在有理由相信《冰點》還會再生，明天的太陽一樣會噴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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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兩會花絮點評

林保華@chengming
每年三月上旬到中旬，是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的「例會」，今年因為是「十七大」召開前的最後一個「兩會」，所以比較引人注目，除了可能有「換屆」，也是檢視胡溫十六大以來的「新政」在政府工作方面的成果。

表決機器仍然正常運轉
今年最受注目的是《物權法》的通過。此法醞釀了十四年，因為要保障私有產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抵觸，先逐步修改「社會主義憲法」，再制定法律。之所以 拖這樣久，根本問題在於中共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也就是掛馬列毛共產招牌，卻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怎麼解決這個「技術問題」，自然頗費周章。即使去年本 來要在人大會議上通過，也因為反對聲音太大而拖到今年。

會議期間，反對《物權法》的人士還開大會。然而因為黨已經事先關照媒體不得報道雜音，特別是全國人大這個表決機器還管用，所以最後投票表決時，以百分之九 十七的高票率通過。這些代表是一黨專政下的特權階層的代表，這個《物權法》最終是保障他們利用權勢搜刮到而成為自己私產的利益，他們會與自己過不去投反對 票嗎？ 該期出版的《財經》雜誌，因為必須抽掉有關《物權法》與「魯能」的兩篇文章而不能依期出版。有關《物權法》的文章大概違背了中央精神，至於「魯能」，則是 權貴子弟以幾十億買下六百幾十億的魯能，是將國有資產變為私有、化公為私的範例，在私有以後，自然也受到《物權法》的保護。

對漢奸言論判監成為笑料
「兩會」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其實不是參政而是「議政」而已，雖然上級會關照一些禁區不得討論，然而還有不少空間可以任他們「自由發揮」，最典型的就是身 兼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的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表示，國內報章現在漢奸言論充斥，他將提案要求擬訂「漢奸言論懲治法」，對為歷史上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行為辯 護的漢奸言論，處以最高二十年徒刑。

去年因為刊登「漢奸言論」的「冰點事件」當事人、《中國青年報》的「冰點」主編李大同指喻的提案是「一派胡言」。不知道這個「胡」是胡來的「胡」，還是胡 錦濤的「胡」？廣州的《南方都市報》更專訪「冰點」刊登他的文章而惹禍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他說：「三月六日上午，有記者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政協委員 要提議制定一個『懲罰漢奸言論法』的法律，因為有人發表了很多叛逆言論，為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翻案。我邊聽邊覺得好玩，電話交談中我從頭笑到尾。」

按照喻權域的標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是該判刑的漢奸。毛澤東二十年代贊成蒙古獨立，三十年代贊成台灣獨立，六十年代割讓領土給緬甸；八十 年代鄧小平贊成釣魚島主權未定留到下一代解決；江澤民、胡錦濤則確認不平等條約中被俄國侵佔的領土，江澤民還把白頭山的中國領土給了北朝鮮。他們這些是漢 奸行動而不是言論，是否該槍斃和鞭屍？

腐敗不再被關心？

前幾年，腐敗一直成為「兩會」的話題，但是這兩年已經淡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老生常談，人們疲掉了；二是腐敗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兩會」的不少代表、 委員都腐敗了，還談甚麼？連一些被認為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也被人們要求公佈收入來源。當然這只是打空炮，有種的就去追查江澤民的兒子、李鵬的子女、胡錦濤的 女婿、溫家寶的兒子與老婆！

前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還在「兩會」的名單內。政治局常委黃菊抱病從上海趕到會場亮相，顯示自己的健康，更重要則是「清白」，說明即使胡溫要挖上海的腐敗根子，也因為利益上的息息相關而必須妥協。

御用機構早已經在製造「主旋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去年年底發表的《二○○七年社會藍皮書》裡就指出，「看病難、看病貴」首次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今 年一月底，中紀委調查顯示：在群眾認為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比較突出的部門中，醫院排第一，佔63.43%；在當前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中，「看病 貴」排第一，佔69.09%。醫院沒有錢不看病固然可惡，但是把他們排在「首犯」，不是為那些貪官污吏解脫嗎？難道將來中紀委的「雙規」主要目標是醫院的 院長、醫生和護士及其他醫療工作人員？造成這種「金錢人道主義」的罪魁禍首，難道不是領導一切的共產黨嗎？

人民幣改為華元的荒謬
有一位政協委員建議人民幣改名為「華元」。理由是「主體概念」不明確，缺乏特徵；不利於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認可度與知名度仍然不高等等。這簡直是胡說八道。

溫家寶在記者會給了最好的回答，他說：「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一切屬於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歸功於人民……政府工作人員除了當好人民的公僕以外，沒有任何權力。」這樣多的「人民」，怎麼可以少一個人民最關心的「幣」？

人民就是中國最大的主體，最大的特徵，豈止人民幣，還有人民政府、人民銀行、人民鐵路、人民警察等等，難道因此全要改為「華府」、「華銀」、「華警」？至 於知名度，又怎麼會不高呢？美國三天兩頭要人民幣升值，成為世界性新聞，為此中國股票大升，北京傷風，全世界打噴嚏。可見這位政協委員不看書、不看報、不 炒股票，到北京開會就亂講話。

即使人民幣稱呼不妥，也不必踐踏。有政協委員竟然說，人民幣是全世界最髒的貨幣，因為中國一張鈔票有多達十八萬種細菌。是不是因為「灰色經濟」與「黑錢」太多了？

李肇星「肉麻當有趣」
李肇星在擔任駐美大使時，因為好勇鬥狠而又言語粗暴，被華府的政治人物稱為「紅衛兵大使」。他擔任外交部長後，寫一些口號式的詩歌而被拍馬屁為「詩人部長」。也因為沉溺在政治口號中而改不了好鬥本性，特別是談到台灣問題時，更是粗暴與自大狂，非常使台灣人反感。

這次李肇星的記者會，有台灣記者提問時先恭維他在台灣「知名度很高」，他竟自作多情認為「那麼多人喜歡我」；因為天冷，他給提問的台灣記者揉臉頰，引發記者們驚呼，黨報評論為「慈祥」，台灣則說他「肉麻當有趣」。不論怎樣，即將退休的李肇星正努力做最後的表演。

溫家寶賣弄文才
按照慣例，大會結束前是總理溫家寶的記者招待會。此時溫家寶也成了「強弩之末」，也許他從來沒有強過。加上境外媒體提敏感問題，例如西藏問題、台灣問題、中日關係等等，他要花很多時間「演練」，所以媒體形容他此時已是憔悴、傷神、疲憊等等。

然而號稱「平民總理」的溫家寶，還是要在每次開記者會時摒棄「平民」身份而扮演「文人雅士」，不用平實語言而賣弄古文，引經據典。且不說這會使只讀《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的胡錦濤感到很不是味道，而且那些硬套進去的詩詞是否合適也是問題。

一位台灣記者最欣賞的是溫家寶在講述兩岸關係時所引用的劉禹錫名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台灣記者不知道，這是六十年代中共每次批判「蘇 修」所必須使用的字眼，已經用到爛了。現在蘇修滅亡，中共拿來對付台灣了。但是真正談到台灣問題，也只有外國記者敢問中共學習台灣民主的問題，溫家寶答都 不敢答，因為民主是中共的要害問題。台灣記者為了怕得罪中共，甚至希望因為總理大人的點名而成名，哪裡敢提出令溫家寶難以回答的敏感問題？

溫家寶在談到中日關係時還引述管子的話：「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既然知道要「除怨」，那麼首先應該解決自己國家長年累月積存的怨氣，不但是貧富分化 的怨氣，還有六四的怨氣，在今年反右五十周年時，當年「右派」和他們的子女因為五十年來的怨氣而要求的賠償……。既然要「修近」，就先解決自己國民的問題 吧，那不是「一衣帶水」，而是在自己的衣兜裡呢。根據「毛偉大」的教導，不能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呀。

香港誰出任全國人大常委？
「兩會」明年要換屆了。香港的政協副主席有兩個，董建華升任不久，會做到「老」；霍英東不久前去世，誰來頂替會引發競爭。最好玩的應該是人大常委的職務。 當年是金利來主席曾憲梓與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吳康民之間的競爭。這次據說是香港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有意競逐這個位置在大會結束前香港區人大最後一次小組會 議，曾憲梓發表了超過半小時的「離別宣言」，講到自己年紀大可能會退下，更激動得當眾落淚。曾憲梓從十七歲講起，說讀中學靠國家給錢，以後離鄉別井來港， 站在羅湖橋時他就暗裡發誓，要來香港賺錢報答祖國，報答共產黨。他在香港每天工作二十小時，生活儉樸，「賺到少少錢，就毫無疑問地捐給國家」。後來因過度 勞碌搞壞了身體，患上腎衰竭。他還謙虛的表示，自己的人大常委工作做得不夠，學識水平又低，不太懂得講話，樣子又好像很兇，「但其實我根本不是這樣的 人」。

不知道這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愛國表白會不會打動共產黨的心，讓他去轉任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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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解讀「和諧社會」

田牧@chengming
這些天網絡上對二○○七年的「春節晚會」一片批評之聲，各說各理，我認為晚會的政治化情節是主要癥結。 原本除夕之夜，是一個該樂、該鬧、該笑、該狂的時刻，數億的觀眾翹首以待電視熒幕，可央視給人們帶來什麼歡喜「春晚」，刻意的政治宣傳一目了然，主辦者苦 心設計了一台歌頌「社會和諧」的主旋樂章。宋祖英唱的什麼歌？好好的「辣妹子」、「等你來」不唱，一嗓子吼出了「和諧樂章」，真是倒足了全國觀眾和海外華 僑的胃口。

我假借《爭鳴》雜誌的一席之地，就「和諧社會」，說三道四地議論幾句。

　「春晚」不應搞政治宣傳
我並不歧視「社會和諧」一說，但是在「春節晚會」搞此類宣傳至少有兩點不該。 第一，娛樂晚會不該搞政治宣傳。一年一度的過大年喜慶時刻，央視卻借機包裝硬塞給天下人一些私貨--政治宣傳品，騷擾和影響了百姓的休閒、娛樂興趣。這些 天恰恰也是德國的狂歡節，人們撇下一切崇高的政治、嚴肅的工作，一個勁地樂、鬧、笑、狂，只要樂意，人們將科勒總統、梅克爾總理拿出來逗樂子取笑，這就是 節日的歡樂，節日的喜慶！民主國家還有這樣的憲法規定，不能在公立學校講堂、公眾會場進行某一宗教、某一黨的宣傳，這是涉嫌強人所難的說教，屬於一種侵權 行為。我以為，公眾的慶祝晚會也不能塞進政治說教內容搞宣傳，這也有強加於電視觀眾政治說教的嫌疑，更何況影響人們的娛樂權、歡慶權，嚴格的說也是侵權行 為。

第二，「和諧社會」不應對庶民搞宣傳。「和諧社會」是中共統治者的治國之策，是統治階層應該思慮和籌劃的工作，就是小民們樂意參與，也不具備這樣的權利。這些「春晚」的編導者們自己沒有搞清楚「和諧社會」是什麼，就一味的獻媚，真令人作嘔！

正確理解「和諧」之道
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不是什麼壞東西，它指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界、區域與區域、族群與族群、國家與國家等和睦相處，休戚相關的共存，其包容性達萬物世界、宇宙蒼穹。

「和諧社會」的核心是什麼？有人引經據典，扯出老子的「和諧」治國思想。那好，我就順杆爬，引用老子之道，「道可道，非道」，一句講不清的道，老子留下了 五千餘言著述論證。老子的治國之道是對統治者而言的，無論是「陰陽」和諧，還是「無為而治」，抑或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等，每一條、每一點都 是在教導統治者治國之心、治國之策、治國之道。

我牽強的感悟，道是萬物之本原，它賦予萬物生命個性，造就了萬物與世界之美；道是萬物生命的規律，「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成就了萬物和世界之美，蘊含著內在「和諧」的規律到達終點。譬如說人類今天認識了自然界生態平衡的重要性，這也就是老子言及的內在規律--道。

什麼是自然生態內在平衡的規律？舉一例說明：美國黃石公園的樹種豐富，被譽為樹木的天然基因庫。它的發展走過了一段曲折的彎路。據一些資料記載，二十世紀 初這裡是一片茂密旺盛的森林，但在以後的半個世紀內這裡的森林開始枯萎和逐步荒蕪，眼看引起了一場生態危機。經過美國科學家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結論是：黃 石高原麋鹿數量驚人的增加是森林萎縮的主要原因。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大量屠殺野狼，造成麋鹿數量飆升，茂盛的楊樹、柳樹幼苗遭到麋鹿蠶食，至此森林植 被每況愈下，這是人類屠殺狼、破壞生態鏈而造成的後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黃石公園管理署引進加拿大狼，修復了自然界的生物鏈，使得森林、麋鹿之間的生態 平衡重新得到控制。幾年後黃石公園森林境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同時也帶來了生物界良性連鎖反應。「引狼入園」，修復了黃石公園的自然生態鏈，也使得人類受到 了深刻啟發，讓人們認識到「生態鏈」對保護自然界生態平衡的重要性。

社會政治生態平衡才能和諧
自然界是如此，人類社會政治生態也是如此。社會政治生態同樣具有政治生態鏈，同樣需要社會政治生態的平衡，同樣存在內在的規律。「社會和諧」實際上表明了 政治生態鏈的平衡規律--道。中國共產黨的反貪力度逐年升級，可腐敗案例無論從規模上還是數量上都在急速上升，愈演愈烈，依靠重刑並未能止住貪腐案例蔓 延。二○○六年中共官員貪腐案例達到六萬餘件。自古對貪官處以極刑堵漏洞。明太祖朱元璋尤為嚴厲，上萬人被處死，幾萬人被投入囹圄，有處死官吏甚至被剝皮 塞入稻草，置於衙門一側以警告其他官員。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幾代皇帝在今人眼裡算得上是兢兢業業、克勤克儉治國的好皇帝，但大清半壁財富還是吞入和珅 的私囊。自古中國就沒有杜絕貪腐惡瘤，為什麼酷刑也不能起到震懾作用，這其中是否存在內在的社會生態鏈的因素。據說，美國黃石公園管理署最初也是採用最簡 單的槍殺麋鹿方法，然而收效甚微，這恰恰應了老子的「道可道，非道」的說法。

自然界生命分陰陽，人類社會層也存在陰陽，只是人們不是以「陰陽」稱謂。譬如在中國以統治者、執政黨、主流媒體等為一面，而另一面則是被統治者、反對派 （中國不容反對黨）、異議人士（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等。人類發展歷史告訴我們，社會每前進一步，都留下了反對派挑戰的痕跡。有了馬丁路德的新教學說挑戰， 宗教界引起了一場改革，使得天主教趨向人性化和世俗化。有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挑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才經歷了一次挑戰、修正和完善，出現了一大批完 善、先進的西方民主國家，使得人類社會有了新的發展目標。人類歷史就是在這樣鬥爭、調和、修正、完善中螺旋形的上升和發展。

達至「和諧」不能靠歌舞宣傳
中國離「和諧」的祥和境界太遙遠了，因為中國沒有社會的制衡機制，貪官污吏的天然剋星，新聞監督、競選制度、依法治國三大法寶被統治者遺棄，尤其是社會的 制衡群體（民運人士、異議人士、宗教人士等）不是被投入監獄，就是拒之於國門之外。由於社會政治生態鏈的斷裂，社會不可能呈現「和諧」盛世。目前中國不是 朝著「和諧社會」發展，而是朝著分崩離析的方向蔓延。社會的對抗群體不斷擴大和增加，從原來民運異議群體、宗教群體，增加到近年來的弱勢維權群體、無房群 體。假如不採取積極的措施，中國社會衝突是早晚的事，總有一天會撕裂眼前暫時的和諧假像。

真正的「和諧社會」，是包容社會各個階層，包容社會每一個人，是一種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政治的和平相處、共存、制約，通過內在規律的和諧，達到社會 政治生態的平衡。據我看來，西方民主國家反而更符合和貼近「和諧社會」的境界。中共官方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至少是認識層面上又邁出一大步。「和 諧社會」不是依靠歌舞宣傳一蹴而就，它需要制度作保障。譬如，開放新聞自由，釋放所有的良心犯，開放黨禁，建立競選制度，依法治國，並納入到國家的憲法。 這樣才能真正對貪腐現象防患於未然，對社會其它矛盾衝突通過政治生態鏈的平衡和消化，為構建「和諧社會」開放綠燈，敞開通道，提供保障，真正意義上達到老 子的「無為而治」的和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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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物權法非彼物權法

王維洛@chengming
私人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
二○○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高票通過了物權法。

中國有句俗話：有土斯有財。中國城市的土地歸國家所有，私人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而只能擁有土地使用權，住宅用地的土地使用權期限為七十年。中國人購買一 處房地產，獲得兩份文件，一份是土地使用權證書，一份是建築物所有權證書。看起來，建築物和土地使用權是可分離的，但是在技術上兩者是不可分離的。中國成 語中有「空中樓閣」一詞，生動地說明沒有土地，要建造樓房，是不可能的事。梁啟超先生在《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中就寫道：「其空中樓閣的理想，誠足以自 慰。」

根據德國的基本法，建築和土地是不可分的，建築從屬於土地。土地所有權擁有者，不僅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也擁有該土地上的建築所有權。德國人購買一處房地 產，獲得一份地契，土地所有權歸您，土地上的建築物的所有權自然也歸您。在德國也有和中國相似的土地使用權，不過這種類型的房地產在德國只佔百分之五，而 且土地使用期為九十九年，比中國長。

在中國，七十年後，土地使用權到期，國家收回土地使用權，土地上的建築物也隨土地使用權回歸國家。新通過的物權法，沒有規定此時國家必須給予賠償，這顯然 是違反物權法的平等原則的。七十年後，今天的房地產投資者又將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而在德國，土地主收回土地使用權時，必須對建築物進行賠償，土地 主不能通過收回土地使用權而額外地獲得其他物權。

物權法沒還地於民化公為私
另一個問題是土地使用期的延長問題。由於建築物使用期長，而土地使用期短，土地使用權到期後，是否可以延期？此次通過的物權法雖然比較明智地規定，如果國 家不收回土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可以自動延期，這對使用權擁有者有利。但是物權法沒有明確規定，自動延期時，是否需要再次向國家交納土地使用權費，按什麼 標準交納土地使用權費。按照物權法的原則，最大的可能是在延期時，必須再次交納土地使用費，土地使用費的高低由當時的「市場價格」所決定。在物權法規定的 框架內，中國房地產的保值和增值的功能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德國，投資房地產，最主要的是取得土地的所有權，因為擁有土地所有權，也就擁有建築物的所有權。這塊土地，這房子，從今天到將來，永遠永遠屬於您，房地產的增值也屬於您。真正是「有土斯有財」。

如果通過的《物權法》讓私人可擁有土地所有權，才真正是具有「還地於民、化公為私」的歷史性意義。

沒保障土地使用權不受侵害
中國的房地產大部分是公寓樓中一套住房，而這座公寓樓又是某居住小區中許多建築物中的一部分。比如一個居住小區中有兩千戶，這座公寓樓有五十戶，每戶的建 築面積都為一百平方米，您擁有其中一套住房。在土地使用權證書和建築物所有權證書上所登記的都是您所擁有的建築面積，比如說，╳╳市╳╳街╳╳號╳╳地塊 上一百平方米建築面積，這是一個絕對數。但您不知道這土地上一共有多少建築面積，這個建築面積是否可以再擴大。這是一個開放體。

在德國，同樣是公寓樓中一套住房，地契登記中不注明居住面積的絕對數，而是注明該土地的面積和您所佔有的土地份額，比如土地面積五百平方米，百分之二的份 額。這是一個相對數。那麼這公寓樓中五十套一樣大小的住房，有五十本地契，每本地契佔有百分之二的份額，一共是百分之一百的份額。這是一個對外的封閉體。

不要小看這個地契登記中的區別。在中國，一個小區的物業管理可以在這開放體（小區內）再增建樓房，也可以在這座公寓樓的一樓加蓋商店建築，在兩側加建其他 住房建築，在頂樓加蓋一層樓等等，也可以在原來規劃的綠地上再建樓房。比如，這座公寓樓的總建築面積由原來五千平方米擴大到一萬平方米。按照中國的物權 法，物業管理這樣做，並沒有侵害您的一百平方米建築面積的權利。但是實際上，您的權利受到了很大的侵害，因為您所佔有的土地使用權的份額已經大大地減小 了。

在德國，由於土地上的總份額永遠是百分之一百，不可能再插入其他房主。如果要增建其他建築，這產權也屬於原來五十位房主。如果總建築面積由五千平方米擴大 到一萬平方米，您擁有百分之二的份額，您的建築面積就從一百平方米擴大到二百平方米。這樣的封閉體，房地產主的權利不會受到損害。

百姓不可能是物權法受益者
中國物權法規定，對房屋拆遷要進行補償，但沒有規定要按照市場價格進行賠償；同時也沒有規定，對失去的土地使用權要進行賠償。法律制定者認為，土地所有權 屬於國家，所以無須對私人失去的土地使用權進行賠償。但是在房屋拆遷實踐中，一些地方政府，如北京政府規定，對某些社會「重要人士」所失去的土地使用權進 行補償，但這個規定不適用於一般民眾。在德國，在房屋拆遷中，對失去的土地使用權一定要進行賠償，和被涉及者的身分無關。

住房屬於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國際上把每平方米的房地產價格和平均月工資收入的比例，作為評價房地產價格高低的一個標準，一般認為此值應該在一以下，不能超 過一。這個值在北京為五，德國為一，可見中國房地產價格之不合理。如果仔細分析，北京的指標值實際上遠遠高於五，因為此房地產非彼房地產。北京每平方米的 房地產價格為月收入的五倍，這已經很不合理了。但是仔細分析起來，由於房地產價格中的定義不同，包含的內容不同，如果按照德國房地產價格的定義，北京每平 方米的房地產價為月收入的十倍甚至更高。毫不誇張地說，就住房價格痛苦指數而言，中國是進入了世界「最先進的行列」。房地產價格高，老百姓沒有能力購置房 地產，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成為剛剛通過的物權法的最大受益者。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54/354spfeature/spfeature04.html

物權法爭論者背後的政治較量

劉曉波@chengming
醞釀已久、一波三折的《物權法》草案，終於在今年全國人大會議上提交審議並高票通過。因為這是中共執政以來第一部明確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更因為圍繞著 《物權法》的爭議愈演愈烈，所以，《物權法》成為今年人大會議的第一焦點，不僅世界各大媒體一直跟蹤報道，而且即便《物權法》已經通過之後，激烈的爭論也 並沒有因此而停止。

物權法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物權法》是在二○○四年保護私有財產入憲的基礎上制定的產權法，為的是在法律上進一步明確、細化產權和保護私有財產。當然，在政治上一黨獨裁體制沒有發 生根本變化的制度環境下，這部《物權法》對私有財產的界定和保護肯定還有諸多不完善之處。一，仍然堅持土地國有制，沒有做到「還土於民」；關於土地產權的 界定，明確界定的權利僅僅是土地使用權（包括農民宅基地使用權、農用田使用權和城市建築土地使用權等等），也就無法避免在農村土地開發和城鎮拆遷中強勢官 商對弱勢民間的掠奪。二，由於新老左派的激烈反對，今年提交人大審議的《物權法》（草案）已經作了修改，突出了對「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肯 定，公有財產權的地位仍然高於私有財產權；所以，本該叫《財產權利法》的法律，為了意識形態避嫌而取了個很彆扭的名字《物權法》。三，在《憲法》規定的財 產保護原則下，《物權法》如何與《行政法》、《刑法》、《經濟法》等法律共同組成保護財產的法律網絡來發揮作用，也就是當個人財產受到侵犯時，如何懲罰侵 權者就需要《行政法》、《刑法》作出具體規定，這些配套法律並不完善。

雖然，在中國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還不可能制定出一勞永逸的《財產權利法》，但這部《物權法》仍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首先，各類物權的細化和明確界定，改變了長期以來的模糊產權，使產權邊界變得清晰，而明晰的產權界定將增加官權侵犯民權、權貴掠奪民財和國有資產的難度。 其次，對國家、集體和私人的物權實施平等的法律保護，也保障各種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改變了對私有物權和民營經濟的長期法律歧視，使民間權利清單增添 了新的內容，也就等於增加民權博弈官權的制度資源。第三，最為重要的是私人產權的明確界定與法律保護，這在中共掌權後的立法史上還是第一次。它有利於依法 保護權利人的物權，使私有財產不再受到質疑和歧視；也有利於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逐漸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第四，《物權法》通過之後，將在實踐中受到踐行 和檢驗，民眾可以利用這一法律來捍衛個人財產，通過法律的實際運用來提升和健全關於財產權利與法律公正的公民意識，形成尊重個人權利和法治規範的行為習 慣。

健全的市場經濟來自明晰的產權界定和對產權的法律保障，《物權法》正是向著這個方向邁出的一大步。所以，在改革以來的中國立法史上，還沒有哪一部立法像 《物權法》這樣重要；也沒有哪一部立法引起這麼長期而激烈的爭議--這部法律草案醞釀十三年，五年之內修改了七次，新老左派對它的攻擊伴隨著全過程，至今 仍然不依不饒。儘管這些新老左派不過是言行背離，說的是社會主義而做的是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在現實生活中，新老左派像絕大多數國人一樣在乎私產，那些作 為社會名流的左派也像商人一樣經營著自己的資產。在此意義上，《物權法》的通過，是中共掌權以來的立法史上最重要的法律。

鄧小平的「不爭論」已失效
近些年，無論是「朗旋風」引發的關於改革方向的大討論，還是新老左派將積蓄已久的不滿通過反對《物權法》公開發泄出來，恰好說明了跛足改革所積累的社會危 機及其不滿，已經強烈到使鄧小平的「不爭論」諭旨徹底失效的程度。首先，現實問題無法迴避，跛足改革造成社會危機不斷加深且越加醒目，此起彼伏的民間維權 凸現出嚴重的社會不公和強烈的民間不滿，這樣的現實遠非當局的壓制所能完全消除。其次，寡頭權爭無法擺平。強人鄧小平的離去使中共高層失去一言九鼎的人 物，寡頭之間的權爭處在誰也無法吃掉誰的狀態，失去絕對權威的寡頭獨裁體制很難壓制住黨內各派的不同聲音。最後，言論管制無法奏效，互聯網提供難以完全被 封鎖的信息渠道和表達平台。如果說，當局對傳統媒體的控制還有效的話，那麼，當局對互聯網的控制即便日益加強，也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正是借助於網絡，社 會的黑暗和不滿得以不斷曝光，各派的不同政見得以公開發表。民間異見和體制內歧意的公開表達已經難以完全封鎖。

所以，關於改革的方向和政策的爭論早已開始。一九九九年李慎之先生的檄文《風雨蒼黃五十年》，是自由派質疑鄧小平模式的力作，以批判跛足改革和呼喚政治改 革為主題，發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條件已經爛熟」的呼聲。鄧力群等人質疑三個代表的「萬言書」是新老左派反改革的政治宣言，以高舉毛澤東旗幟和批判市場化 私有化全球化為主題，最為鼓動人心的口號是「中國改革到了最危機的時刻」。十六大後，國內輿論的一大熱點已經是關於產權改革的激烈爭論。自由知識分子強烈 呼籲通過修憲來完成產權改革，新老左派強烈反對私產保護入憲。現在的《物權法》草案之爭，不過是上述爭論的延續而已。

左派反對物權法的理由
新老左派反對《物權法》提出的主要理由有二：一，這部法律主要體現了政權及其強勢集團的意志，保護的主要是權貴階層的財富，使分配上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 合法化。二，這部法律事實上保護了資本原罪和腐敗所得，特別是讓非法侵吞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合法化，必然加快國有資產的流失。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言 論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本來，去年人大會議就計劃審議《物權法》，但鞏獻田發表了反對《物權法》的一封公開信，居然就使這一法律程序被迫擱置。他 認為《物權法》有三大弊端：一，違反了《憲法》中「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條款；二，只利於保護少數富人的財產權，將導致國有資產進一步流 失；三，該草案背離社會主義原則，開歷史倒車。

我讀鞏獻田公開信的第一感覺，是為北京大學法學院臉紅，類似鞏獻田這樣的教授，應該去意識形態衙門當官，而不應該在北大當教授。在他的信中，儘管也提到 《憲法》，但通篇都沒有從法律的角度談問題，而完全是意識形態仇恨的宣泄，宣泄對市場化和私有化的仇恨。他甚至說：「窮人打狗棍不能與富人寶馬別墅一樣保 護」。按照這個邏輯，只有窮人的打狗棍應該得到特別的保護，而富人的別墅就不應該保護。難道他就不明白，保護私產的標準，不是貧富而是合法非法。合法的財 產再多，也要保護；非法的財產再少，也不能保護，並要受到司法追究。

今年，《物權法》的反對派再次掀起大規模的抗議浪潮，三千五百名退休高官和學者發出一封簽名公開信，強烈籲請全國人大做出決議糾正國企私有化。儘管，這封 公開信沒有明確提出反對人大審議《物權法》，但那種強烈的反對市場化私有化的傾向，與鞏獻田的公開信如出一轍。新左派韓德強批評《物權法》「將使非法所得 合法化」，《物權法》「太自由主義、太右，是倒退回十八世紀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

改革方向和路線的政治爭論
中國政治的匪夷所思在於，去年，一個教授的一封公開信就讓《物權法》的審議被擱置。今年，三千五百人簽名的公開信卻無法阻止《物權法》提交審議並通過。這 說明，圍繞著經濟改革的私有化方向及保護產權的《物權法》的激烈爭論，實質上是一場政治爭論，即關於中國改革方向及其路線之爭。這爭論不僅來自社會各界， 也來自中共高層內部。《物權法》是否提交審議和通過，主要取決於中共高層的決策，參加會議的人大代表實質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在反對《物權法》的先鋒鞏獻田等人的背後，是以李鵬為代表的黨內保守派。正是在李鵬等人的支持下，他在去年兩會前致信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草案才會被擱置。 今年他再次寫信給李鵬，李鵬批示後轉給吳邦國，吳邦國轉給胡錦濤和溫家寶。但這次胡溫不再買賬，下令確保《物權法》高票通過。兩會前，胡溫派出多個遊說團 前往各地，意在說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三月初各省人大代表團抵京後，胡溫臨陣動員，特別要求中共黨員投贊成票。

與此同時，中宣部嚴令媒體不得炒作有關《物權法》的爭論，即便是贊成《物權法》的聲音也暫時消音，這就是著名《財經》雜誌推遲出版的原因。兩會前，有關當 局也找鞏獻田談話，要求他閉嘴--停止串聯簽名，不接受媒體採訪，不在網上發文章。所以，兩會期間，再也聽不到鞏獻田的聲音了。

儘管我不贊同左派，但我堅決反對當局封殺圍繞《物權法》的討論，無論是左派的反對還是自由派的贊成，都有公開發表並堅持自己觀點的言論權。而且，唯有公開的辯論才能讓真理凸現，也才能讓全社會關注這部關係到家家戶戶財產的法律。

左派們杯葛《物權法》，不僅來自黨內高層保守派的支持，更來自胡溫政權對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的堅持。在將近三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儘管市場化和私有化已經是不 爭事實，但中共政權在口頭上仍然死抱住正統社會主義觀念不放，強調什麼國有經濟的主體性地位。比如，二○○四年修憲時，很多人根據平等保護的法律原則提 出，《憲法》上寫有「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那麼在「保護私有財產」入憲時，要麼應該寫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要麼乾脆去掉「神聖」二字，只寫 「同等保護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但是，在經過修改的《憲法》中，「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保留未動，新增添的保護私產被表述為「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沒 有「神聖」二字，也就是在《憲法》層次上仍然堅持「公產」高於「私產」。以至於，國企轉制中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就是犯罪，而國家壟斷行業用特權來排擠民間資 本和搜刮民財卻是正當的，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升值。在此次人大會議上，王兆國所作的《物權法草案》說明也再次強調：「制定物權法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的需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正因為傳統意識形態的瓶頸難以突破，才為新老左派的極力反對私有化及其相關法律的出台提供了「政治正確」的支持，他們才敢於放言無羈並徵集到三千五百人的 簽名，致使為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法律正名工作舉步維艱。新老左派們反對《物權法》之聲，可謂群情激昂，然而，他們所要捍衛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資產，實際 上早已淪為似是而非的「道理」。

世界性的公有制試驗已經證明，所謂的「國有資產」，事實上是沒有明確產權歸屬的財產，因而，國有資產往往是無人負責且經營效率最低的資產，進而是掌握國家 權力的權勢階層可以任意支配的資產。說到底，公有制是「權力所有制」，國有經濟是「權力經濟」，財富的控制和分配完全掌握在官員們的手中，廣大民眾只有創 造財富的義務，而沒有分配和享受財富的權利。公有制、計劃經濟及國有資產，不僅是通向奴役之路，也是孳生一個腐敗墮落的權貴階層的溫床。

紙上正義與現實不義的反差
《物權法》的出台，固然是法律對現實經濟變革成果的制度性肯定，也讓私產權擺脫了長時間的制度和道德的雙重歧視。但在黨管司法的體制下，當法律進入現實操 作之後，如何才能擺平「紙上正義」和「現實不義」之間的巨大不對稱，是擺在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難題。特別是，產權改革必須面對個人財產積累的制度性原罪， 《物權法》的通過並不能赦免不法之財，也不會中止關於改革方向的討論。

我認為，在中國的現實中，產權改革和私產權保護先行具有邏輯上和經驗上的雙重合理性。從道理上講，私有產權堪稱孕育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子宮， 是人類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權利，也是維繫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根基。從制度文明的角度講，私有產權是憲政的基石、人權的屏障、市場的核心、繁榮的動力和長治 久安的保證。在私有財權得到法律保護的制度下，每個人都可以憑藉個人能力來致富發財，私有財產保證了個人的經濟獨立，從而激發出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帶 來整個社會財富不斷增長，就業機會不斷增多，社會的大多數人口變成殷實的資產階級，民富必然帶來國強。

也就是說，產權改革絕非單純的保護私產的問題，而是直接涉及到國民權利和社會公正的問題。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和實現社會公正，應該是產權改革的題中應有之 義。私產權保障是削弱官權的至為關鍵的第一步。完善的產權制度的確立，不僅是國民理應擁有的權利，而且是政府權力退出市場的先決制度條件，有利於健全市場 的發育和獨立的民間社會的培育。

從經驗上講，任何一個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的形成，毫無例外地是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長期博弈和相互妥協的結果。通過妥協的方式來調節利益衝突，在為強勢集團 留有餘地的同時，也會鼓勵其推動政治改革的決心。而對於弱勢群體來說，爭來的權利遠勝於官賜的麵包。弱勢群體同強勢集團博弈的最佳路徑，不是暴力造反或讓 皇帝開恩，而是通過持續的非暴力反抗達成民權的漸進擴張，讓法律保障的民權清單不斷增加。

產權改革是間接體制轉型
與此同時，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民間的持續成長，也將導致各種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組，其力量對比也會隨之不斷變化，現在的權貴集團不可能永遠處於優勢地位。所 以，在政治改革無法啟動的現實面前，產權改革不失為間接的體制轉型，可以為政治改革提供基礎性制度依託。特別是涉及到修憲層次的產權改革和民法層次的私產 權保障，對推動制度進步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它必將在權利層次上促進人權保護、民間社會成長和限制政府權力。

從社會公正的角度講，沒有以權利平等為起點的社會公正，就沒有基本人權的保障，也不會有良性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弱勢群體更需要平等權利的法定保障，只有依靠法定的權利平等，弱勢群體才具有了與強勢集團討價還價的資本。

當私產權入憲和《物權法》完成之後，怎樣保證這些法定權利的具體落實，將要求相關司法制度的連鎖改革，即紙上的權利必須得到相應的司法化保障。為了落實私 產權保障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必須以相應的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為前提，還產於民的分配公正能夠落實為每個國人的權利保障，還必須取決於能夠啟動還政於民的政 治改革，讓言論自由、選舉自由等落實為每個公民的法定權利，才能最終讓法律正義落實為憲政民主。

二○○七年三月十八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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